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弓：从唐长孺教授问学记

△ 唐长孺（1911—1994年）

1957年秋，我考取了北京师大历史系。乍入史苑，对历史之为科学虽尚无知，却对多彩而神秘的大学殿堂满怀好奇，心间充盈着求知的渴望，决心珍惜时光，发奋向学。但随后4年的大学岁月却是不平静的。特定的时间风雨洗涤身心，带来精神的升华；科学史观信仰的确立，也使一个初涉史坛的学子终身受益。同时也不无遗憾：四年间各种“运动”多了，读书太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专业知识的贫乏，每使我陷入窘境。

1978年秋，当年过不惑的我考取唐长孺教授的研究生，又获得一次学史机遇时，真是心潮难平！当时填词写了一句：“立雪程门消壮岁，肯信杨时未老”，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像对各位史学前辈一样，我对唐先生仰慕已久。他是我国诞生于世纪初叶、成长于30年代的当今著名史学群体中的一员。他的舅父嘉业堂主刘承幹是清末民初一大藏书家。唐先生早承家学，熟读群籍，根柢深植，数十年治学不辍；又经历了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直至解放后历次学术论争的陶冶。独特的治学历程，铸就了他鲜明的史家学术风格。他的论著辨析绵密，不作空泛之论；但又旨约意远，有别于考据家的案头讲章。阅读他的论著，往往感到像历史本身那样朴实无华，富有实证科学的朴素美。唐先生治学领域广阔，著述宏富。我没有能力全面评述他的学术造诣和学术贡献。这里写下忝列门墙18年来，从唐先生问学的一些情景和感受，用祝敬爱的老师80寿辰。

同唐先生初次见面，是在1978年7月14日口试的试场上。进得考场，只见他居中安坐，身边还有几位辅考的学者，气氛颇为凝重。我有些忐忑不安。先生觉察了，便同我闲聊几句，亲切而慈和。我即刻恢复了平静。他陆续考问了4个问题： 1.唐代宗时期在关中地区实行了什么税制改革？ 2.唐官府征收的租课是地租还是赋税？ 3.学术界对唐代均田制实施问题有什么不同意见？ 你怎么看？ 4.学术界对我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性质问题有何不同见解？ 你怎么看？

在口试前几天曾复试，试题是“试述唐代的两税法”。我的答卷漏掉了永泰元年关中地区实行什一税这一史事；还有“租”、“税”两词混用的现象。前两个问题正是针对我答卷的失误而发。两题看似微末，但一则为两税法颁行之前的重要史事，一则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先生抓住不放，以基本理论和基本史料两方面的严细学风启示了我。后两题学术界在20世纪50、60年代有过热烈的讨论。先生就此发问，自然是想了解我对那场论战的看法。

第一学年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在先生离京返汉前，我和黄正建同志到文物出版社招待所看望他。他对我们头一年的学习提出要求。他说，研究历史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治史的基本功，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资本论》论述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有关章节、毛泽东关于古代史的见解，要联系实际去思考。要学好日语，主要是会读，会讲更好。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成果也多，值得重视。日本人曾夸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我们应该有志气超过他们。为给下年度的专业课学习作准备，他还要我们通读《隋书》、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的“隋纪”、“唐纪”和五代“纪”，共51本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一年内读完。

按照先生的要求，从当年10月至次年9月，我在完成第一年学习任务之余，又日以继夜，争分夺秒，读完了51本书，还浏览了一遍《全唐文》，同时录成《隋唐史事索引》、《全唐文目》。这是我有生以来读书最苦的一年，也是自感最充实的一年。日后在科研工作中，每得益于此番苦学，越发体悟到先生的苦心。

△ 青年唐长孺（1941年摄于上海）

1979年秋，自京南下来到美丽的珞珈山武汉大学，继续后两年的学业。先生相继开设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两门专业课。从当年10月至次年6月10日，共讲了十个专题，题目如下： 魏晋南北朝史讲座： 一、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 二、黄巾起义和太平道； 三、三国屯田和西晋占田课田； 四、士族制度问题； 五、东晋建国和国内矛盾。 隋唐史讲座： 一、隋唐时期地主土地上的直接劳动者； 二、关于唐代的土地制度； 三、唐代的赋役制度(上)； 四、唐代的赋役制度(下)； 五、唐代军事制度的演变。

