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遗民都去哪儿了？不敢殉国的钱谦益，和奋斗到底的郑成功

1644年，清军踩着山海关的残砖碎瓦，入驻北京城。明太祖朱元璋自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自此宣告灭亡，最后一任君主崇祯皇帝自认为愧对列祖列宗，选择于煤山自缢身亡。

崇祯之死一方面宣告着大明王朝的覆灭，另一方面却也道出了大明王朝的铁骨铮铮的一面，历史学家每每翻开此页都忍不住热泪纵横，他们在古纸堆的字里行间写下：

自明一代，不割地，不赔款，不称臣，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的存在，清军入关以后，明朝旧臣又拥护了朱家的后代，继续在南方与清军对抗，后人称呼这段时期为南明史。

投降还是殉国

南明覆亡后，不少仁人志士不愿意历任伪朝，而是以遗民的身份继续着明朝衣冠，如历史上的伯夷叔齐那般，宁死不肯屈从新生的朝代。

清朝一统天下之后，为了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在南方制造了两件震慑天下的惨案，其一是扬州十日，其二是嘉定三屠。

一时间血流成河，不少软弱的文人选择了“弃暗投明”，比如著名的藏书家钱谦益。

其爱妻柳如是柳如是虽是一介女流，心中装的却是民族大义。

曾经有无数男人匍匐在她的石榴裙下，她的心却坚如磐石，没有晃动丝毫。直到钱谦益的出现，他虽然年龄较大，但一身风骨，乃人中俊杰，于是她心甘情愿地嫁予其为妻。

明朝亡了，她决定以死明志，以全汉人风骨。

她询问丈夫是否愿意与自己一块共赴黄泉，钱谦益晚年得此一红颜知己，生活极为幸福。待听到娇妻的问话后，当即表示同意。

次日清晨，两人双双奔赴河边，奔流向东的河流宛若时间，带走了前朝，却没有带走他们的身家性命。

他们紧握着彼此的手，四目相对，情意浓浓。

钱谦益的确是情场圣手，他告诉柳如是自己愿意先行离开，到黄泉路上等他。

他松开了爱人的手，走向滔滔的流水，一幕感天动地的画面即将上演。

柳如是心想自己所托非人，此生可以无憾矣。

结果钱谦益闹出一个千古笑谈，当他的脚触摸到河水时，只觉一股刺骨的冰冷砭入肌肤，他立刻抽回脚丫，弱弱地说了句：“水太凉，不妨改日再跳！”

只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此人并非是大义凛然之人，仅仅因为一股微不足道的水凉，就打消了其为一个崇高理想献身的念头。

孔子曾以此言谆谆告诫处于苦难中的弟子：“君子固穷矣，小人穷斯滥矣！”

何为君子？就在面对惊涛骇浪，仍旧能够保持心中节操的人物。

屈原面对靳尚等小人的非难，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

结果被君主流放至江滨，坚守正道却带来重重苦难，正道到底是对是错？

屈原用英勇的一跳给出了答案，而那一跳也在中华文化的夜空里，留下了一道炫丽的光线。

明末的史可法无疑就是和屈原一样的人物，史家世代为官，出而为仕的史可法，在晚明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始终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操守。

顺治帝的十四叔多尔衮率领八旗精兵，围攻扬州城，数十名将领为了换取生路，谋一个前程，纷纷临阵倒戈，出城投降。

扬州城被大军围得水泄不通，敌我力量悬殊之大，明确地告知史可法，这是一场必败的战役。

战争进行了这个时候，即使他选择了投降，后世的史官也不会过分地苛责他。

但他惧怕的不仅仅是后世的史书里的评价，而是害怕辜负自己的一片赤胆忠心。

犹记得老师左光斗在临死前谆谆告诫自己，一定要实心用事，忠诚体国。

老师之言尚在耳旁萦绕，自己又岂能为了活命，断了大明王朝的铮铮铁骨。

城中没有了粮食，他就带领将士们挖野菜，吃树皮。

为了给扬州城带来希望，他又联系向各处将领发出求救的信号，可惜这些消息都如石沉大海般，不见任何的回音。

多尔衮爱惜爱人才，再次派遣使者劝降他，被他一封决绝的《复多尔衮书》反驳得哑口无言。

早先听闻中原王朝有忠臣义士，以为仅仅是执笔人的杜撰，如今例证就在眼前，多尔衮心里暗暗地发出赞叹之声。

史可法在无援兵可来的情况下，在城中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凭借高大的城墙又死守扬州数日。

