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看法

“肉烂在锅里”，咱们的家底自己攒

1958年，艘编号为“123”的木质鱼雷快艇，如同离弦之箭，正以高达35节的速度破开浑黄的江水，向着下游疾驰。这艘快艇船体不大，但线条流畅，高速航行时，船尾激起的白色浪花绵延不绝，站在快艇狭小的驾驶台上，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显得兴致很高。

随同视察的芜湖造船厂副厂长张云璋，就站在他的身旁，向他介绍着快艇的性能和建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毛主席侧耳倾听，不时点点头。他大声地询问，声音盖过了机器的噪音，问工厂是否有能力，或者说有没有计划去建造吨位更大、性能更先进的船只。张云璋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表示工厂有这个技术储备和决心。

听到这里，毛主席对着张云璋以及周围的陪同人员说，我们搞工业建设，其实和诗人写诗有点像，都得靠自己动手琢磨，反复尝试，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韵律，写出真正有新意的篇章来，不能老是模仿别人，更不能指望别人代笔。

当时国内围绕工业发展道路展开的一场激烈争论。一部分人主张，国家的工业基础太薄弱，技术也落后，自己从头摸索造船，成本高、周期长，不如直接从国外购买现成的，甚至可以先租用外国的船只来满足需求。这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论调，在当时有不小的市场，支持者算了一笔经济账：用江南造船厂自己制造一艘万吨轮的资金，足够从国外买回三艘同等级的轮船，看起来十分划算。

毛主席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就在这次视察长江之前不久，他在芜湖造船厂和工人们座谈时，就有人提到了这笔“买船划算”的账。毛主席听后，给大家算了另一笔更长远的“大账”。他说，自己造船，哪怕成本高一点，贵一些，但钱是我们国家内部流转，材料是自己的，技术是自己积累的，工人得到了锻炼，就像做饭一样，“肉烂在锅里”，最终好处还是落在了自己家。这笔钱，无非是从国家的左边口袋，转到了右边口袋。

可要是去买外国船呢，就算价格再便宜，那也是真金白银流到了外国人的口袋里，我们得到的只是一艘船这个实物本身，技术、经验、人才培养，这些更长远的东西都没有得到。从国家整体发展的总账来看，这肯定是亏本的买卖。

洋专家靠不住？咱自己攻关当状元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原先提供援助的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所有在华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尖端国防工业来说，无疑是沉重一击。尤其是在核武器研制这一核心项目上，挑战显得尤为严峻。

到了1964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入了冲刺阶段，各项准备工作都在西北戈壁深处的试验基地紧张进行。就在这关键时刻，负责技术攻关的科研人员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情况：根据苏联专家撤离前留下的部分关键技术数据进行演算和验证，得到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屡屡发生冲突，甚至在一些核心环节上被证明是错误的。

如果完全按照这些“遗留”的资料进行下去，原子弹的研制很可能会走向失败，甚至在试验中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故。负责整个核试验组织工作的张爱萍将军，立刻将这一危急状况，连夜通过保密电话直接向北京中南海作了汇报。

毛主席指示道，既然他们（指苏联专家）不肯真心教我们，甚至可能故意留下错误信息，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探索，自己闯出一条路来，我们自己“考状元”。

没有了“拐杖”，中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们，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在那个计算机技术远未普及，甚至连先进计算工具都极度匮乏的年代，许多复杂到天文数字般的计算，是科研人员们夜以继日，摇动着一把把算盘，或者拉动着计算尺，辅以大量的笔算，一点一点“啃”下来的。位于青海高原的金银滩草原，是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基地之一，代号221厂。

那里的许多老工人后来回忆，为了演算一个关键数据，他们常常是几十人、上百人组成计算队，不分昼夜地接力计算，算盘珠子拨得噼啪作响，磨秃的算盘和堆积如山的计算稿纸，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除了计算的困难，试验基地的自然环境也异常恶劣，风沙、严寒、酷暑、缺氧，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人们的意志。