头一年里，先生授业、解惑，师生日夕相处。授课一般隔周一次，在星期三下午，每次两个半小时；晚间在先生府上答疑，也是隔周一次，与授课穿插安排。他的家在珞珈山南麓。每逢授课日，他总是带着厚厚的讲稿，步行约半小时，准时来到西麓的教室。由于积年治学，他已一目失明，一目视力仅为0.1。课堂上每见他面贴稿纸看讲稿，板书字迹往往迭压在一起，弟子们的心头无不热流涌动。从师问学，耳濡目染，对于这位史学家兼教育家的育人方式、治学特点和学术风格，似乎逐渐有了一些领悟。

作为一位教育家，先生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他讲课内容新而深，一是待学生严以诚。他不像有些老师，年年拿着旧讲稿照本宣科，而是着重讲他新的治学心得：某课题学术界有哪些不同意见，他自己的看法及根据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应该怎样着手探讨；如果他还没有考虑成熟，就讲他的疑问。总之，他总是把自己的学术思考过程无保留地端在学生面前，请你也来参与，同他一道思考。由于是讲他的成果，每闻新见迭出，思路不由地随着老师走，唯恐听漏一句，精神始终专注，窗外的珞珈山坡，也仿佛沉浸在别样静穆中。

如他讲“三国屯田”那堂课，先生开场白说：“我过去写过两篇文章，重点讲孙吴和西晋的占田课田。写过的不多重复了，今天讲三国屯田。先讲它的起源——汉代的‘假田’。”“假田”怎么会是屯田起源呢，学生们立刻被吸引住了。讲“九品中正制”那堂课，也是首先声明：这个制度的内容《论丛》(指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书)里有文章，不讲了。接下去讲的是曹操、曹丕有关选举的观点，讲中正制初行时为什么具有积极意义，旁征博引，议论风生。就这样，他每从一个新的学术视角切入，总会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又如分析敦煌租佃契约的三种类型，解释《武德令》“不役收庸”四字的准确含义，分析唐朝正役和杂徭的区别，讲唐代除府兵以外的防丁(团结、城傍、子弟)、兵募、健儿等诸色兵，等等，无不内容丰富，讲解生动，不仅以新知授人，而且给人以如何读史、如何思考、如何治学的启迪。

在我的听课笔记上，还记下许多唐先生当时思而未解的问题，如：

西汉有自耕农变来的佃客(身份仍自由)，和依附性很强的佃农(佣保)并存，这是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社会没有的；而西汉在经济生活中占优势的却是奴隶生产制。大工商业大种植园奴隶主是西汉社会经济领域里最活跃的阶层，也是剥削阶级的骨干。西汉的社会性质究竟怎样？

《太平经》与太平道到底是什么关系？曹魏屯田，哪儿是军屯？哪儿是民屯？改典农中郎将为太守，原来的太守怎么办？是否每郡都有屯田？

华山先生曾认为在南宋有第二次农奴化过程。那么第一次农奴化发生在何时？如果说是在南北朝时期，又是在何时削弱的？如果说是唐代削弱的，至少南方地区还证据不足。

敦煌在吐蕃占领时期，人身依附有强化趋势，如寺户身份与部曲差不多，前所未有，这是否与吐蕃有关？

诸如此类还可以列出几十条。这样摆问题，既能启发学生共同探讨，也是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的垂范。不少同窗治学，能较快步入堂奥，往往是由于抓住了先生给的学术悬念而钻研的结果。

△ 唐长孺与其他参加“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的著名专家学者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为唐长孺），1973年摄于北京中华书局

