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土

在大有祖父漫长的葬礼上，大有伯伯和大有父亲起过一次冲突，起因是大有姑母说祖父去世前抱怨背痛。这种痛苦可能很难避免。祖父死前卧床四十天，身体日渐消瘦，在骨骼和床垫之间起缓冲作用的肌肉基本消耗殆尽。伺候弥留之际的病人不容易。偶尔大有为祖父擦拭身体，很惊奇病人吃得不多，排泄量却不见减少。在妹妹要求下，祖父用了成人纸尿裤。大有当父亲不久，换纸尿裤自然很熟练，问题是帮病人翻身，清洁身体。尽管没有肌肉，祖父骨架仍然很沉重。换作大有父亲，护理病人常常汗流浃背。卧床引发病人虚虚实实的不适，需要及时安抚，后半夜尤其累人——疲劳诱发心衰，大有父亲一度也住进了医院。总之，这个家族主要问题是男性很多（四世同堂），女性太少（几十年来大有母亲一人持家），某些不幸因此很难避免。祖父临终前常嘟嘟囔囔地叫“大有——大有——”，过了一会，又叫“大有——大有——”，不是祖父想见大有，是因为大有父亲眼看要支持不住。祖父的意识一直是清醒的。

祖父死后，伯伯回到家，摸了摸祖父的床垫，几天后与大有父亲吵一架，兄弟各不相让。他们辈分高到没有恰当的人居中协调，合村人连带请来做法事的道士都不说话，最后大有和哥哥出面，将他们隔离开。大有劝伯伯进祖父生前的房间，坐在那里说了半夜闲话，仿佛白天的争吵没有发生过。那间房里放满祖父生前用过的物品，只是带上了死亡特有的气息。几年后，伯伯因脑出血送到医院，大有父亲和母亲正动身去广州，大有在去机场的路上，计划在妹妹家与父母汇合。哥哥打电话给父亲，给妹妹，给大有，大有又打电话给哥哥，给妹妹和父亲，在要不要开颅的问题上莫衷一是。哥哥问他们要不要去省城，大有答复哥哥，按原计划去广州，再从广州飞省城。哥哥没有说话。

哥哥开车去机场接大有。那是省城的第二座机场，距离主城区很远。出了机场高速，向南进入城市高架，去哥哥家还要继续往西开。这让大有有机会重新认识这座城市。和1990年代相比，省城大得多也高得多了，人车拥挤，俨然新崛起的中部都会。大有上次坐哥哥的车，也是千里奔丧，先坐高铁到省城，哥哥接上他，又去接伯伯——那也是伯伯最后一次回赤土。祖父死后，大有妹妹屡屡提议全家去广州过年，省得她和大有拖着年幼的孩子来回奔波，实际是想缓和伯伯与父亲的关系。伯伯淡淡地回绝了妹妹的提议，大有父亲坚持在赤土过年，俨然要以正统自居，尽管南方温暖的天气对他的病情有益。

想到祖父葬礼结束后伯伯和父亲就没有见过面，几年前大有在祖父房间里闻到过的死亡的气息，也出现在了伯伯房间里。伯伯死了，七十多年来父子兄弟间的恩怨，就算没有完全消失，也丧失了意义和焦点，让大有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伯伯留下两只鹦鹉，没人接手养，哥哥决定让鸟自寻生路。玻璃窗拉开，两只鸟本能地飞出去，其中一只似乎被什么吓住了，盘旋着想飞回来，但窗户已经关上了。大有在省城无事可做，无忙可帮（或许有也帮不上），坐在哥哥家专心逗猫。大嫂介绍那些猫的来历、性格、行事，和人的际遇一样奇妙而无奈。大有一边逗猫，一边想，生命及其苦楚和欢乐是整体性、不可分割和难以克服的。

在殡仪馆里看到化了妆的伯伯，自然很陌生，大有和哥哥的发小们随哥哥和大嫂三鞠躬，工人将小车推走，不久抱出一个瓷罐。哥哥用黄绸布裹好瓷罐，暂时安置在骨灰存放处。大有父亲让大有问哥哥，要不要将伯伯的骨灰运回赤土，与大妈合葬（大妈的墓紧靠祖母墓地。祖父死后，相地的风水师傅否决了祖父与祖母合葬的可能性），哥哥踌躇说，伯伯生前说过不回去啦。不回去就不回去吧。大有想起母亲多年前说过，她死后骨灰不要埋，让大有带在身边。当时大有未置可否，觉得母亲只是表达对孩子的眷恋，现在想未必不是一种恐惧。自从离开赤土，大有疏于联系家人，他的状况只有妹妹知道得略多。三个孩子里，大有觉得母亲偏爱自己一些，是否真如此，当然不可能验证，但大有长得更像母亲，的确是事实。想到日后要带着母亲骨灰生活，大有下意识考虑了些技术细节，随即意识到这种事想也无益。对母亲这种说法，父亲视为奇谭，仪式专家的考量务实而长远：赤土迟早划入城区，届时不但要拆房，也要迁墓。父亲着手在山里为自己和母亲准备墓地，也给祖父祖母、伯伯和大妈、甚至大有姊妹准备了墓地，据说规模不小。大有在电话里默默笑了，觉得无力反对，当然也无从反对。伯伯去世一年多，哥哥发微信给大有，说和大嫂去了一趟威海，带伯伯的骨灰参加海葬。伯伯年轻时在北海舰队当通信兵，执勤地点是一座孤悬海外的荒岛，谁料到五十年后洋流又带他回到这里。

