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世界首富伍秉鉴，为何跌落神坛？你看他如何吸血和被吸血

1842年12月23日，曾经的世界首富伍秉鉴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便给远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友人写了一封信，流露出了移民的想法：

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我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

这一年，伍秉鉴已经73岁了，本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却为何会有移民的想法呢？

只能说，当一个吸血虫吸饱了血的时候，就该遭到反噬了。

伍秉鉴就是如此。

伍秉鉴

01

自隆庆开关之后，对外开放口岸的政策就一直延续下来，明清两代都尝到了甜头，在对外贸易中获利颇丰，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毕竟，中国的商品很有竞争力，华贵的丝绸、典雅的瓷器和芬芳的茶叶，都是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人的最爱。

康熙时期，清政府在广州口岸设立了十三行，这是一个特许经营的洋货行，也是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

与其他商行不一样，十三行的外贸税收，清朝皇帝要直接拿走将近一半。

有皇权背书，十三行的生意好得不得了，许多富商都想挤进去，但朝廷的要求极其严格，不是一般人可以进的。

1757年，乾隆帝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取消了全国绝大多数口岸，只留下广州口岸对外通商。

作为全国唯一的口岸，广州成为全国人趋之若鹜的商业沃土，当时无人不知，只要能进入十三行成为特许商人，家族必竟飞黄腾达。

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是个出色的商人，经过他的努力，终于加入了十三行，伍氏家族的辉煌也由此开始。

1792年，伍秉鉴的二哥伍秉均创办了怡和洋行，不过那时伍家在十三行地位并不高。

1801年，伍秉均壮年去世，伍秉鉴作为家族能力最突出者，继承了家族产业。

当时，十三行的商行并不多，却垄断了全国对外贸易，所以伍秉鉴的机会还是很好的，就看他怎么经营了。

伍秉鉴不愧是天生的商人，颇具商业头脑，而且很懂人情世故，他一上任就使出“三板斧”，即打点官员、交好外商、团结行商。

十三行

之所以要打点官员，是因为当时的十三行是在粤海关的管理之下的，所有商业行为都必须经过官府许可，如果能得到官府照顾，那开展商业活动将得到许多便利。

在这一点上，伍秉鉴做得很好，不但与广东当地官员关系很好，与许多朝廷大官也关系密切。

因为这一缘故，伍秉鉴得以大力拓展业务范围，使得怡和洋行在十三行的地位急剧上升，财富积累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至于说交好外商和团结行商，这两点很好理解，一个商人想要在行业生存，就不能到处树敌，只能是朋友越多越好，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对伍秉鉴而言，这条路就是生财之道。

在人际交往和商业来往上，伍秉鉴很有智慧，懂得恩威并施，让利于人，从而驾驭其他行商，让他们拥护自己。

我举个例子说，如果有行商因为经营不善而出现亏损或者濒临破产，伍秉鉴不是趁火打劫，趁机将其吞并，而是借钱给对方周转，帮其渡过难关。

据统计，伍秉鉴一共借给其他行商多达200余万两白银，使得多数资金相对薄弱的行商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纷纷与他展开合作。

对待外商，伍秉鉴也有许多值得人们学习的地方。

就拿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早在伍秉鉴父亲在世时，就与伍家有商业来往，后来成为伍家最重要的商业伙伴之一，双方每年都有数百万两白银的生意往来。

行商

为了维护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关系，伍秉鉴不但对其进行投资，还在其资金周转不灵时，主动借钱给对方，是对方最大的债权人。

因为伍秉鉴诚信相待，慷慨大方，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他十分信任，几乎只跟他一人做生意，十三行其他行商只有看的份。

据说，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人每次结束在广州的交易之后，去到澳门暂住的时候，都将大量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由此可见双方关系多么密切。

还有个故事，更能说明伍秉鉴在无情的商业活动中，显得多么有人情味。

有一次，一个叫做索萨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欠了怡和洋行7.2万银元，因为一直无力偿还，最后还被粤海关禁止离开中国。

伍秉鉴得知这事后，就主动找到索萨，当面把借条给撕掉了，还对索萨说：

你是我的第一号老朋友，也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人生总有起伏，他赶快回国，钱不用还了。

