特朗普“杀死”全球化后，内循环变得更重要了

内循环与外循环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当下，内需为主导的内循环变得更重要了。

文 |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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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不断见证历史。

从北京时间4月3日开始，特朗普宣布了前所未有的、连无人的企鹅岛都未能幸免的所谓“对等关税”，随后全球股市犹如从10楼跳下来，蒸发掉近10万亿美元市值。

上次股市出现这样的暴跌还是全球遭遇新冠时期，但特朗普似乎显得非常淡定和强硬，表示不会暂停关税政策，同时他也表示，许多经济体的领导人正寻求与其谈判。

很多人纷纷猜测，这又是他惯用的“交易的艺术”——提出一个远高于预期的条件让对手无从下手并大肆宣传，然后通过反复无常的变化给对手施加压力，最后给出次优条件让对手急于接受了事，从而达到最初想要的结果。

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呢？

有很多，比如通过关税向其他国家多收钱，通过贸易壁垒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衰退制造美元贬值、缓解偿债压力。

在此期间，中国进行了反制，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加征34%关税，特朗普随后又对中国新增了50%的关税，中国又进行了第二轮反制。

正当人们还在旁观特朗普如何运用“交易的艺术”给如此大的“人祸”收场时，他于4月10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将对不采取报复性行动的国家实施90天的关税暂停，但是上调对中国的关税至125%。

“对等关税”正式生效后不到13小时又暂停了，给这场关税闹剧再增添了许多戏剧性。

面对众人的质疑，特朗普辩解说这叫“灵活性”。或许他从关税引发的股市、债市混乱以及“金主”们的强烈反对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性情多变的“超级大国”一号位让本就疲弱的全球经济和紧张的国际贸易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前几天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世界已经改变，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不会终结，但像过去那样大家能暂时搁置文化、制度、信仰的差异，专注于合作与赚钱，跨越五大洲的全球自由贸易是真的结束了。

之前的全球化由欧美国家主导，特朗普这样一折腾，等于自己把全球化的桌子掀了。

但这绝非他个人的一时冲动，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很多经济学家把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失衡”二字，是非常准确的。从内部来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变大以及社会分化，外部来看就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变大。

对于美国来说，全球化利好跨国企业、科技及金融企业，苹果、星巴克、麦当劳、微软等行业巨头原先只是面对3亿人的市场，现在有机会卖给70亿人，

他们是全球化的拥趸。

所以不难理解，特朗普对全球发起关税袭击后，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强调“加州不是华盛顿”，主动与联邦政府划清界限。加州是美国高技术产业的聚集地，最不愿意打关税战了。

但大多数工农业打工人正好相反，原先只跟本国人竞争，现在卷到全世界，跟同行业的几亿人竞争，甚至还丢掉了工作。

当社会没有通过制度及时填补上这个差异鸿沟，就使民众出现了分化和对立，失意者越来越多，特朗普就成了他们的“嘴替”，首当其冲的就是贸易。

贸易一方面关乎金钱和岗位，另一方面还常常能让普通民众联系到别国的“经济入侵”、大公司出卖国家利益等，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国内一系列矛盾都可以通过贸易这个出口发泄出来。

这也就不难理解，凭借研究国际贸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贸易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在贸易方面做得无论对错，相比在医疗服务上造成的混乱不堪，影响其实要小得多。

而从外部来看，欧美主导的全球化拉大了国家间的贫富差距。

尽管全球化把发展中国家也拉入到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但了解国际贸易知识的都知道，发展中国家加入的是以生产要素为主的国际分工，就是把一件产品所涉及的生产要素切得很细，发展中国家只要有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就可以参与进来，门槛很低，但都是一些附加值很低资源、劳动密集型环节。

跨国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把发展中国家压制在低附加值生产活动中，自己则负责高创新、高附加值的核心环节。这进一步拉大了国家间的差距。

