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其康：《封神演义》的作者究竟是谁？

2025年春节档，一部以《封神演义》为蓝本进行大胆创新改编的动画电影《哪吒2》，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观影热潮。影片票房不仅荣登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冠军的宝座，还在全球单一市场票房竞争中夺冠。这成功点燃了大众对《封神演义》原著及作者的探索热情。

长期以来，《封神演义》的作者归属存在陆西星、许仲琳、李云翔三说，新版《辞海》也未给出定论。深入探寻《封神演义》的真正作者，对理解这部古典神魔小说的创作背景、文化底蕴与思想内涵，推动明清小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古籍记载及前期研究

清乾隆年间编纂的《传奇汇考》卷七在《顺天时》传奇题解中首次将《封神演义》与陆长庚（即陆西星）联系起来，虽误记为“元时”，却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关键线索。晚清梁章钜在《归田琐记》卷七加注“闻此士人即陆西星”，进一步明确了陆西星与《封神演义》作者的关系，使陆西星著书说在民间的热度升温。

1936年，张政烺严谨考证判定作者即为明代兴化道士陆西星，纠正了“元时”应为“明时”的错误，获胡适认可。随后，张政烺的《〈封神演义〉的作者》在《独立评论》第209卷发表，瞬间在学界引发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随后，孙楷第确认陆长庚即陆西星及籍贯，为陆西星著书说夯实了更为可靠的基础。

1948年，乡贤喻兆琦的《封神演义考证》发表于上海《申报》副刊，深入论证《封神演义》系陆西星所作，为这一观点注入了新的活力。

1953年，谭正璧在《光明日报》发表《曲海作者谈》，指出《封神传》为陆西星所作，陆为明朝嘉靖时人，与吴承恩同时，还提出封神榜应在《西游记》之前，从时间线和作者同期性角度，为陆西星著书说增添了有力支撑。

澳大利亚汉学家柳存仁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在上世纪晚期，他撰写《封神演义的作者》《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等多篇论文，通过对《封神演义》与陆西星著述文本的细致比勘，以及对其丹道思想的深度剖析，推断出《封神演义》出于陆西星一人手笔，为陆西星著书说提供了极具学术价值的论证。

2008年，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省志·人物志》明确记载陆西星是道教“东派之祖”、《封神演义》作者，以官方志书的权威性，肯定了陆西星的作者地位。

2010年9月，由梁归智整理、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封神演义》，直署作者为（明）陆西星著、许仲琳编，认为陆西星是原著作者，许仲琳为编辑者，为学界对《封神演义》作者的认定提供了新的思路。

笔者的《陆西星著〈封神演义〉之内证》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3期，从人物原型、道教文化、语言风格等多维度阐述《封神演义》为道家学者陆西星所作，进一步丰富了陆西星著书说的论据。

吕洞宾元素与道教文化

陈洪、陆三强、刘彦彦等多位学者均倾向于陆西星是《封神演义》的作者，其中尤以南开大学讲席教授陈洪的成果最为显著。

陈洪于《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7期发表的《吕洞宾信仰与小说〈封神演义〉作者关系考》中提出：《封神演义》里陆压道人的形象，有着吕洞宾的影子。不仅如此，小说还引用并改写了许多吕洞宾的诗歌，这足以表明小说作者对吕洞宾十分熟悉且满怀崇拜之情。在明清时期，吕洞宾信仰极为兴盛，其传播途径除了文人的扶乩游戏，更多的是依托吕祖乩坛来进行修道传经活动，而《封神演义》里阐教的相关说法，似乎就源自这类崇拜活动。陆西星是乩坛修道的典型代表，他借助吕祖扶乩活动，精心整理了吕洞宾的传记和诗文。同时，陆西星秉持三教合一、唯道独尊的宗教观，以及以天命化解忠孝与改朝换代之间矛盾的政治观，并且通过扶乩活动，深入体验了丰富的神灵世界，掌握了相关符咒法术知识。综合这些因素，陆西星作为《封神演义》作者的观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在2024年5月召开的“明清小说与兴化”研讨会上，陈洪在《〈封神〉·吕洞宾·陆西星》论文中进一步指出：深入剖析文本，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展开研究，会发现《封神演义》、吕洞宾、陆西星三者之间，关联极为紧密。这些关联之处对于解读《封神演义》至关重要。在《封神演义》中，从作品内外的多条线索来看，陆压都与陆西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吕洞宾的潜在影像，更为“陆西星是《封神演义》作者”这一推断，增添了极具分量的证据。可以说，陆压就像是陆西星投射在小说中的影子，由此更进一步佐证，陆西星极有可能就是《封神演义》的作者。