当时，索萨感动得流下眼泪，发誓以后有机会，一定还跟伍秉鉴做生意。

后来，索萨东山再起，再次到广州进行贸易，而他选择的生意伙伴，只有伍秉鉴一人。

而与索萨的贸易往来，则让伍秉鉴获利颇丰，收益远大于当初免掉的7.2万银元的债务。

行商和洋人

伍秉鉴在官场人脉广泛，与外商务通有无，还把行商内部打理得井井有条，使他在1807年成为了十三行行商之首。

02

伍秉鉴在稳固已有贸易的同时，积极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见美国正在大力发展铁路，于是买了大量美国铁路的债券，这为他带来了更多收益。

伍秉鉴还投资美国的保险行业，并与美国人广泛进行贸易往来，他诚实守信，交货时间和质量都有保障，尽管他收费较高，美国人也乐得与他做生意。

值得一提的是，伍秉鉴还培养了一位美国铁路大亨，那就是美国人约翰·穆瑞·福布斯。

1829年，福布斯来到广州，但是他还是一名贩卖茶叶的学徒，后来他认伍秉鉴当义父，自此开始发达。

1837年，24岁的福布斯揣着伍秉鉴给他的50万银元回到美国，他把钱全部投到修建铁路上，经过十多年努力，一跃成为美国铁路最大的承建商。

正是以福布斯作为纽带，伍秉鉴得以打入美国铁路市场，赚得盆满钵满。

大约在1834年的时候，伍秉鉴曾估算过自己的总资产，包括现金、债券、田地、房产、商铺和货物等在内，总价值达到了惊人的2600多万两白银。

要知道，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000万两白银，因此伍秉鉴称得上富可敌国，还被西方人认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

2001年，《华尔街日报》将伍秉鉴评为过去一千年中，世界上最富有的50位商人之一。

除了伍秉鉴之外，还有另外五个中国人也上榜了，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和宋子文。

这六个人当中，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一代帝王，靠侵略和掠夺获取财富；刘瑾、和珅是权宦或者权臣，靠权势获得财富；宋子文曾是中华民国财政部长，财富也大多来自权势；只有伍秉鉴一人是商人出身，靠自己的本事积累的财富。

尽管伍秉鉴富可敌国，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人物，但他依然以诚信和品质为重。

十九世纪中叶，十三行有不少行商往美国贩卖茶叶，但只有伍秉鉴的茶叶品质最高，美国商人在卖中国茶叶的时候，只要茶叶包装上印有“怡和行”的图标，就能卖出高价，因为美国百姓都认为怡和洋行的茶叶是最好的。

可以说，伍秉鉴开创的商业帝国，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都颇具实力、口碑和影响力。

伍秉鉴自己当上世界首富，还带领十三行行商成为巨富，比如潘有度、卢观恒和叶上林，就都是十三行中资产上千万两白银的巨富，与他合称“广州四大富豪”。

十三行一角

而那些与伍秉鉴做生意的外国人，也因为得到了高品质的商品，许多人都成为各自国家的巨富，正如前文提到的福布斯。

03

写到这里，就该说但是了。

但是，伍秉鉴毕竟只是商人，在古代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当中，商人处在社会最底层，是最卑微的人群，哪怕他是世界首富，也是如此。

尽管广州十三行闪耀全球，却只是大清帝国生态中的很小一部分，改变不了什么，他们在大清官员面前展示出的卑微，连欧美人看了都直摇头。

当时，有个美国商人到广州经商，与伍秉鉴和清朝官员都有交往，他曾说，“十三行的商人即便在微末小吏面前都抬不起头，有些人甚至瑟瑟发抖，这太奇怪了！”

而英国人摩尔也对中国商人的自卑感印象深刻，他曾说：

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

摩尔说，商人的眼睛不能超过官员的第九粒扣子，我们都知道，第一粒扣子在领口，而第九粒扣子几乎在最下面，商人们得把腰弯下九十度才行吧？

大清商人的地位可想而知，在官员面前，他们就如同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蚂蚁一样卑微弱小。

