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孟辑以军政部命令扣第十军炮营，何应钦推说不知，气的蒋氏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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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系炮兵部队中，向有“炮兵三杰”之称，这“三杰”分别是邹作华、彭孟缉与黄国书。

当然，炮兵人才不只这三人，像邵百昌、蔡忠笏也是指挥炮兵作战的好手。

可若论成就，还属彭孟缉为高。

这倒不是说彭孟缉的炮兵造诣就是超过以上几人，谁让人家是“天子门生”呢？

邹作华是东北炮兵的主要创建人，在东北“易帜”后，邹作华到了南京也很受重用。

抗战爆发后，邹作华也想有所作为，可却被现实所击倒。

哪怕他在炮兵界再厉害，可仍因杂牌的身份从炮校校长的位置被排挤了出来，到军令部当了炮兵总指挥。

军令部虽然负责作战和指挥，可管的是参谋系统，炮兵的指挥调动都由军政部负责，邹作华说话一点儿用也没有，充其量能管几个炮兵参谋。

可没想到，在1940年4月14日，军令部炮兵指挥部突然升格了，变为由统帅部直辖的炮兵总指挥部。

既然脱离了军令部，那就放开手脚干吧。

当时，像野炮、榴弹炮等装备无法国产，花巨资从国外买回来的大多是一些旧炮和老炮。

很明显，这其中有人吃回扣了。

邹作华就想，既然买不到好的，那就在国内组织人手进行研究设计，自己造炮吧。

可一经实际操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兵工署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

他们从来就没有自行研发的想法，有的只是买人家技术来进行仿造。

邹作华失望之余，就找到了宋子文，看看这位“国舅爷”能否帮上忙。

可他想错了，宋子文说，费那个劲干嘛？没有了就去买呗。

邹作华也是傻了，宋子文是什么出身？出身于买办家庭。

和一个出身于买办家庭的人谈如何搞自主设计研发，这不是断人家财路吗？

见没有人支持，邹作华的理想破灭了，从此开始“摸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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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书的炮兵技术也不差，可黄国书半道改行了，由炮兵指挥官改为步兵师长了。

这也是他日后在炮兵领域成就不高的原因。

至于邵百昌，那根本就不是蒋氏的嫡系。

蔡忠笏倒算作嫡系了，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过于好酒了。

虽然炮兵技术那是没得说，走到哪里都被人竖大拇指，可这个嗜酒如命的毛病制约了他的发展。

当然，他也不在乎所谓的前途，只要有酒就行。

作为曾经的炮兵，哪怕炮兵履历只限于养好驮炮的驮马，蒋氏对炮兵还是非常重视的。

在以上几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法重用的时候，毕业于黄埔5期，又曾经在日本进修过野炮战术的彭孟缉就显露了出来。

1927年8月，彭孟缉从黄埔军校5期炮科毕业，在短暂担任任排、连长后，于1928年4月被公派到日本野炮兵学校进修。

1931年7月，彭孟缉学成归来，任炮兵学校主任教官。

这个级别对于毕业于黄埔5期的人来说，已经很高了。

因为在1931年的时候，黄埔5期毕业的大多数都是营、连级别，而彭孟缉担任的这个主任教官，相当于上校级别。

虽然在蒋系部队中，炮兵因是技术兵种，军衔普遍比步兵高1级，但能在1931年成为上校级别，彭孟缉在黄埔5期生中还是比较出彩的。后来出现的那些5期名将，如郑庭笈、邱行湘在抗战爆发后才陆续当上团级军官。

彭孟缉很精明，他在担任炮校主任教官期间发现，要想在蒋氏身边混的开，单纯有炮兵技术那是远远不够的，这体现不出对蒋氏的“忠诚”。

在回国不到一年后，彭孟缉加入了“复兴社”。

果然，彭孟缉加入了“复兴社”后，官运开始亨通起来。

1936年4月，彭孟缉调任陆军炮兵学校重炮团团长。

这个重炮团是我国历史上头一个机械化重炮团，彭孟缉能当上团长，除炮兵技术过硬外，“复兴社”背景也为他加分不少。

因为“复兴社”的骨干，也就是所谓的“十三太保”，大多都是黄埔1期、2期生。

由这些人在背后帮忙一个出身“复兴社”的人来争夺这个团长位置，还有谁能抢得过他们？

当上机械化重炮团团长，就意味着在黄埔系炮兵中，彭孟缉就成为了头一人。

虽然他的职务并不是很高，但地位在他之上的，都是一些老资格。

抗战爆发后，彭孟缉率炮兵第十团（机械化重炮团改番号）参加了淞沪抗战。

严格来说，炮十团在淞沪战场上打得很英勇，但战绩并不出彩，远不如炮兵老前辈蔡忠笏。

在炮兵战术的运用上，彭孟缉也同样不如。

原因在于，彭孟缉指挥炮兵作战，战术相对单调，这跟他是在日本学的炮兵技术有关。

而蔡忠笏虽然没有留洋的经历，但战术灵活，在淞沪战场上创造性的使用了游炮兵战术。

也就是说，用炮兵来打游击战，打一炮换一个地方，屡屡重创日军。

彭孟缉虽然也向蔡忠笏请教过游炮兵战术，但在使用上的效果远不如蔡忠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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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9日，蒋氏下令上海守军全线撤退。