从人物塑造视角深入剖析，《封神演义》里对黄龙真人的刻画，背后或许藏有深意。陆西星极为推崇吕洞宾，以私淑弟子自居，而黄龙真人这一形象，无论是其行事风格，还是对道的领悟与践行，都隐隐与陆西星的道家理念相呼应，极有可能是他道家思想借黄龙真人这一角色予以艺术化呈现。

再看长耳定光仙，他在小说中从最初的立场到后来的转变与抉择，都充满戏剧性。巧合的是，长耳定光仙的这些转变和选择，恰似一面镜子，映射出陆西星在人生道路上对道学的不断思考与探索，二者的人生轨迹仿佛在某些关键节点上产生了奇妙的交集。

陈洪在《文学与文化》2020年第2期所撰《〈封神演义〉“陆西星著”补说》中又指出：倘若从文本内证层面考量，陆西星为《封神演义》作者这一说法，其说服力更为强劲。诸多人物塑造方面的细节，无疑为这一观点增添了极具分量的注脚，让我们得以从全新角度审视陆西星与《封神演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陆西星作为道教内丹派的创始人，其学术著作蕴含的丹道思想，与《封神演义》中丰富的道教文化元素高度契合。书中丹道修炼诗句、道家经典引用，无不彰显着陆西星唯道独尊的主张。尤为关键的是，《封神演义》并非单纯体现道家思想，而是呈现出儒释道融合的多元倾向，这与陆西星思想体系的包容性相呼应。小说中人物善恶评判、情节设定，巧妙融合了道家顺应自然、儒家忠义仁孝、佛家因果轮回等观念。这种思想层面的深度融合，体现了陆西星思想与小说宗教理念的紧密联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封神演义》“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一语中的。

地域风物与相关史实

从地域风物视角深入分析，陆西星参编的《万历兴化县新志》记载了兴化东岳庙首任道长姜可常呼风唤雨为百姓消灾解难的事迹。这一形象与陆西星塑造的姜子牙极为相似，很可能是陆西星在创作时，将姜可常的形象进行艺术加工，融入姜子牙这一角色中，为其赋予了更多神奇色彩和济世情怀，这体现了陆西星创作素材与地域文化的紧密关联。

在《封神演义》里，有姜尚渭水直钩垂钓、分封诸神的故事，而在兴化，存在一条“渭水河”，河畔建有“钓鱼庙”，庙内还设有“姜尚祠”。这些真实存在的地域风物，与小说情节高度契合，很可能是陆西星在创作过程中，以家乡的地理元素和文化遗迹为蓝本，进行文学创作的有力证据，进一步佐证了陆西星创作《封神演义》的可能性。

此外，小说中有本领非凡、自况为“非仙非圣一闲人”的陆压道人。在兴化方言中，“二”与“压”同音，且宋元时期兴化“顾、陆、时、陈”四大家族里陆家又排名第二。这种独特的方言谐音与家族排序的巧合，有可能是陆西星将自身家族元素巧妙融入小说创作的体现。

同时，兴化流传着陆西星“方壶岛上作《封神》”的传说，从侧面补充了陆西星创作《封神演义》的内证，使整个证据链条更加完整。

除了思想层面的紧密关联，从地域文化等外证角度，也能发现陆西星与《封神演义》的联系。兴化北郊的自然村“陆鸭子”，村中陆姓为大姓，现属平旺行政村。陆家祖茔就在此，陆西星也葬于此。陆家祠堂位于离陆鸭村不远的北城外。在兴化方言中，“压”与“鸭”同音，“陆压”与“陆鸭”的谐音暗合，这一有趣的语言现象为陆西星著书说提供了地籍文化层面的证据。