广州官员

为了弥补这种卑微感，伍秉鉴花钱捐了个三品官，可以穿官府，但只是个虚职，并无实权；他让大儿子伍受昌跟自己学做生意，次子伍崇曜则参加科举考试，最终考中秀才，后被赐举人出身。

这些措施加强了伍家的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家族的阶级划分，因此也逃不脱被清政府和官员盘剥的命运。

为了维持自身贸易垄断地位，十三行行商必须接受各种半强迫性质的捐款，比如某地爆发洪水和干旱等天灾，或者边疆地区打仗了需要钱，等等，朝廷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十三行。

仅在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就捐出了超过160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给皇室的孝敬，以及与官员的人情往来，诸如贿赂、送礼等。

可见，伍秉鉴在不断赚钱的同时，也在被清政府和地方官员不断吸血，如果没有这些因素干扰，伍氏家族的财富可能会更多。

当然了，如果只是这样，伍氏家族依然可以拥有大量财富，毕竟得到了稳定发展的机会。

1826年，59岁的伍秉鉴宣布退休，把生意交给大儿子伍受昌。

1931年，受英国人之托，伍受昌请求清廷允许英国商会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哪知道时任广东巡抚勃然大怒，指责他卖国，还说要杀掉他，吓得他跪在地上一直磕头。

清朝官员和洋人

要不是一旁的海关监督平时得了不少伍家的好处，替伍受昌说了几句好话，伍受昌那天恐怕就交代了。

这件事之后，伍受昌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导致生病，最终在1833年去世，远在北京求学的伍崇曜不得不回来继承家业，因其商业经验不足，故而年老体衰的伍秉鉴不得不出来站台、撑腰。

04

前文提到，广州十三行得益于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取得了垄断外贸的机会，继而积累了大量财富。

巅峰时期，潘有度、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四人的财富，比清朝国库的钱还多。

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洋人越发觊觎清朝财富，不满足于清朝只有一个口岸，也不满足于只跟清朝做正经生意了，他们开始逼迫清朝开放更多口岸，同时向清朝走私鸦片，以谋取暴利。

而作为清朝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十三行还承担着海关的职责，即对洋人的货物进行监督，并对洋人在广州的活动进行担保。

正所谓收益和风险并存，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洋人老老实实做合法生意，自然相安无事，但如果洋人不老实呢？

洋人为了往清朝输入鸦片，往往在茶叶中夹带鸦片，这就是走私。

伍氏父子其实知道这件事，但他们管不了，为了生存下去，也不敢管，因为这事得到了广东官员的默许，他们与洋人狼狈为奸，一起走私鸦片。

虎门销烟

1939年，伍氏家族最终为自己的不作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这一年，林则徐到虎门销烟，伍秉鉴凭借在官场的关系，提前得到了消息，他感到惴惴不安，于是让五子伍绍荣告诉洋人，赶紧把运鸦片的船开走，以暂避锋芒。

但是，洋人们认为与清朝官员关系很好，清政府此次禁烟不过是走过场，于是抱着侥幸心理，只把船开到大屿山南部隐藏起来。

林则徐岂是好糊弄的，很快就查出了船的位置，这件事便成了伍秉鉴参与走私鸦片的罪证。

很快，林则徐就召见了十三行行商，当着众人的面痛斥伍秉鉴包庇鸦片走私，他又下令将伍秉鉴革去顶戴，戴上枷锁，并将伍崇曜逮捕入狱。

最终，林则徐没有处死伍秉鉴，还将其释放，但经历此事之后，年过七旬的伍秉鉴颜面尽失，在行商面前再也抬不起头。

洋人存在侥幸心理，伍秉鉴又何尝不是呢，他虽然无法阻止鸦片走私，但给鸦片贩子报信，实属不该。

并且，在此次事件当中，伍秉鉴还遭到了合作伙伴的出卖。

原来，林则徐逮捕伍秉鉴，是为了让他劝说鸦片贩子颠地主动投案，他写信哭哭哀求颠地，还说颠地不来，自己只有死路一条，颠地却充耳不闻。

颠地

伍秉鉴花巨资捐来的三品顶戴，没有给他带去权势，更不能保护他的财产和尊严；而他用身家性命担保的外商，也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