之前日本、韩国参与国际贸易时，全球分工还没有演变到这种形态，参与的门槛还比较高，分工的基础还是最终产品，如果一国拿不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就很难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所以日韩产业水平相对比较高，但后续参与进来的发展中国家更多只是沦为高端产品组装、中低端产品加工的工厂。

当然，这里的例外就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中国从最早的“三来一补”向高端技术攀爬，从出口服装、家电、家具等为主转变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等，给了欧美市场强烈冲击，改变了他们起初设定的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格局。

而且，由于欧美国家只捡利润最高、最轻松的金融等虚拟产业，把大量制造业转移，造成了产业“空心化”，美国从本世纪初到现在产业工人都减少了近500万，不仅就业、税收流失，也影响了创新的应用，很多创新是靠在工厂的敲敲打打中进行无数微创新才得以落地的，像光伏、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产业最早都起源于美国，但大规模落地都在中国。

所以，从趋势来看，欧美主导的全球化在走向黄昏，接下来是否会演变成无数分散的区域经济联盟也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国际贸易失去了统一的规则作为支撑后，会经历更多动荡和不确定性。

这时候，国内大循环就变得更重要了。

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后，中国就在2020年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内循环就是让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形成循环，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以应对外部需求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国际贸易中把一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称作“外贸依存度”，用进出口除以GDP的比重来计算，中国曾在2006年时外贸依存度达到大约65%的顶峰，后来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调整，现在降到了大约33%。美国外贸依存度在20%左右。

一般来说大国更能依赖国内市场，受外界影响会比较小，而小国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环境。

比如新加坡在2023年的外贸依存度就超过了170%，任何全球性的贸易战都会使这个国家沦为孤岛，所以前几天特朗普关税大棒挥下来后，新加坡外长表示非常害怕发生全球性的贸易战。

还有越南，去年外贸依存度达到了165%，所以面对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时立即表示愿意取消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

说回到“内循环”，很多人会把这个词跟“封闭”联系在一起，毕竟中国的大发展是借助了全球化的红利，而且清朝“闭关锁国”导致的落后时刻让人警醒。

但“内循环”跟“封闭”完全不是一回事，今天世界各国的经贸早已融合交织到一起了，想封闭也无法做到。内循环是将原来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为内需为主、外部需求为辅的一种策略。

跟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不同，欧美大国的崛起更多反而是依赖于内循环。

在我们印象中，欧美曾主导了全球化，尤其美国，在全球很有控制力，美元又是全球货币，美国人又给人一种每天大量消费全球商品的印象，似乎就是靠外循环崛起的。然而，欧美大国最初崛起靠的反而是内循环。

16世纪上半叶，英国自由贸易的政策虽然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德国、尼德兰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伦敦半数以上的出口额，英国经济受制于低地国家，并自16世纪中期起陷入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最终引发了以保护国内市场和发展高端产业为核心的英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革命，为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这才是英国崛起的“上半场”，而亚当·斯密《国富论》里倡导的自由贸易理念是英国到1800年进入到“下半场”才开始推行的。

那时英国已经积累起显著的工业优势，还打赢了拿破仑战争成为霸主，它需要畅通无阻地销售制成品，输入原料，所以才想起了亚当·斯密的理念，当时斯密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还有美国，独立后30多年里依附于英国建立的经贸圈，搞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后来的英美战争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对外贸易，这才使其转变发展模式，专注于内部的技术创新、工农业协同发展、改善国内市场等内循环。

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出口量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左右，但却立足于国内市场完成了工业革命。

有一本书叫《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讲了美国后来为了推自由贸易、建立金融帝国，刻意隐瞒了之前靠保护主义和内需主导发展起工业化，从而崛起的这段历史。

这说明，内循环与外循环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两面，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

当下民众呼声最高的一些议题，比如提高收入，改善教育、医疗、养老，缩小收入差距，还有企业关注的营商环境改善、地方保护主义、低价竞争等都是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下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所以全球贸易的动荡也在倒逼中国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改变，打通国内大循环中各个领域的堵点，让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供需得到平衡，无异于在内部搞了一次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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