明代嘉靖年间，“后七子”之一的宗臣对挚友陆西星推崇有加。在他所撰写的《陆长庚母夫人序》中记载：“余往在草莽时，则长庚时时共予治博士家语，顾非其好也。辄太息罢去，乃独亟称司马子长、杜少陵。”“长庚得以翱翔文史，驰骋今昔，虽自其雄才乎，要太孺人贤有教矣！”从宗臣这段序文不难看出，陆西星才思泉涌、志向远大，行事超脱凡俗，尽显卓越非凡的才能。而这些特质，无疑是创作鸿篇巨著《封神演义》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笔者在《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所撰的《兴化“四大名著”作者刍论》中指出：历史文化名城江苏兴化于元末明初有作《水浒》之施耐庵，明代中叶有校《西游》之李春芳，作《封神》之陆西星及明末清初有作《梼杌闲评》之李清，光辉灿烂。

李春芳、陆西星、吴承恩都是同时代、同地域的人（淮安距兴化较近）。李与吴是故交，都钟情于神话志怪题材，志趣相投，他们的交往在《贻安堂集》和《射阳先生存稿》多有记载。李之父母双登八十大寿时，吴承恩作《德寿齐荣颂》专程来兴化庆贺。李与陆既有同乡之谊，又有通家之好，彼此交往密切。陆西星精研道学，与李也志趣相投。陆、吴同为李的至交，三人皆为文士，皆有作品，加之《封神演义》与《西游记》又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作者共同的交往圈与作品的高关联度必然引发人们深思：兴化施耐庵著《水浒》的示范效应，或引发陆西星《封神传》、吴承恩《西游记》等作品接踵问世。

“许仲琳说”之疑点

目前认为许仲琳是《封神演义》作者的关键证据，源自明代万历年间金阊舒载阳刊本，该版本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书中卷二题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然而，这仅是孤证；其二，全书仅这一卷有此署名，并非全书统一题署。鲁迅先生曾记述，许仲琳为南直隶应天府人，但相关生平事迹不详。郑振铎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一文谈及《封神演义》时也提到：作者不详，明万历本子上有许仲琳编的字样，但不太可靠，或者可能经此人编过。由于许生平事迹不详，仅从号“钟山逸叟”也只能推断出许是今江苏南京人或者寓居南京，加上其它卷均无作者署名，所以一些学者对此说持怀疑态度。

有学者提出，许仲琳可能是金陵书商。在明清时期，“编辑”的概念较为宽泛，参与书籍的整理、校订、刊印等工作的书商，有时也会被称为编辑，所以不能仅仅依据“编辑”二字就断定许仲琳就是《封神演义》的作者。《封神演义》作为明代神魔小说的代表、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在缺乏作者详实生平资料的情况下，通行本就轻率地署名作者许仲琳，难以让人信服。

那么“钟山逸叟”究竟是谁呢？我们在宗臣寄赠陆长庚的诸多诗作中，发现有两首诗格外值得深入研究，从这两首诗中或可揭开“钟山逸叟”的真实身份。

第一首是《闻陆子携家之金陵感而有赋》：“闻君栖海上，何意赴江东。况复青袍旧，其如白发穷。龙蟠天府壮，凤去古台空。日月悲歌里，关山涕泪中。赋成三楚远，名并两都雄。书已留怀袖，春难问雁鸿。相思南去苦，多难向来同。汉苑摛词者，看君慰转蓬。”此诗内涵丰富，以友人陆子携家前往金陵为切入点，既包含对友人命运的关切与期望，也有对其才华的高度赞赏，还融入了对自身境遇的感慨。

另一首是《出访陆长庚不遇》：“出郊频系艇，筑室不依山。樵者千林下，人家一水间。岩花春更碧，渚草夕仍斑。汝谓长逃世，吾将共闭关。岂乘黄鹤去，何意白云还。龙剑斗边色，渔竿石上闲。玄芝应自摘，丛桂好谁攀。惆怅当年语，丹书次第删。”这首诗通过描绘陆长庚隐居之地的自然环境，表达了对其隐逸生活的向往与未能相遇的怅惘，侧面反映了对陆长庚人格的赞赏。