这两种滋味交杂在一起，让他很不好受。

05

为了让洋人交出鸦片，林则徐又将伍崇曜释放，让其对洋人进行督促。

这让伍崇曜十分为难，因为这样不让他得罪洋人，那以后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于是，伍崇曜偷偷给洋人们送去食物和水，还在洋人们交出鸦片后，又把烟价赔给洋人，以此来维持关系。

虎门销烟结束后，愤怒的洋人开始向清朝施压，继而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软弱的清政府为了安抚洋人，竟然将林则徐撤职。

战争爆发后，英国军舰迅速封锁珠江口，71岁的伍秉鉴吓得瘫软在地，一则担心性命之忧，二则忧虑英国逼迫清朝开放其他口岸，广州口岸将失去垄断地位，继而影响行商生意。

伍秉鉴当然是有头脑的，于是拿出不少钱资助清军，希望清军击败英军。

当伍秉鉴得知清政府打算议和，又转而与伍崇曜一起与投降派串通一气，充当了与英国谈判的牵头人。

在清朝战败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维护与英国的关系，更有利于伍氏家族的利益。

1941年5月，英军直逼广州，伍崇曜出面与英军进行议和，最终达成了《广州合约》，约定英军退至虎门炮台之外，清军则退出广州城外六十里，并赔偿英军600万银元军费。

伍秉鉴

当时，一位广东大臣向道光帝上书，说了这样一番话：

由广东销烟引发的中外鸦片战争，其战火之所以绕开广东，与十三行商馆中囤积着大量外国公司的财富不无关系。

这让道光帝很生气，十三行赚得够多了，还跟洋人勾结，现在是时候为国出力了。

很快，朝廷的诏令就下来了，要求十三行出资200万银元赔偿英军，最终伍秉鉴出资最多，达到了110万银元。

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彻底失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清政府需要赔偿英国高达2100万银元的损失，折合1470万两白银。

这时，清政府国库存银才700万两，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

道光帝又想到了十三行，便又下了一道诏书，最终伍家被迫缴纳100万银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银元，其他行商则摊派66万银元。

据吴伍秉鉴估算，他在此次战争中大约损失了200万两白银，这笔钱相对于他2600万两白银的身价来说，不至于伤筋动骨。

但是，伍秉鉴对清朝的不断盘剥十分生气，他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怒火，几乎要压不住了。

南京条约签订

让伍秉鉴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随着清朝的战败，在英国的要求下，清朝相继开放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

五通商口岸的形成，再加上《南京条约》取消了外商在华做生意，必须以十三行行商作为中介的规定，这就意味着行商的垄断特权彻底消失了。

如此一来，伍氏家族就失去了政治保护伞和行业垄断权，作为首富家族的地位，也被迅速拉下神坛。

这件事一出，伍秉鉴马上意识到，家族在清朝已经没有前途可言，于是开始布局，将一些产业拓展到海外，并在海外进行投资，行商生意不再是家族的生命线。

虽然伍秉鉴的布局是成功的，但他知道家族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辉煌了。

此时的伍秉鉴可以说是心灰意冷，于是产生了移民的想法，但因为年纪太大和局势所迫，最终没有成行。

1843年，74岁的伍秉鉴去世，但他家族的故事还未结束，他的儿子伍崇曜后来被清朝任命为“洋务委员”，专门负责跟洋人沟通，促成了多个不平等条约的达成。

火烧圆明园的时候，伍崇曜又与英法联军进行议和，还成为番禺傀儡政权头目的亲信，为英法联军出了不少力。

因为这一缘故，伍崇曜去世之后，被百姓称之为“大汉奸”，纷纷拍手称快。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的大火

可以说，伍氏家族成也洋人，败也洋人，伍秉鉴这只寄生于垄断贸易的吸血虫，最终在吸足雪之后遭到反噬，反被别人吸干了血。

即便贵为首富，伍秉鉴在他所处的那个动荡时代，也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虫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