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们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理论和技术上的难关。仅仅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也就是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就在罗布泊上空成功爆炸。

“农业命脉自己抓”，水利建设功在千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既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曾带来无尽的灾难。毛主席曾明确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55年，他在乘船视察黄河时，亲眼看到了黄河泛滥给两岸农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被洪水冲毁的房屋、淹没的农田，以及流离失所的百姓。

他对着陪同的负责同志强调，农业的这个“命脉”，绝对不能掌握在老天爷手里，更不能受制于人，必须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次视察和指示，实际上为新中国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拉开了序幕。从那时起的二十多年间，数以万计的水库、堤防、灌渠、水电站等工程，在祖国的山川河流间纷纷上马。

据统计，在这一时期，全国共修建了大小水库八万六千多座，其中既有像北京密云水库这样的大型控制性工程，也有如河南信阳南湾水库这样在当时条件下堪称奇迹的地方工程。这些工程的建设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在那个大型工程机械极度匮乏的年代，许多工程的建设，主要依靠的是人力。

参加过信阳南湾水库建设的老人们回忆，在工程建设的高峰期，工地上每天都有超过两万名民工在同时奋战，号子声、夯土声此起彼伏，场面极其壮观，也极其艰苦。人们吃的是粗粮，住的是简易工棚，但劳动热情却异常高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子孙后代造福，是在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打基础。

许多当年的水库，现在依然是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农田灌溉的水源保障和区域防洪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一个有力的例证是，在2021年河南郑州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灾害时，位于郑州上游、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常庄水库，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调蓄作用，成功拦蓄了相当于三个杭州西湖水量的洪水，极大地减轻了下游城区的防洪压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领袖的“补丁”与国家的油田

毛主席有一件常穿的毛巾布睡衣，由于使用时间太长，磨损得非常厉害，上面打满了补丁。工作人员仔细数过，大大小小的补丁竟然多达73块，有些地方甚至是补丁摞补丁。到后来，睡衣的领口和袖口实在破烂到无法再缝补加固的程度了，布料已经糟朽。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将其丢弃换新，而是让负责管理他衣物的服务人员想办法，把整件睡衣的里子翻出来当面子穿，这样又能对付一段时间。

他在用这种方式，时刻提醒自己和身边的人，新中国的家底还很薄，每一分钱、每一寸布都要用在刀刃上。这种个人生活上的极度节俭，与他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果断投入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关乎国家能源命脉的重大消息传来时，他的决策就显得异常迅速和大方。

当得知勘探队伍在东北松辽盆地的大庆地区，终于找到了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稳定油流，证实了中国并非如某些外国专家所言是“贫油国”时，他当即拍板，毫不犹豫地批准拨出高达二十亿元人民币的巨额专项资金，全力支持在那里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关于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的路线再次引发讨论。一个令人扼腕的例子就是被寄予厚望的“运十”大飞机项目。这款由上海飞机制造厂主导研制的干线客机，在当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包括资金投入、技术路线选择以及国际合作环境的变化等，运十项目最终在1985年左右被搁置，未能继续发展下去。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当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终于在2017年成功首飞，并在近年逐步投入商业运营时，浦东机场上那些见证了中国大飞机项目曲折历程的老一辈航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难免会回想起当年的运十，发出“要是当年能够坚持下来，也许我们的大飞机早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的感慨。

在另一个关乎国家信息产业安全和发展命脉的关键领域——集成电路（芯片）产业，以倪光南院士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大声疾呼，强调核心技术必须自主可控，过度依赖国外技术和产品存在巨大风险，必须坚持自主研发的道路，哪怕这条路再艰难、投入再巨大。

他多次提及中国芯片产业发展过程中因为路线选择问题而错失的发展机遇，其观点与当年毛主席在芜湖造船厂阐述的“造船”与“买船”之辩，强调“肉要烂在锅里”的道理，形成了跨越数十年的遥相呼应。

参考资料：[1]鲁真.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J].文史哲,1978(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