先生平时同我们聊天，也多是谈学问、摆问题。1980年“5.1”节那天，我去看望陈仲安教授。不一会儿，先生也拄杖来到。座未暇暖，他便兴致勃勃地谈起学问来。由敦煌吐鲁番文书，牵涉到敦煌郡仓文书，感叹唐代的仓廪系统不甚了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感叹，使我想起《旧唐书·食货志》讲唐朝统治也倚重仓廪那段文字，顿感这个问题已可着手。事后与先生商量，便把唐朝仓廪制度的研究，确定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此文在毕业答辩后加以修改，已承中华书局出版。它的缘起，居然出自和先生的一次闲谈！

先生是严师。他对每个学生都抓得很紧，不许学业上有些许懈怠。他答疑，要求我们“带问题越多越好”。有一次，几位同窗与他约好答疑。恰巧那天晚上学校放电影，这几个忘掉前约看电影去了。先生久等而客不至，很是生气。事后不仅严厉批评，还取消这几位一学期答疑，促其自省。但在学术评论中又与学生平等相待。在他面前可以发表不同见解，可以争论。同窗李春润同志的硕士论文研究唐代资课，观点与先生相左，曾与先生争论。先生不仅不以为忤，还以“能自圆其说”肯定了他的探索。在校期间，先生曾以难度大，劝我别搞寺院经济研究。毕业以后，我重捡旧题，打算从探讨寺院地理分布入手，为此请教先生。他很快回信表示支持，并给予如下具体指导：

《方志》所载，寺观极多，去取必须有一标准。《僧传》虽述僧人行脚，但传目首载某地某寺，行脚所至，驻锡之所，必标寺名，大致可据。佛教流派：天台、华严、法相、禅宗南北派等，各有祖庭及行教重点，如何标明。名山胜地，佛道同栖，如天台为智顗晚期讲述之祖庭，亦是道教修炼之福地。诸如此类，作何标记。我以为首先要拟定条例。

1988年，谭其骧教授函请先生为《中国大地图集·唐朝宗教分布图》物色编者，先生即向谭教授推荐我承担了这一课题。

先生在史苑教席辛勤耕耘50余载，已然桃李盈门。在他清醇人品的感召和笃实学风的熏陶下，一个志趣相投、各有专擅的学术群体，蔚然成长。这是唐长孺教授对中国史学界的一个贡献。治史讲德、才、学、识，这是史家追求的高境界。不读书而无学，甚或耽于空论，游谈无限，那德、才、识将无所载负；不重史德修养，没有新锐眼光，缺乏学术创见，也不能成为好的史家。记得在北师大时，白寿彝教授曾多次讲过这些道理。从先生问学以来，仿佛对此又有了新的理解。我想，学史的甘苦，大概尽在“德、才、学、识”之四字之中了。

△ 唐长孺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整理吐鲁番文书，1980年摄于北京沙滩红楼

再说一说我对唐先生治学特色和学术风格的认识。

力求全面地掌握同研究课题有关的一切史料、成果和信息，是先生治学的第一个特点。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史料准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研究工作的特点。1961年夏在北师大历史系将毕业时，陈垣校长为我们做报告，曾说过搜集史料要“竭泽而渔”。我觉得先生正是一位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进行研究的大家。他的论著的史料丰富、论证缜密见长，也向为史学界称道。1985年夏，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在大百科出版社大楼里开定稿会，讨论辞条初稿。先生主要靠听读，居然把许多不易察觉的错误听出，并具体指示从某书某卷处查对出处。在座者无不敬佩先生博闻强记，胡如雷教授赞叹说：“唐先生真是活字典！”

先生取用史料主要从三个方面：史籍文献、出土文物和碑刻。他认为历史时期留下来的各种史籍文献(包括正史、类书、政书、会要、律令诏敕、方志、诗文、说部等)，从不同角度比较系统地反映着那个时代，是最基本的材料来源。但是由于撰著者的观念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由于千百年间刊布流传中的错讹，从总体上看，这些文献往往又不是历史的真实反映，或者勿宁说是伪装了的历史。所以他强调运用这些文献时，一定要详与辨析，去伪存真。由于各种史籍烂熟于心，对其价值高下，他往往能有精到的判断。有一次去北京医院探望先生。他于闲谈之中说起对以下几部隋唐史籍史料价值的基本评价：