清军只能请出秘密武器——红衣大炮。

当一颗颗炮弹击溃扬州的城墙时，史可法的心在滴血，他拔出宝剑，以求自杀殉国。

麾下战将急忙拦住了宝剑，但对于一个求死之人而言，这个世间已然没有他留恋的事物。

他转身投入轰隆作响的炮群中，生命就在那片无情的声音中，宣告了结束。

扬州城破之后，清军竟然无法准确地找出他的尸体，连多尔衮都不禁为之深深地叹息一声。

其子史德威将其生前的衣冠，埋入梅花岭的泥土之中。

而历史最终也给予了他一个公正的评价，清乾隆年间，朝廷追谥其为“忠正”。

何谓“忠正”，即忠心体国，正义凛然。一个人能做到连对手都如此尊重他，才算能达到仰无愧于天，俯不祚于地的境界。

隐居世外

或许有人会说，难道明朝遗民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吗？只有投降或者死亡两条路途吗？

非也，他们还有另一条路途，如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一样，隐居山林，逍遥自在，不与不合心意的世俗同流合污。

写下传世著作《明夷待访录》的黄宗羲，就是其中第一。

黄宗羲，北宋黄庭坚的后人，据传母亲诞下他时，梦到麒麟入怀，故而为其赐名小名“麟儿”。其父黄尊素，万历年间的进士，曾因生性耿直而得罪了魏忠贤。

魏忠贤作为东厂的厂主，向来心狠手辣，但凡遇到反对自己的人物，都会用尽各种刑罚，使得反对者受到身心两重折磨。

黄尊素因不堪折磨，不久后病死狱中，后来明思宗朱由检赞叹其为“忠臣孤子”。

黄宗羲也不负众望，自幼便以其父为榜样，乐而忘食，发愤读书。

试图通过科举打通个人的仕途，以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公元1642年，也就是崇祯十五年，他与好友入京参加科举考试。

他们一行人自信满满，自觉凭借个人失利可以一举考中进士。彼时的黄宗羲尚且三十二岁，还未曾真正见识到明朝官场之黑暗。

崇祯帝为保家卫国，请求众臣捐款，以抗拒山海关的女真族，结果众臣却是一毛不拔，谁也不肯捐献家财以资国用。

自私自利如此，这些人又岂能真正大公无私地为国家选贤任能，黄宗羲与其父秉性类似，又岂愿意为了一官半职，向儒林败类折腰？

结果就是名落孙山，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对大明王朝的忠心。

两年后，明朝覆灭，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反清复明的行列，选择效忠南明的鲁王。

正是因为这些举动，在清朝建立之后，他们祸患频发，先是弟弟两次被捕，再狱中被处于极刑，紧接着就是其老家无缘无故出现了火灾。

除却人为的祸端外，天灾也没有绕过黄宗羲，他的儿媳妇、小儿子以及小孙女都在极端的贫困中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间。

忠臣难做，换做正常人，早就选择出任新朝官职，以保护自己的家人。

黄宗羲坚决地说出了“不”字，可惜终其一生，他都未能见到明朝重新燃起的火光，在其去世之前，他想到自己一生的功绩，空有一身才学，却在功业方面毫无建树。

遗憾地告诫后代，死后只需将议题放到葬坑之中，丧葬时的礼仪一概取消。

无需棺椁，也无需新添一被一褥。而与黄宗羲做出同样选择的人，为当时的大多数。

当时的清政府，为了震慑天下臣民，命令普天之人，必须留金钱鼠尾辫，否则便是违背了当朝国策，屈大匀不得已之下剔除了三千烦恼丝。

屈大匀为了达到隐居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避开剃头的政策，他最终选择了出家。

出家之后的他并没有如佛陀那般，整日里拿着佛经以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七苦，用来告诫世人。