这两首诗借助隐逸意象与情感表达，勾勒出陆西星作为“钟山逸叟”的精神风貌，揭示出他思想上的矛盾与独特的人格魅力。此外，明万历六年李春芳胞弟李齐芳为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刻本所作序中，称栖霞山为“摄山”。由此可见，陆西星晚年隐居金陵钟山支脉摄山（即栖霞山）修道，他的思想融合了儒道两家，且精于内丹之术，与“逸叟”这种隐逸高士的形象极为契合。这些史料为陆西星笔名“钟山逸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从侧面凸显出许仲琳作为作者身份的可疑之处。胡适在《〈封神演义〉的作者陆西星》一文中猜测，“钟山逸叟许仲琳”或许是陆西星发表小说时用的笔名。

李云翔与《封神演义》关系探究

有学者主张李云翔是《封神演义》的编著者，然而学界对其生平事迹的了解极为有限。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封神演义》明末舒氏刻本卷首李云翔的自序署名可知，他字为霖，是邗江人。根据现有资料推断，李云翔更可能是《封神演义》的修订者。《封神演义》大约成书于道教兴盛的明隆庆、万历年间，其原型最早可追溯至南宋的《武王伐纣平话》，创作过程中或许还参考了《列国志传》《昆仑八仙东游记》等作品，融合古代魔幻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创作而成。李云翔是晚生，说他是作者，缺乏足够的内证依据。

鉴于李云翔在编著《封神演义》中的角色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他在卷首自序的署名成为关键线索，接下来有三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其一，李云翔是否为宰相李春芳之后裔，其原籍究竟是兴化还是邗江？

李氏家族在江淮地区堪称一流的名门望族，李春芳育有8子24孙，后裔繁盛。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家族中获取功名者多达五百余人，其中31人中举，12人中进士，9人官至一品，诗人、小说家、书画家、学者等各类名士层出不穷。李春芳为人贤明恭谨，常告诫儿孙：“汝辈纵不得第，犹可博荫。明经一途留待寒士，勿在籍与考。”（万历十九年编修的《兴化县新志》称赞他“不为子弟求庸进，不以富贵骄乡党”）能有此等觉悟的古代官员，实属凤毛麟角。现今已知李氏后裔中确实存在冒籍科考的情况，那么李云翔是否冒籍邗江，这一问题亟待深入查考。因为这不仅关乎李云翔个人身份的认定，而且关乎他与《封神演义》的编著是何关系。

其二，李云翔为何在《封神演义》卷首自序署名。

李春芳辞官归乡后，建造别业“延青阁”，俗称“相国水亭”，与陆西星位于海子池方壶岛上的道庵与住所“北海草堂”仅一水之隔，彼此比邻而居。他们时常泛舟海子，赏菊方壶，饮酒赋诗，谈经论道，切磋艺文，欢娱晚年，有时吴承恩、韩乐吾等文友也参与其间。倘若李云翔是李春芳的后裔，基于家乡风俗、家族风气的熏陶以及对友族的深厚情感，他欣然为修订陆西星的《封神演义》撰写自序并署名，便在情理之中。这背后或许还隐藏着家族文化传承与文学创作相互交织的故事，值得深入探究。

其三，两位“为霖”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这一奇妙的巧合极具研究价值。兴化籍戏剧家李为霖，生于1633年，原名渌，字苍水，号雨商，又号楚湘，是李春芳的五世孙，为李长昂与季娴夫妇之子。他在顺治十六年考中进士，官至荆州府知州、督粮道参政、云南按察使，与李渔交往密切，著有传奇剧《镜中花》《丰乐楼》等作品流传于世。邗江的李云翔，字同样为“为霖”，这两位“为霖”之间的关系，亟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梳理和明确。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家族关联，也可能在文学创作、文化交流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理清这种关系，或许能为解开李云翔与《封神演义》的关系谜团提供新的线索。

通过对《封神演义》作者相关内证和外证的全面分析，陆西星作为作者的观点在现有研究中展现出了极强的说服力。

关于《封神演义》作者的研究仍有可深入挖掘之处，以期更加全面、准确地揭示这部经典小说的作者之谜。

（本文作者为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