《资治通鉴》：由《秦纪》至南北朝各《纪》，所用史料(含《考异》)多见于现存其他史籍，《通鉴》独有的史料很少。隋唐五代各《纪》，所用史料近半不见其他史籍，为《通鉴》独有。所以《通鉴》后半部的史料价值高于前半部；尤其有关政治史的资料，价值重于两《唐书》。

两《唐书》：《旧唐书》多取材于实录、国史，改动少，比较原始，史料价值高。《新唐书·本纪》的史料，欧阳修改动多，价值不如《旧唐书·本纪》；但武宗以后诸《纪》多采野史，又优于《旧唐书》。

《册府元龟》：或以为取材不出正史，其实有不少取自已佚《实录》，颇有价值。

《全唐文》：取自《永乐大典》者价值高；取自《文苑英华》者应核对《英华》。《英华》文有纪年，《全唐文》删去纪年，是一个缺点。

《唐会要》：取用的史料比较原始。

在专题授课中，先生的严谨学风突出地表现为他对历史资料的精细考察和精到分析。如讲隋代的“大索貌阅”事件，由于《隋书》的《食货志》和《裴蕴传》各有记载，分别系于开皇时期和大业五年，从《通鉴》起历来认为隋有两次“貌阅”。奇怪地是这两条史料中，“貌阅”进丁及新附口的尾数完全相同。先生从中发现问题，分析说，如果开皇时已“貌阅”实行，大业“貌阅”时不应再说当时“禁网疏阔，户口多漏”；隋炀帝接得“貌阅”进丁报告，说“前代无好人，致此罔冒”，也可反证开皇未实行“貌阅”。他的结论是：“貌阅”只一次，在大业五年，《食货志》错了。(笔者按：1983年夏，《大百科全书·隋唐分册》在承德召开辞条审定会期间，先生又讲到大业实行貌阅，说有一位日本学者在先生之前已经论证了，观点与先生闇合；还说，池田温教授不同意此说，认为隋代貌阅仍有两次。)又如，谷霁光教授认为，唐代府兵主要用于宿卫，戍守、出征另有征发，即使在府兵全盛时期，用于镇守、出征的府兵也比征人少得多。先生同意此论，并补充说，府兵出征少，主要障碍是六百多兵府分散全国各地，调遣不便。他揭举《通鉴》记载贞观十八年侵高丽时，张亮“帅江、淮、岭、峡兵四万”一事，指出峡中所属夔、峡、归诸州无兵府，江、淮、岭诸州兵府甚少，而且偏远，这四万大军应是征人，不是府兵。又举《旧唐书·高宗纪》显庆六年征高丽时，在67州“募得”四万余人为证。两条史事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补论。再如唐代兵募最初的轮番时间，史无明文。唐先生从《唐会要·高昌》稽出一段褚遂良疏文，由其“远事屯戍，经年离别”字样，揭明贞观兵募的番期“可能是一年”。听课每至这类精彩处，弟子们无不钦佩先生熟读善思。其实他不仅书读得熟，而且勤动手。在他领导的研究室里，藏有数柜史籍资料分类索引卡片，是他和李剑农教授及其他教师几十年心血的结晶。其中数万张《全唐文》等分类资料卡片，从笔迹可以识别，有不少系先生亲做；还有很多是30年前朱雷教授从师问学时，先生指导他做的。一代代来此求学的门生，无不得益于其中，也无不景仰师辈们的无私奉献精神。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是十六国至北宋时期的原始文献，多是官、私文书原件。先生对它的文献价值极其重视。近20多年来，他带领一批学者和门生，专力从事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一批高质量的成果。他带头做的这项重要学术工作，把我国敦煌吐鲁番学以及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推进了一步，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称道，这里不再赘言。

