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李贞和好友炫耀自己的鱼竿：我有个女儿是外交官

你知道吗？李贞和甘泗淇竟然有一个女儿。相信很多人都会持有怀疑态度，但这确实是事实。

李贞 6 岁时，父母把她送到一户古姓人家做童养媳。在古家，李贞承担着数不清的繁重家务，洗衣做饭、田间地头的粗活，几乎无一遗漏。每天，天还未破晓，她就得从睡梦中挣扎着起身，一直忙碌到夜深人静才能休息，稍有差错，便会遭到无情的打骂。

她名义上的 “丈夫” 古天顺，比她年长许多。1926 年，李贞毅然决然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她积极参与农民运动，全力为妇女争取应有的权益，组织妇女们学习文化知识，勇敢地反抗封建压迫。

她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古家的强烈不满。古天顺在家人的逼迫下，要求李贞放弃革命，回归到传统的家庭生活中去。李贞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古天顺的要求。最终，李贞成功摆脱了这段婚姻。

在之后的革命征程中，李贞结识了张启龙。当时张启龙正在浏阳地区领导革命工作。两人在并肩作战、共同为革命理想奋斗的过程中，逐渐熟悉起来，在众多革命战友的见证下，李贞与张启龙喜结连理，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四处奔波忙碌。然而，1932 年，张启龙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残酷的斗争，蒙受了不白之冤。在这艰难的时刻，李贞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丈夫身边，她坚信丈夫的清白，四处奔走为他申诉。

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她的努力犹如石沉大海，收效甚微。最终，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妻子，张启龙忍痛做出了离婚的决定。尽管李贞内心痛苦得如同刀绞，但为了丈夫的前途，也为了革命事业的大局，她含着泪水答应了。

与张启龙分开后，李贞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工作当中。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她担任妇女团政委，带领着女战士们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有一次，队伍在过草地时，遭遇了恶劣的天气和严重的饥饿威胁。李贞和战士们一起，靠着挖野菜、啃树皮，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行。

就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甘泗淇。甘泗淇是一位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将领，当时担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两人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逐渐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升温。

长征结束后，在贺龙等领导的关心和热心撮合下，1935 年，李贞与甘泗淇在延安举行了一场简单却庄重的婚礼。

1940 年，李贞怀孕了，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然而，由于当时战争环境极为恶劣，医疗条件极度匮乏，再加上李贞长期劳累，在分娩时遭遇了难产。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孩子最终还是不幸夭折，李贞也因为这次生产落下了病根，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作为大革命年代的风云人物，李贞和胡里秀的革命故事在浏阳广为流传，她们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更是被传为佳话。胡骁焰，便是其中的见证者之一，而她的身份是李贞夫妇的义女。

胡家共有四个子女，胡里秀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备受父母宠爱。在那个重男轻女观念盛行、女孩子读书机会稀缺的年代，胡里秀的父母却给予了她宝贵的读书机会。

“我的姑姑胡里秀有些文化，而李贞妈妈大字不识，所以李贞妈妈特别羡慕我姑姑。李贞妈妈勇敢泼辣，姑姑也十分钦佩她。两人相互欣赏，彼此学习，相处得如同亲姐妹一般。” 胡骁焰说道。由于情同手足，且深知革命之路充满艰险，牺牲随时可能降临，李贞和胡里秀口头立下了一份 “生死约定”：无论两人中谁为革命牺牲，活着的一方都要替对方照顾家人。

当时，胡里秀和丈夫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她的三个兄弟也纷纷投身革命，其中最小的弟弟胡里光年仅 12 岁便参加了革命。起初，胡里秀与李贞一样，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的浪潮之中。

一天夜里，李贞怀揣着重要使命，匆匆前往胡家参加秘密会议。然而，由于胡里光并不认识她，出于对任务的高度忠诚和强烈警惕，坚决地挡住了李贞的去路，任凭李贞如何耐心解释，都不为所动，两人就这样相识。

胡里秀牺牲后，李贞怀着坚定的信念，决然履行起与她之间的 “生死约定”。胡骁焰，作为胡里光的女儿，曾饱含深情地回忆道：“姑姑牺牲后，李妈妈便毫不犹豫地承担起照顾我爷爷奶奶的重任……”

胡骁焰曾听过不少李贞夫妇的光辉事迹。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李贞不仅时常将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分发给那些饥肠辘辘的战友，还毫不犹豫地把部队为她配备的马匹让给伤病的战友，自己则徒步前行，与大家共克艰难。

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彭德怀元帅亲自点将，命令李贞和甘泗淇奔赴朝鲜战场，开展至关重要的思想宣传工作。于是，这对革命伴侣再次携手并肩。

1953 年，李贞和甘泗淇圆满完成任务，从抗美援朝前线胜利归国。胡里光烈士的妻子李强，带着年幼的女儿胡骁焰，满心激动与崇敬地前往北京饭店，探望这两位英雄。

胡骁焰回忆往昔，眼中满是温情：“李妈妈当时仔细地打量了我好久，眼里满是慈爱，说我既像爸爸，又更像姑姑。她第一次见到我，就打心底里喜欢，想要把我留在她身边。”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胡骁焰渐渐明白，正是因为自己作为父亲唯一留存于世的血脉，承载着家族的希望，李贞将军才会对她倾注了格外深厚的疼爱之情。但那时年幼的她，一听到要离开母亲，内心充满了恐惧与不舍，顿时哇哇大哭起来，哭声中饱含着孩子对母亲深深的依恋。

几个月后，胡骁焰到了入学的年纪，顺利进入了专为解决抗美援朝部队子女及烈士后代教育问题而精心开办的北京市十一学校。这所学校实行住宿制，在第一个周末放学后，胡骁焰每到周末，便满心欢喜地回到李贞和甘泗淇将军身边。

在那段纯真的年少时光里，胡骁焰一直以为李贞就是母亲的亲姐姐，对这份亲情深信不疑。直到有一天，著名作家、《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前来家中采访，在交谈中，胡骁焰才惊讶地知晓，李贞来自湖南浏阳，而自己的母亲却是陕西人，地域与家庭背景的差异，让她意识到两人不可能是亲姐妹。

面对心中的疑惑，李贞微笑着向她解释道：“我是你爸爸的姐姐呀。”

1975 年之前，李贞与胡骁焰被迫分离1975 年，李贞终于被允许返回北京，她常常独自前往水边，安静地坐在那里钓鱼。

改革开放后，胡骁焰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她跟随担任外交官的丈夫，辗转于我国驻多个不同国家的大使馆工作。当她在驻法国使馆工作期间，偶然间看到一个小巧精美的半自动钓鱼竿。

那时，胡骁焰毫不犹豫地决定省下自己有限的外汇零用钱，将这支鱼竿买下，满心期待着能把这份来自异国的礼物带回国内送给李贞。

李贞收到鱼竿后，视若珍宝，不舍得用它来钓鱼解闷，反而经常向来访的朋友炫耀：“我有个女儿是外交官，这个鱼竿是她在法国给我买的。”

短短几个字，不难看出这段难得的“母女情。”

参考资料：

《开国将军李贞和甘泗淇义女胡骁焰：他们的遗物令我泪流满面》

河北新闻网：《循着家书访家乡｜一封胡里光烈士永远收不到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