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一、“美国第一”经济政策
近期，美国政府已经相继发布“美国第一”贸易政策和“美国第一”投资政策，成为“美国第一”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政策主要通过加征关税、实施所谓“对等关税”、限制技术出口等手段，实现缓解贸易逆差、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制造业回流等目标。投资政策的核心逻辑则是通过资本管控，进一步巩固美国在技术、产业和国家安全领域的优势。具体而言，一是鼓励盟友投资美国，二是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对手”投资美国，也限制美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与此同时，美方试图通过减税和削减开支的财政政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松监管政策等促进美国企业回归。
“美国第一”经济政策具有四方面特征：一是美国利益优先，一切政策围绕维护和扩大美国自身利益展开；二是区分盟友对手，比如欢迎盟友投资美国，但要求盟友“选边站队”，同时将中国明确列为外国对手，实施系统性遏制；三是国家安全泛化，将经济问题与国家安全紧密挂钩；四是行政手段干预，借助总统行政令等方式推动政策实施，运用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多方面的干预和调控。
二、“美国第一”经济政策对全球化的负面冲击
“美国第一”经济政策表面上是为了促进美国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实则是一场不顾全球经济整体利益的 “经济霸权保卫战”，是美国在经济安全领域的战略收缩。政策的后果不仅会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还会系统性破坏“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
从全球供应链的角度来看，“美国第一”经济政策带来的首要问题是供应链的断裂风险急剧上升。“美国优先”经济政策人为地打破各国基于比较优势自然形成的分工格局，迫使企业出于政策压力而非市场规律调整投资和生产布局。“美国第一”经济政策还会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对于那些依赖全球供应链进行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来说，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它们难以制定长期稳定的发展战略。
从国际经济秩序的角度来看，随意加征关税、实施所谓“对等关税”等措施，严重违反世贸组织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关税约束规则，公然违背美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肆意破坏了“二战”后建立的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第一”经济政策鼓励“选边站队”，迫使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导致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这场以“美国第一”为旗号的贸易政策革命，不仅将颠覆战后持续七十余年的多边贸易共识，更将国际社会推向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战略抉择临界点。当关税武器取代规则对话、零和博弈替代互利共赢，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着自关贸总协定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
可以说，依据“美国第一”经济政策发起的加征关税、对等关税等措施已经透支了美国的国际信用。美国作为国际经济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参与者，却“选择性遵守” 国际规则，根据国内法挑起国际经贸摩擦，使用关税手段胁迫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政府的反复无常、美国政策的朝令夕改，已经令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
三、经济全球化的未来
在“美国第一”政策的影响下，全球化正经历“创造性破坏”。“美国第一”政策确实导致某些领域出现了“去全球化”现象，比如以货物贸易为代表的传统全球化模式出现了放缓迹象，区域化、本土化产业链重构的现象也在加剧。但是，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型贸易形式还在高速增长。经济全球化并未衰退，而是正以数字化、绿色化、包容性的新面目被重塑。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全球化”模式正在退潮，以“全球南方”为代表的“多极全球化”模式正在形成。未来的全球化将不再是由单一国家主导的“一元叙事”，而是形成多元、多层、多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
美国单边政策虽造成短期震荡，但无法逆转生产要素跨境配置的根本需求。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必将在当前和未来不确定、不稳定的环境中逐步形成。可以预见，未来的全球化将呈现多中心、多维度的特征，关键在于能否重构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区域合作、数字治理、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探索和实践，或将为这一进程提供关键动能。
【本文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组织学院（贸易谈判学院）院长、教授 应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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