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物化的风险

道德物化也不是都好，它也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充分道德物化的世界里，所有的事情最终都通过科技来解决，伦理生活实际上已经完全被解构了。每个人都会自然地去做符合道德要求的事情。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世界有点奇怪，有点不对劲。可它到底有什么不好呢？首先，它非常稳定，人们各自安分守己。而且，大家没有精神上的痛苦，物质生活也都得到了满足。

但诡异的是，人们的道德选择都不是自己主动做出的，而是完全受到科技的规制。表面上看，所有人的利益都因科技而最大化。但实际上，整个世界却成了一副由人的血肉之躯组成的冰冷的机器，在按照确定的道德程序，分毫不差地运转着。当道德与人的主动选择脱节，道德的价值也就极大地折损了。这就是当道德物化走向极端时带来的风险。

维贝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可以通过巧妙的设计，让科技给人的道德带来积极的影响。可是道德的主体毕竟是人。我们要如何让技术服务于人类的道德建设，与此同时，又不伤害到人的主体性，这也是科技哲学家至今仍在推敲的问题。其实，技术哲学作为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它的学科范式和壁垒还没有完全固化。所以，很多重要的技术哲学思想家，并不一定在传统的哲学学院体系中工作。比如，清华大学的吴国胜老师编了一本《技术哲学经典文本》，里面收录的很多作者，你很难严格说他们是哲学家。

比如，讨论技术系统自主性的法国思想家艾吕尔，他更多是社会学家；讨论技术物政治属性的美国思想家兰顿·维纳，他更多的是政治学家；书里还收录了麦克卢汉的研究，他显然是传播学者，提出了媒介即信息的说法。而至于谈论人类制作本质的汉娜·阿伦特那就更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学者了。然而，这些人的思想都被收录进了技术哲学的经典阅读材料当中。

恰恰是因为技术哲学比较年轻，它的学科边界还没那么牢固，反而让这个研究领域充满了活力。许多有趣且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常常是在这种跨学科的流动和碰撞中产生的。你对技术的态度或许会变得更加细腻，多一种视角来反思我们对技术的原初立场。技术哲学认为，技术并不是越多越好。虽然技术的发明和普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它也伴随着不小的代价。正如斯蒂格勒曾说的，技术是药，是药三分毒，它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许多自由。

比如说手机，毫无疑问，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你对这一点的感受一定很深，如今连买菜都只需要动动手指了。但是，手机也容易让我们分心，甚至削弱我们对生活的意义感。同样，计算机虽然拥有强大的算力，可以优化我们的生活，但如果过度依赖它，反而可能导致我们陷入“计算机崇拜”，忽视了追问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生活？而当技术成为一种信仰，一切问题都被还原为手段与效率问题，技术就会成为一种用于社会控制的手段。

作为谨慎和成熟的个体，我们对技术的态度不应是毫无反思的盲目拥抱，而是要保持审慎。审慎是在这个深度科技化的时代十分重要的美德。在此基础上，我们在使用技术时也需要保持节制，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节制同样是科技时代的重要美德。

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带摄像头的挖耳勺吗？真的需要AI情侣，或者带空气净化器功能的耳机吗？今天的技术早已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和精神需要了，技术就像烟花，它飞速地向上发展，爆炸，绚烂，让人目不暇给，给人带来最美好的想象，但它也可能点燃民宅，引起火灾。何时、何地燃放，以及如何握持技术这支烟花，就不得不多追问几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