虽然蒋氏有严令，撤退时炮兵在先，但毕竟有大炮拖累，炮十团虽然先行出发，可却落后于步兵，一直到了11月12日晚，彭孟缉才率炮十团来到了方家窑。

方家窑附近的河上有一座公路桥，当彭孟缉率部赶到时，工兵已经奉命在桥上布下了雷区。大炮若上了桥，那肯定会被炸毁。

这个雷区，成为了彭孟缉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把雷区拆了？不现实。

大炮长翅膀飞过去？更不可能。

为今之计，究竟该怎么办？束手无策的彭孟缉坐在河边放声大哭。

哭声惊动了附近的一军一师营长贾亦斌。

贾亦斌是湖北阳新人，与江夏人彭孟缉是湖北老乡。

见老熟人彭孟缉坐在河边大哭，就赶紧上前询问。

没想到不询问还不要紧，这一询问，彭孟缉哭得更大声了。

彭孟缉也有理由儿哭。

按照彭孟缉的说法，当时全国就只有这么一个像样的炮团，可恶的工兵竟然铺设雷区堵路，这可让他如何是好？

贾亦斌也知道，这些德国大炮每门造价870两黄金，要是就这样扔给鬼子，那还不得心疼死？

可总坐在河边儿哭也不是个办法啊！

彭孟缉下定决心，宁肯把炮扔到河里，也不能便宜了鬼子。

于是，彭孟缉下令，炮十团官兵一拥而上，把这些在淞沪战场上都没怎么舍得用的大炮全部推到了河里。

11月18日下午，彭孟缉回到南京。

若是彭孟缉带着炮来到南京，很有可能会被留在南京协助防守。可来了一帮赤手空拳的炮兵又有什么用呢？

方家窑的经历，让彭孟缉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见不得好炮，一看到好炮就挪不开步，就想占而有之，这也为日后他强占第十军炮营埋下了伏笔。

虽然在撤出淞沪战场时成了光杆司令，但这并未影响彭孟缉升迁。

毕竟，在那时候有在国外学炮兵经历的人并不多。

况且，把大炮扔到河里，也是彭孟缉的无奈之举。

1938年4月27日，彭孟缉晋升为少将，担任炮七旅第十团团长，不久升任副旅长。

在短暂刷了一波履历后，1940年6月，彭孟缉改任重炮一旅副旅长。

1943年1月，升任重炮一旅旅长。

1944年，兼任第4战区炮兵指挥官。

当时，在蒋系部队中有七个炮兵旅。

1940年6月，炮七旅（机械化炮旅）扩编为重炮一旅和二旅，变成8个炮兵旅。

8个炮兵旅的8个旅长，除炮6旅旅长王观洲是黄埔6期生，履历稍低于彭孟缉外，其他旅长几乎都是毕业于保定军校炮科的。

而且，重炮一旅的装备根本不是其他几个旅能比的。

从炮七旅分出的重炮二旅下辖炮11、13团和补充团火力也很强劲。

但一来，重炮二旅长期驻守戍守陕西，在正面战场作战次数不多；二是，在原炮七旅中只有炮十团和炮14团是机械化炮团，重炮二旅的装备和火力也是无法与重炮一旅相比的。

由此可见彭孟缉在蒋氏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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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豫湘桂会战第2阶段长衡会战爆发。

谁也没想到，在抗战中顽强守了5年多的长沙在一天半的时间内失陷。

日军前锋第68、116师团迅速南下攻击衡阳，其目的在于打通湘桂线，贯通南北交通线。

当时，奉命防守衡阳的第十军正在抓紧部署，蒋氏也命俞飞鹏急赴衡阳，负责第十军的补给事宜。

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提出，军炮兵营去昆明接受12门美式山炮和受训未归，火力不足，请求增派炮兵。

接到蒋氏电令后，第9战区炮兵指挥官蔡汝霖临时指派了一个野炮营归第十军指挥。

在长沙未陷落之前，第九战区炮兵指挥官是王若卿（保定炮科8期）。

由于在长沙保卫战中，王若卿被追究在岳麓山丢弃炮兵旅的责任，也被蒋氏召到了重庆准备问责，九战区炮兵指挥官之职改由蔡汝霖担任。

蔡汝霖官卑职小，出任指挥官之前，只是第十军预十师团附，受命后担任的只是衡阳警备司令部炮兵中校指挥官，他这个九战区炮兵指挥官有名无实，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罢了。

故而，他调来的这个野炮营只是一个日式野炮营，且只有炮弹不足的6门大炮。

俞飞鹏得知这个情况后，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只能下令衡阳附近的各兵站加紧把粮弹运往衡阳城内，并且给衡阳城内增添了3倍的粮弹。