他不过是扮作和尚的模样，到处向人宣扬反清复明的理论。

清朝本为鞑靼，自古以来中原王朝都是汉族为正统，他的理论很快受到众人的追捧。

民间越是追捧，上位者就越是害怕，毕竟民心不稳，江山便不稳。

清朝便实行了严酷的文字狱制度。

文人蔡显仅仅因为一句“夺朱非正色，异姓也称王”，便被上位者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了凌迟的刑罚。

尽管蔡显解释自己不过是咏叹牡丹花，与时局并无关系。可是衙门的严刑逼迫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过。

还有另外一人，名曰屈大匀，眼见复国无望，心灰意冷之下，他孤身前往旧都南京。

在明太祖的坟墓之前，他弯下膝盖，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言说如今之天下，不似以往，愿意做满虏走狗的数不胜数，愿意复辟明朝的寥寥无几。

眼见复国无望，又见老母年迈无人奉养，不得已之下，他遂选择还俗，在乡野村居侍奉母亲直到终老，从此不再过问官场事宜。

孤老海外的人物

与之极为相似的人物，还有一位名为朱之瑜的大儒。

朱之瑜参与过多次反清的斗争，因其家庭三代效忠明庭，故而与明廷之间有着特殊的感情。听闻清兵入关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愤怒，紧接着便如同宝剑出鞘，发誓愿为荡平鞑虏流干最后一滴血。

奈何时运不济，明朝已经复兴无望，而他亦有伯夷叔齐之志。

伯夷叔齐宁肯饿死，不愿食用一粒周粟。他也不愿在大清的疆土上苟延残喘，于是，便搭上前往东瀛（今日本）的船只。

一代大儒自此再也没有机会重返故土，只是彼时的他还没曾想到遥远的未来。

彼时的日本藩镇割据问题严重，各处藩主均不听天皇号召，国内形势复杂。

然而，他们对于中国到来的人物却是极其尊重，毕竟，他们文化的根在中华大地，中华到来的人物，向来超乎众人。

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听闻他到来之后，立即向其发出邀请，邀请其到江户讲学。

江户乃今日日本首都东京所在地，文化昌盛，能人云集，能到此地讲学的人必须具备博才多学和德高望重两种本质。

朱之瑜的到来震动了整个江户学界，明朝末年他就曾听到传闻，朱之瑜乃官宦世家，年少时期便当众披露明朝政坛的弊政。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写道：世道日坏，国是日非，官为钱得，政以贿成。

漂流东瀛之际，他也没有放弃追求学问，著书立说，在其六十岁高龄之时，德川家族开辟了一个编书的学馆，取名彰考馆。

学馆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编篡一套日本自古至今的历史。

史书的名字他们早已想好，叫做《大日本史》，主编人选也已选好，唤作安积觉。

安积觉谓谁？他就是朱之瑜在日本的门生。这本书后来亦影响了日本的国运，

明治天皇的主持的明治维新，便是以此书的思想为根基，这是后话。

因此，朱之瑜在日本备受尊重，至今日本的史册里还记载着他是事迹。史书里留下他临死前的绝笔：“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一战，亦无颜报明社稷。”

同样孤老海外还有另外一个人，此人据说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他乃是一员战将，因战功被皇帝赐予“朱”姓，时人往往以国姓爷呼叫之。

清朝占领南方之后，走投无路的他决定横跨台湾海峡，到大洋彼岸的台湾岛求取生存的园地。

彼时盘踞在台湾是荷兰殖民者，郑成功率领军队灭掉岛上的荷兰军队，重新收回了台湾岛。

他打算以台湾为根据地，休养生息，一旦合适的时机出现，便带领部队反攻大陆，重新恢复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

不过，令其失望的的，清朝几任君主，颇有明君之风，国家不但没有显露出颓败的迹象，反而蒸蒸日上，显露出盛世的迹象。

反观后来的台湾，却是愈来愈糟糕，他的后人郑克爽，没有父亲一样的风骨，面对海霹雳施琅的进攻，最终选择了与其父亲背道而驰的一条路——投降。

纵观以上几种明末的遗民，他们都选择了自认为正确的道路，却有许多流芳百世的人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善终，黄宗羲、史可法都是鲜活的例子。

这些人追求的是内心的满足，在他们看来世间存在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人生存的根基，一旦失去了这份根基，他们宁愿舍弃生命，去维护这份使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