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城故事 | 仪表厂的那些事（上）

作者：罗昌宏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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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较长，故分上下两篇发布。文中全部图片来自《九江仪表厂（四四一厂）四十年回顾（1959-2019）》。

九江仪表厂（441厂），从建厂初期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曾有过辉煌。厂条件优越，环境优美，福利待遇优厚，曾让许多人羡慕和向往。第六机械工业部国防工业、军工产品、保密单位这三项桂冠，更让九仪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九江仪表厂原厂门

话还得从1953年说起。那年2月20日，毛主席在公安部长罗瑞卿及几位中央领导的陪同下，从武汉乘船视察长江一线来到九江。他想起解放战争时期，百万雄师过大江，为了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发布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就在这时，英国军舰在吴淞口架起几门大炮，企图阻止。一向把帝国主义视为“纸老虎”的毛主席，才不信这个邪，命令解放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英国军舰吓得灰溜溜地逃往公海。想到此，毛主席在九江的军舰上挥毫写下了著名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随后，在周恩来总理的部署下，成立第六机械工业部，专管造船行业。九江仪表厂（441厂）就是在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定为重点工程，由国家投资而立项。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九江十里片区九莲北路十里老街旁边，一大片经挖山填沟平整出来的空地上，彩门和舞台格外显眼。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毛主席的题词，会场上，与会者及围观市民多达数千人。九江仪表厂（441厂）开工典礼大会在这里举行，人们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热烈气氛中竖起大拇指称赞。九江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场面，市民把这座新建的工厂称作“新厂”，很长一段时间，九江市民都这样叫。

1959 年河东厂区原始地貌

第一批进厂的队伍是以上海江南造船厂仪表车间为基础，部分搬迁至九江。进场一看，到处是荒山野岗，这边是山包，那边是水塘，除了一些凌乱的树木，就是丛生的杂草，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子，没有一条平整的道路。不久，搭起了棚子和简易房。这种房子，夏天闷热蚊虫咬，冬天雪飘风怒号，职工们却无怨无悔，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发牢骚，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我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

随后，从大连、青岛、福州、广州、武汉、西安等各大造船单位派出的人员和设备陆续来到九江，慢慢建起了单身宿舍、双职工宿舍、食堂、澡堂、医务室、子弟学校和职工技术培训学校（后改名为船校，现为江西职业技术大学）。一栋栋崭新的房屋，一排排整齐的厂房，一条条平坦的厂区道路，呈现出生机和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0 年九江地委领导为临时机修车间开工剪彩

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建设进展速度加快。按照规划设计，仪表厂规模宏大，厂区划线从十里老街以西至茅山头脚下，南面“十里大楼”为南门（此大楼为方便职工购物，由厂里出资兴建），北至现在的铁路立交桥（原十里转盘），方方整整一大片区域。中间修建了一条五十米宽的厂区大道，后来被称为十里大道。那时老马渡一带仅有一条窄窄的河边小路，职工和十里片区居民出行都走黄土岭女儿街这条路。黄土岭一带林深草密、丘陵起伏、常有野兽出没，夜晚漆黑一片，出差或探亲回来的人常需在市区住一晚，等天亮后结伴而行。即便是再勇敢的汉子，也不敢独闯那个“三碗不过岗”的黄土岭。

十里大道修成后穿厂区而过，从甘棠公园一直向南延伸。厂区被分为两部分，东边称为东区，西边称为西区。东区为生产区和教育区，西区为生活区和办公区，厂部、党政机构、宣传、人事、工会、子弟学校、幼儿园、家属区、食堂、澡堂、医院和保卫科均集中在西区。文体设施有俱乐部、足球场、篮球场（也称灯光球场），每逢比赛或放电影，皆在此举行。

建厂初期的工地与房屋

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厂区讲究对称：左边有一栋房子，右边也配一栋房子；左边种一棵树，右边也要有一棵。这些专家个子高大，大多卷发，态度和蔼，与厂里职工相处融洽。他们会唱歌、跳舞，舞姿优美，歌声嘹亮。每逢联欢会，总会主动上台献艺，还亲自教职工唱歌跳舞，最常唱的是俄语版《东方红》：“喔斯多克早立，梭车夫拉斯诺，比诺斯姜弗克达耶毛泽东……”