更重要的是，他还特意多拨给了第十军5万枚手榴弾。

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手榴弾战术堪称出彩。

可如果没有俞飞鹏多拨给的这五万枚手榴弾，恐怕第十军也是无米之炊。

见衡阳城内炮火不足，蒋氏又下令从杜聿明部抽调一个摩托化战防炮营配属第十军指挥。

战防炮营对付日军的坦克、战车以及机关枪阵地作用是很大的，可打这种大型的攻防战，若没有重炮助战，火力仍是不足。

因此，方先觉连催第十军炮兵营立即归建。

方先觉急，第十军炮兵营长张作祥更急。

他接到方先觉要其立即归建的命令后，立即中断在昆明的训练，率全营官兵拖着12门新式美式山炮向衡阳赶去。

可没料想，途经桂林时，却被第四战区炮兵指挥官兼重炮一旅旅长彭孟缉见到了。

都说见猎心喜，彭孟缉此时就是这种表情。

他见到这么多新式美式山炮，立即红了眼，就想吞下这个炮营。

可炮兵转移作战序列是需要“军政部”命令的，张作祥根本就不理会彭孟缉。

可彭孟缉有办法，因为交通线是控制在他手里的，他一面下令不得运输第十军炮兵营东行，一面走通了“军政部”的关系，还真的让他拿到了一份调令，并且对张作祥许愿，若张作祥愿意留在重炮一旅，他立即提升张作祥为团长。

张作祥自然不同意。

可不同意，他就离不开桂林。

这时，手下官兵给他提醒，可以直接联系侍从室，直接向老蒋反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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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衡阳军情火急，不然蒋氏也不会把俞飞鹏派到衡阳去。

而在这关键时刻，竟然出现了彭孟缉要扣留第十军炮兵营这种事情，并且还是拿到了“军政部”的命令，蒋氏有些不敢相信。

他急召何应钦前来询问。可让蒋氏没想到的是，何应钦竟然推说不知道。

这可把蒋氏气的浑身发抖。

怎么叫不知道？

彭孟缉都拿到了“军政部”的调令，而你作为“军政部长”竟然不知道此事。

你究竟是尸位素餐呢？还是与彭孟缉合谋呢？

这件事儿说何应钦与彭孟缉合谋，那也谈不上。

像调动一个炮兵营的这种事情，在何应钦看来都是小事。

再加上他与彭孟缉一向关系甚好，既然彭孟缉有这个要求，他恐怕想都没想就批准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何应钦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是彭孟缉串通了“军政部”内的友好，瞒着何应钦发出了调令。

在这些大佬眼中，一个炮兵营的事是小事儿。

见何应钦一问三不知，蒋氏更气，他立即下令，“着该营即刻归建，参加衡阳之战。”

按理说，蒋氏发了令，彭孟缉总该听了吧？

可事与愿违，虽然有蒋氏的命令，彭孟缉仍是不放人。

此时的彭孟缉就是骄兵悍将的典型。

他很清楚，即便是强行扣留了这个炮兵营，就算日后事发，蒋氏也不能把他怎么地。

彭孟缉不急，在衡阳城内的方先觉和在桂林的张作祥急了。

衡阳外线的战斗已经打响，若第十军炮营不能立即归建，将会直接影响衡阳保卫战的成败。

张作祥无奈之下，只能答应彭孟缉留下一半火炮，自己携带6门美式山炮和全部炮弹2000余发赶往衡阳。

当张作祥率部赶至距衡阳30余里的三塘站时，碰上了第十军老军长李玉堂。

李玉堂开口即是“王炸”，“我很希望你们能平安进入衡阳城内，增强火力。”

原来，日军先头部队已经在东阳渡附近渡过湘江，第十军的前哨战已经打响。

若此时张作祥不顾一切要进入衡阳，很有可能会与日军遭遇，遭遇的结果就是这6门美式山炮会被鬼子抢走。

李玉堂提出建议，“你们不如在这里集结待命，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张作祥并没有接受李玉堂的建议，仍然坚持要进入衡阳。

形势逼得张作祥不得不进入衡阳，因为攻打衡阳的第68和116师团每个师团都配备一个炮兵大队（日军丙种师团配备炮兵大队）外，还加强了一个獨立炮兵联队。

第十军的火力本就弱于日军，若炮营再不进入衡阳，衡阳怎能守得住？

因此，张作祥把炮兵营编为攻击组和护炮组，在击溃了沿途几支日军小部队外，终于平安进入衡阳，为保卫衡阳立下大功。

长沙失守后，衡阳已成为战场核心，只有守住了衡阳，才会吸引日军于衡阳，然后汇集重兵四面合围而来，聚歼日军于衡阳城下。

而在这关键时刻，彭孟缉毫无大局观，以一己私利强行扣留第十军炮营，其行为令人发指。

而高高在上的何应钦也尸位素餐，更加助长了彭孟缉的跋扈之气，连蒋氏的命令也置若罔闻。

若非如此，第十军炮兵营全营进入衡阳，炮弹虽仅有2000余发弹，但炮兵阵地的火力覆盖面将更大，自然会对日军造成更大的打击。

可这一切都因彭孟缉的私心而被破坏。

彭孟缉的行为在蒋军中并不罕见，而蒋军知之却不能鉴之、改之，只能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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