先生认为治史“譬如积薪”，又如接力赛跑，和别的学问一样，是一个无尽的探索过程。史家既不能臆造空中楼阁，也要避免重复劳动。每代学者都应以前人的成果为基础前进，还要同时关注新出成果和新的学术信息。在评估史籍的那次谈话中，他还详细评介几十年来研究隋唐史有成就的学者及其学术贡献。既谈到中国学者，也谈到外国学者；既有老一辈史学家，如吕思勉、陈寅恪、李剑农、岑仲勉、王仲荦、汪篯、王永兴教授等，又有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如姜伯勤同志等。唐先生品评学林，并不很着眼于论者著述部帙之多寡，而是重在学术贡献。即使只是一篇论文，如确有创见，他也详予评说；有的上好文章，他还赞之为“永存不废”之作。

先生治学，把学术信息准备看得同资料准备同样重要。每拟着手某课题，先要了解已有的成果，摸一摸底。如值得做，再做；别人做过了，不值得再做，就置而之它。他早年曾为《唐书·兵志》做过笺正，后经多年探讨和酝酿，打算写一部《唐代军事史》。1986年，得知一位青年博士生拟选此题为研究题目，他便放弃自己的写作计划。后来这位青年学者赴汉登门求教，他又倾积年研究所得给以指导，展示了大学者厚爱晚辈的宽阔情怀。他指导我做专题研究，总是叮嘱先要弄清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我的论文作业《唐五代时期的牙人》，由于史料准备和信息准备较充分，写出了一点新意，得到他的鼓励，给了85分(优等)，并推荐发表。我的另一篇论文作业，由于两方面的准备均不足，仓促成文，受到他的批评。前面提到他不同意我做寺院经济研究，就是由于此题成果多，难度大，不易出新意；支持我研究仓廪问题，也是由于此题较新，又有新出文书资料。有几篇日本学者有关仓廪的文章，在国内久觅未得。1980年冬，先生趁赴日讲学之便，特为复印寄回。几位同窗分别以职田、马政、资课、屯田、三省制、茅山宗等为硕士论文题目，事先均在课题新颖性和资料可行性两方面，得到先生悉心指导；以后也都出版发表了。

在武汉大学的研究室里，还有一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论著目录卡片，收入1919年以来中外出版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我在武大时，见到谭两宜先生每天还将新出专著论文抄卡片增入。这套卡片拓展学术视野，成为重要的信息源。武大历史系还有一套丰富的日本学术杂志收藏，是“文革”前积累的，可惜后来中断了。我在校时，正值“开放”初期，海外有关论著出版的信息，冲破多年闭塞扑面而来。先生及时带领弟子们，通过一切渠道广为收集。像广池千九郎注本《大唐六典》、日野开三郎的《租调庸研究》、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以及《大谷文书集成》等，都是那时集得的。

重视历史时期的前后比较研究，是先生治学的又一特点，用他的话讲，叫做“贯通”。在校时他多次对我们说，搞隋唐史不能拘执隋唐，要贯通前后：至少前贯魏晋南北朝，后贯宋代，愈通愈好。他提倡的贯通研究，不仅是承认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各领域历史发展的一般连续性，而且是要以历史主义的发展眼光，从各侧面各局部入手，过细探索各种历史现象内在演变过程，从无数细微变动中看历史发展。

在20世纪30年和40年代，先生曾致力于辽、金、元史研究。40年代中期，由于教学需要，又转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魏晋南北朝时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与两汉时期有较多差异，而与隋唐时期联系密切。陈寅恪先生曾论及此。先生进而认为，隋唐制度固然多承南北朝，但又大都经历了自两汉以来的发展过程。他主张进一步上溯渊源，查清历史发展的脉络。从他的专题讲课来看，无论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还是对某项制度、某个阶层或社会小群体的研究，处处都体现着他的贯通思考。如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地位，他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状况、土地制度的演变、直接劳动者身份和构成的变化、政权组织形式、民族融合，以及思想意识的变化等6个方面，具体地分析这个时期同前后两大王朝——两汉及隋唐的异同，揭示其间演变的轨迹。