后来中苏交恶，苏联专家相继撤走。撤走时带走了部分图纸，考虑到军工产品的保密特性，一些关键产品的生产被转移到靠山、隐蔽、保密性强的庐山脚下，建起了一分厂、七分厂、六分厂（莲花洞）及四川万县的四分厂。总厂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大片闲置土地，日久荒芜，附近居民用来种菜、种水稻、种农作物、盖房子。尽管这些土地都是建厂初期职工挖山填沟平整出来的，实际上也用不了那么多，只好听之任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干部不去管，职工各顾各，接着花园畈建起了成片的房子。再后来，十里大道南北接通，厂里的南大门、北大门已不复存在，厂区路成为“公用路”，赣北木材厂、公交修理厂、十里邮电大楼、713电子厂相继建成。生米煮成熟饭，成为既成事实，这一带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磨具分厂一角（原莲花洞六分厂）七十年代初拍

留在山下的二、三、五、八分厂就成了工厂的大本营，一切给养、物资全靠这里储存、转运。莲花洞六分厂离总厂较近，大部分家属住在总厂，每天都有绿皮班车接送上下班；其他分厂较远，每周只有周日安排班车接职工回家探亲或上街购物。考虑到山高路远，大龄青年找对象难，厂里便作出决定：凡年满三十岁仍单身者，可照顾调回总厂工作。这些职工很高兴，回到总厂后，很快便成家立业。

作为国防工厂，军工产品的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厂里驻守着一支几十人的陆军部队，这种待遇是九江所有机关、学校、工厂所未曾有的。他们隶属于省军区警卫团，年纪与我们这些刚退伍的军人差不多，话语相投，特别投缘，常常来我们宿舍聊家常、谈人生，相处得像连队里的老战友。

军工产品检验极其严格，每道工序流程都有检验员，发现哪怕一丝一毫的不合格，立即返工重做。

保密制度更为严密。本厂职工进出厂门须凭六机部颁发的通行证，外单位人员来访须持介绍信，包裹、照相机等物品必须寄存在门卫室，严禁带入厂区。

七十年代的生产场景

有一位从上海江南造船厂调来的八级技工师傅，因病住院。病房的护士是一位年轻漂亮的日本姑娘，从小在中国长大，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普通话讲得流利标准。两人渐渐熟悉，技工师傅便将她带进厂里参观。千不该万不该，她肩上还挎着一台照相机，说话时偶尔蹦出几句“请多多关照”。结果被群众举报，说有个讲日本话的女孩，挎着相机在厂里转悠。事情性质严重，两人被立即带走审查。技工被定为“三查对象”，接受群众监督下的劳动改造，尽管他技术高超，也照样被列为专政对象。不过车间若有棘手的技术问题，还得请他出面处理。他只要听一听、看一看、摸一摸，就能迎刃而解。

调查结果表明，那位日本姑娘在日本早已无亲无故，独身一人生活在九江，相机中的照片皆为花草树木，并无厂区建筑、设备、产品等涉密内容。就在宣布两人“无罪”前夕，八级技工却突然在病床上猝死，双眼圆睁，表情骇人。

那时正值“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工厂亦不能幸免。有一位副总工程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迫扫马路、清厕所。他体弱多病，缺乏劳动锻炼，挥着竹枝扫把，干得满头大汗。有天我见他如此辛苦，便从围墙角落拿起扫把，主动帮他清扫。一开始他很警惕，怀疑我是“军统特务”，专干侦探告密那一套。但时间久了，他发现我并无恶意，保卫科也没找他说话，更没人逼他“坦白从宽”，才逐渐放下戒心。

后来他被“解放”，恢复原职。再见面时，精神焕发，笑容满面。每次路上相遇，总是主动与我打招呼：“小罗，你好！”还常与我寒暄几句。有一次，他和夫人早早买菜备酒，特地请我去家里吃饭。他家布置得雅致，书香浓郁。他向我介绍家人，也向家人介绍我“学雷锋”的事迹。饭桌上气氛温馨融洽，我们成了真正的忘年交。

七十年代的生产场景

九江仪表厂声名远扬，“高山打锣，名声在外”。按行政级别属于地师级单位，每逢重要会议，厂领导都坐在地委会议的主席台上。九江人普遍认为仪表厂条件最好，因此地委书记的女儿、军分区司令员的儿子、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都在厂里工作。首任厂长是一位老红军，国家为他修建的“将军楼”至今仍在厂区，由其子女居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