伯伯值勤的那座岛离赤土算是很远了。这五十年里，赤土是个忽大忽小的地理概念，想要精确指明它的所在变得日益困难。在大有祖父和外祖父母这代人里，世界是由大大小小的山、崖、岭、冈、冲、塝、丘、咀、河、湖、塘、圩、畈、堰、坝、桥组成的——这些语词构成的世界是如此崎岖不平。当然还有另一些词汇，比如描述聚居点或孤立民居用的“屋”（或“屋场”，更明确地指向村落），同时作为宗教场所和方位标识的“寺”“庙”“庵”，作为交通邮传系统存在的“铺”“驿”“亭”，以及为数不多用来指称商业和行政中心的用语如“城”“镇”“街”，与那些刻画、比拟或象征地理空间的语词一起使用。当世界在词与物的关系上相对简单的时候，赤土的位置大约以国道和省道相交的T字路口为中心，外延相当有限。基本上伯伯一生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赤土”一词，但在他和大有父亲这一代人的生活中，很多事物的意义大为改观，地名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伯伯在黄海波涛汹涌的小岛上给大有尚未成年的父亲写信时，浮现在心头的赤土与他写在信封上的赤土，有迥然不同的所指。后者是一个范围较广的概念，以四条河流为界，包含多个自然村。作为行政区划的赤土，有其特定的语义和语法，必须在结构中才能理解，并借助一个编码系统方可定位。大有小时候常翻看伯伯写给父亲的信。信写在A4大小信纸上，红色双线分行，蓝黑墨水，笔画很细，有时力透纸背，就在下一页纸留下了痕迹。这种信纸出厂时经过装订，顶端用胶水粘在一起，信件能看到手撕的痕迹（偶尔还有残存的胶水）。伯伯写字向右倾斜，竖笔很长，几乎写成撇，和他拘谨的性格似乎很不相称，但通篇看下来，字迹大小相等，间距一致，极少修改，又很有会计的作风。信纸三叠成长方块，塞在牛皮纸信封里，封好口，写上收信人邮政编码、地址、姓名，寄信人地址、姓名、邮政编码，贴足邮票，便可投寄。

信封上写到的村指行政村，组指自然村。大有伯伯和大有父亲通信早期，市一级行政单位还叫“地区”，乡称作“公社”（“人民公社”的简称），长达数十年的通信结束时，伯伯转业后供职的公司（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这期间发生很多事，有些和大有有关。据说大有姊妹幼年都肥白可爱，又以大有为最，村里大点的孩子喜欢举着大有，假作要抛出去又接回来，大有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后来大有不吃不喝，哭得声嘶力竭，村人又觉得大有太肥白，恐怕他养不大。碰巧伯伯回家，在国道上拦住一辆过路车（大有运气还不错），将大有送到县医院。院长（也是伯伯的朋友）给大有开刀：病只是常见的肠套叠，但送医晚了，内部已经化脓。大有捡回一条命（手术中医院还停了一会电），从此变得又黄又瘦。据说全身麻醉过的孩子智力发育受影响，大有因此得了一个客气的绰号，叫“老憨”。这些事大有全无记忆，父母的讲述漏洞百出，不知为什么，伯伯活着的时候大有竟没有向他求证过。

按当年乡下的标准，大有父亲对大有的学业要求算是严格。大有完全是因为胆子小，勉强算好学生。用大有高小时班主任（一位民办语文老师）的话说，大有的成绩是板凳上放鸡子（蛋）——这话大有听不懂，也不敢问，后来传到大有父亲那里，大有因此挨了一顿骂，原来“板凳上放鸡子”是句歇后语，意为“不稳”。大有懒、贪玩、不爱做作业，罚站是家常便饭（当然罚站的孩子总是多数），成绩也起伏不定。只有妹妹高小的语文老师，因为欣赏大有写的作文，常拿大有的试卷给低年级学生做范文，有时候还要拦住大有问这问那。妹妹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这孩子的学业无人过问，成绩比大有好得多，人缘好，饭量大，高中前一直走读，每天吃四顿，不然晚上就饿得睡不着觉。多少年后大有才知道，妹妹的语文老师偏爱自己，不仅因为他作文写得好，也因为她和伯伯同学，是（又一对）莫名其妙没有结果的恋人。祖父对大有父亲和大有提起这件事，语气仿佛是尽人皆知的事。伯伯应该写过很多信给老师吧？想到这里，大有吸了一口凉气：她不可能知道那段移情对大有多么重要，尽管她的关注对大有令人苦恼的学习成绩没有帮助，却给他许多鼓舞和慰藉。

考过小升初，数学老师力荐大有学一门手艺。炎天烈日，湿气如蒸，父亲带大有下田间苗（赤土话称“揎秧”，指去除一部分生长状况不佳的秧苗，增大间距，改善空气流通和营养分配，以利于其他秧苗生长）。大有忍耐着一言不发，几乎中暑。放榜照例用红纸黑字开出考生姓名成绩，贴在学校外墙上，路人熟视无睹。升学的学生姓名写在榜首，大有的名字侥幸也在其中。三年后祖父托了邻村的木匠，准备中考后送大有去当学徒。这回父亲做主，客客气气地问大有，有什么打算。大有小声说，想上高中。于是他上了高中，又上大学，读研究生，每考试一次，便离赤土更远一步，反而没有小升初那么刺激，那么图穷匕见，那么命运在握——握是动词，是意向和过程，要说结果么，当然十分随机。

原标题：《【清明】赤土 | 夏佑至》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吴东昆

来源：作者：夏佑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