关于隋唐时期地主土地上直接劳动者身份的考察，是近10数年先生用力较多的一个课题。他对隋唐时期存在过的每一类型劳动者的演变史，都做了十分仔细的探索。其中对浮客——客户的研究尤为精彩。在隋代，大批自耕农为逃避赋役，“诈老诈小”，致使户籍失实。唐前期，大批自耕农又脱籍逃亡，沦为浮逃户。这一社会现象一再引起隋唐王朝的关注。高颎实行输籍定样，裴蕴建议大索貌阅，武则天招纳浮逃，宇文融一再括户，都表明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它是当时封建生产关系领域里的一个尖锐问题。为弄清浮逃户问题的来龙去脉，先生将视野上下伸展：由三国以迄宋代。他指出，三国时期客户已出现，曹魏有租牛客户，孙吴有复客。两晋特为地主占客规定限额，证明三国魏晋时已有非法佃客存在。晋武帝“始禁募客”，东晋庚喜“以藏户当弃市”，庚亮隐藏亡命被杀；南燕“百室合户”“千丁共籍”，韩焯查得荫户58 000；北魏初期一户多至30、50家，称为“包荫户”，元晖、高欢都曾括户。唐先生举出大量史实，证明两晋南北朝时，朝廷与豪强之间限客反限客斗争之激烈。唐代浮逃户大增，以及朝廷多次括户，既是唐朝社会矛盾的产物，也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同类社会现象的延续和发展。开元天宝之际，朝廷默认了地主阶级“潜停客户”的现实，不再括客；两税法颁行以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主要由自耕农分离出来的客户阶层，正式得到法律的承认。到宋代的主户和客户，又具有了不同的阶级内容。经过这样的贯通考察，唐先生总结说，自汉代以来的封建专制王朝，都以剥削自耕农为基础，必须保证他们有一定数量，以便征课赋役，地主阶级却要不断增加劳动人手，荫客阶层对地主阶级的封建依附关系，数百年间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直到唐中叶才取得合法地位。中国封建社会也从此进入新阶段。

同浮客——客户研究一样，先生又依次探讨由魏晋南北朝到唐宋的部曲、由秦汉至宋代的农业雇佣(佣保)、由高昌国到南宋的契约佃农等各类劳动者阶层。这样，他的诸劳动阶层历史演变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浮客——客户的研究，不仅对这些阶层的演变史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说明，而且对我国整个中古时期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矛盾和演变，给予了深刻的描述。对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却作出如此翔实而深刻的贯通论证，令人觉得先生治史真有点“雄狮搏兔”的气概。

将理论性思考融汇在具体的历史表述中，是先生治学的又一个特点。这就是通常说的，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治史。1955年，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中写道：“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学理论，目的在于寻找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实现对学术探讨的宏观把握，而不是去寻章摘句，为文章“穿靴戴帽”。由于他的学术个性特重科学的实证，他的理论思考一般不是见诸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原文引用，而是融化在他对历史的表述中。正因为这样，他的论著往往能给读者以历史的深沉感，但他理论思考历程的曲折和艰辛，也往往不被人知。

他对封建土地所有制性质的研究，就有过这样艰辛的思考。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接受过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观点，因为这一观点直接来自马克思的论断。后来，他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重新思考，感到用土地国有制的观点说明中国历史，“有多处不好解释”。他认为马克思说有“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的情况，表现出三个特点： 1.“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 2.“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 3.所有臣民“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对这个国家都有“依附关系”。

先生认为，用马克思所说的土地国有制的这三个特点衡量中国社会，“讲不通”。因为：(1)即使最接近土地国有制的均田制时期，也存在着诸多不易以“国有制”涵盖说明的问题。(2)“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而中国封建王朝向地主阶级和自耕农征收的是赋税，不征地租。因此，不能断定中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土地国有制。

对于北魏至唐中叶实行的均田制是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观点，先生指出，受田民有农民也有地主，他们向国家缴纳的租调是赋税而不是地租。均田制在唐前期颁行于全国，敦煌户籍簿证实它确实已推行，这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性质还可以再研究；但根据均田制废驰后，“恣民相吞，无复畔限”的事实，均田制虽一度限制了地主大土地所有制，最终还是转向了封建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我国中古时期出现过的暂时的局部和国家大土地所有制，或封建国家强烈干预地主土地私有制，实际上不过是夹在地主土地制两个发展时期中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北方少数族内侵)而出现的一个插曲。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问题上，先生一贯坚持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坚持从事实出发而是不是从原则或概念出发，坚持学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寻章摘句贴标签或生硬比附欧洲。总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态度。几十年学术生涯的艰辛跋涉，逐渐形成了他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研究方法，即：由宏观理论思考把握的精细实证。这种鲜明的研究风格，得自他本人独特的学术经历。早年，在旧时代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他和许多同辈学者一样，是用传统史学方法治史的。解放后，当他接受了科学的历史观以后，他的学术观念相应地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开始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当成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把他终身从事的历史科学，看作“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实证的科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返身“清算”自己过去的学术生涯。在新的学术实践中，根据自己对历史科学的理解和自己的学术追求，在科学史观的烛照下，对所熟习的传统史学方法加以董理扬弃；摒除其繁琐陈腐的一面，保留其求实求真的内核。他近数十年做的研究工作，尽管仍然是有关历史时期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学术领域里的一个个具体课题，但是在他宏观思考的统摄下，这些成果已然构成为有机的学术整体，具有了同他早年的学术实践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可以说，从传统考据史学到科学实证史学，就是唐长孺教授半个多世纪学术生涯走过的道路。（1990年3月）

△ 1991年7月初，唐长孺与学生们在半山庐寓所前合影

后 记

1990年初，北师大陈其泰同志以介绍唐长孺教授的治学方法为题，约我撰稿。当时武大师友们正相商出本论文集为唐先生贺寿。我想还应该再写篇回忆性文章，便答应了其泰之约。若是综论先生的治学，自度没有这个能力；写写从师受学的心得还可以。于是写了这篇《问学记》。初稿草成，为求得文字准确，先寄给了先生，想请他看看，再做修改。不料等待多日，未得先生回音。“老师不满意了？”我有些不安，又不便直问，就托师友从旁打听。后得知是学弟牟发松同志读此文给先生听的。先生在听读之间还指出些不确之处，发松随手记在稿边。然而先生最后却不同意发表，说“哪有学生颂扬老师的！”不久又接到先生来信，函称“此文决不可发”，“因为是写我的，我有权扣下”。师意不可违，只好向其泰示歉作罢。

先生一向不大为人做序以避自炫之嫌。给已故挚友汪篯教授的《隋唐史论稿》作序是惟一的例外，因它是汪先生身后由学生所集，先生也不写自传，并不许别人为他写。这些我都是知道的。尽管《问学记》被先生扣下，但自问写作态度还算端正，只是写点从师学史的浮浅心得，并没有谀师之念。先生不同意发表，许是出自他一贯的谦虚和谨慎吧。

转年7月回武大参加祝寿会。师友们瞒着先生编成的论文集也适时出版。但见书的封面赫然印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而启功教授的墨宝《唐长孺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题签，竟印在扉页上！这一奇怪的设计，据说是先生得知后，先是反对而后向学生们让步的折衷方案。在武大随侍先生数日，他一言未及《问学记》。我当然理解先生的心。倒是发松悄悄告诉我，文稿一年来一直放在先生书房的书架上。“待先生日久淡忘了，我再取出给你。”发松好意地说。

又是两年过去，发松1993年夏来京，果然带来了《问学记》。先生之嘱，言犹在耳，我当然是投之箧中。

1994年10月14日，先生不幸病逝。几个月来，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心头，殷思之怀，情不能已。日前，陈启能同志问我可否写篇纪念先生的文章，于是想起箧中这篇五年前的文稿，萌发了“改一改”的念头。

青袱传业，素笺答难，煦煦融融十数载，恩师教泽怎能忘。

赐墨犹香，慈情未了，朝朝暮暮无尽期，弟子思量何以堪！

这幅挽联是我献给先生的永怀之什。不承想这篇当初的贺寿小文，如今竟也化为追怀之忆了！ 违“命”之愆，先生恕我。（ 1995年3月1日 ） （节选自 《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