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登船，二战中的中国海员

印度洋边，斯里兰卡，亭可马里。

这里海浪如碧，每年都吸引许多观鲸和追逐海豚的游客。历史上，这里也曾是英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的重要基地。二战期间，这里是盟军在印度洋和东南亚区域最关键的支撑点之一。

在酒店附近散步时，我与售卖果汁的当地小贩攀谈。“你来自中国吗？”“是啊！”“这附近有一座二战公墓，那里面安葬着中国人，你想去看看吗？我可以让守墓人给你开门。”

在探究欲的驱使下，我推开了通往陵园的那扇厚重的铁门。

2018年，笔者拍摄的Trincomalee War CemeteryCHING YONG MING 海员墓碑

这座名为“Trincomalee War Cemetery”（亭可马里战争公墓）的陵园维护得相当好，墓碑整齐，草坪清爽。守墓人介绍，这里主要安葬的是二战（1939—1945年）阵亡的英联邦及盟军士兵。其中至少有三位可以确认来自中国，都在英国商船队（Merchant Navy）服役。

最前排的一位名为“CHING YONG MING”（音“秦永明”）的水手，根据信息可知，他生前服役于一艘名为“S.S.NINGK WANG”的船只，1946年初去世。他的职级是“Fireman”，这里不是“消防员”的意思，而是在轮机舱从事最底层工作的船员，俗称“火生工”。

这个终年58岁的中国人，熬过了惨烈的战争，却在胜利后不久撒手人寰，永远深埋在异国他乡。

他来自何处，又究竟经历了什么呢？或许，一切要从遥远的上海说起。

从上海码头出发

上海是一座因港兴市的都会。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上海已经确立了中国沿海第一大港的地位。

但与此同时，外国机器轮船的轰鸣声打破了黄浦江的平静，造成大批传统航运（沙船）从业人员失业，导致他们与沿海破产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一起，沦为廉价劳动力，被招募到外轮上当船员，共同构成近代上海地区最初的远洋船员群体。

2019年起，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开始搜集整理“一江一河”的相关史料。位于浦东的民生路码头引起了我的关注。

民生路码头，坐落于浦东新区黄浦江畔民生路北端，是上海港装卸粮食、食糖的专用码头，其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为德商瑞记洋行所有的“瑞记洋油栈码头”，后来被英商Alfred Holt and Company收购，因该公司所有船舶以蓝烟囱为标志，故又被俗称为“蓝烟囱公司”，其码头也被称为“蓝烟囱码头”。

其后，该公司被业界巨擘太古洋行（John Swire&Sons）纳入麾下，码头也改名为“太古码头”。太古洋行主要从事商品贸易，其创始人约翰·萨缪尔·斯怀尔与“蓝烟囱公司”老板阿尔弗雷德·霍尔特熟识，而且都来自利物浦。

在众多的外国商船公司中，蓝烟囱轮船公司雇用的中国海员数量最多。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叶，蓝烟囱轮船公司雇用大量来自上海、宁波以及苏北地区的年轻人作为公司远洋船上的海员。这些浪迹天涯的水手，有部分在英国上岸，形成了英国乃至欧洲最早的华人社区——利物浦唐人街。

而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现今民生路码头的位置登船、踏上漂泊的人生旅途的。埋葬在亭可马里的那位中国海员，会不会也来自上海？

英国商船队里的中国船员

在梳理相关史料过程中，《泊下的记忆——利物浦老上海海员口述史》一书给了我很多启发。这部由沈关宝、李聆撰写的专著，通过大量翔实的资料和第一手访谈记录，勾勒出中国近现代航运史中这一特殊群体的轮廓。

在此书的访谈中，除了少数对外部世界抱有好奇心的年轻人，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谈到，若非生活所迫，不会到英国船上工作。对于19世纪之后招募的中国及东南亚劳工来说，出海类似于“奴役契约”。水手们签约，往往意味着非情愿的、过低的工资及繁重的工作。

中国船员相对缺乏教育，有时在签署他们无法理解的雇佣合同后，发现被骗，因此在试图抗议时出现各种争端。《申报》1909年10月13日刊登的《愿充英船水手者毋忽》一文，就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种状况的普遍性。

《申报》1923年4月6日 太古、蓝烟囱公司雇佣船员的新闻

20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大动荡波及许多国家，特别是以全球航运起家的英国。英国商船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民用船队，1939年，英国商船队占全世界总吨位的33%。但随着帝国的衰落，英国的资源、人力、物力日益捉襟见肘，迫使当局通过其他途径来维系帝国的运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中国海员被招募加入英国商船队，这种情况在二战初期更显急迫。

战争爆发后，商船队被置于英国航运部的控制之下，政府改组后又成为战争运输部的一部分。该部决定哪些船只去往何处以及它们将运输什么货物，使得商船运输实际上成为国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的英国极度依赖海上贸易，特别是在战争时期。相关史料显示，仅1939年一年，英国进口的食品和原材料就达5500万吨。对德宣战后，横跨北大西洋的航运路线变得越发重要，如果没有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各种必需品，英国将无法长时间对抗纳粹德国的军事和工业优势。因此，这条运输命脉也成为德国海军U型潜艇攻击重点。

以1941年上半年为例：1月，在恶劣天气与敌对攻击的影响下，有近21万吨的货物损失。2月，英国商船队的损失超过31.6万吨，3月和4月更是超过36万吨，5月的损失达到38.5万吨，6月也有超过27万吨的损失。

在各方不懈的努力下，这种情况在1943年5月之后得到缓解，但针对商船队的攻击直至战争结束后才停止。

他确实来自上海

如此巨大的付出背后，是数以万计普通海员的生命。

所有在商船队服役的人都是平民和志愿者，他们与正规军一样，不仅面临敌方攻击的危险，还要承受自然环境的威胁。尽管一些商船装备了武器，但它们并不足以抵御敌方攻击。而且，商船的防护相对战舰要弱得多，一旦被击沉，船员的生存机会很低。

据统计，在战争期间，约有18.5万名水手在商船队中服役。其中包括约2万名中国海员，大多来自上海、宁波、香港等东南沿海地区，由总部设在利物浦的商船后备队招募。服役的船只也是五花八门，从大型货船、客轮到小型散货船甚至是二手的近海船只都有。中国海员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其中最危险的当数连接英美的北大西洋航线以及沟通苏联的北极航线。

一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在家书中这样描写中国海员：

“他们通常穿得像个流浪汉，毛衣破旧，裤子磨损，帽子歪斜地戴在晒黑的脸上。他们没有穿金戴银，也不会迅速地向你敬礼。他们不会被称为‘英雄’，也几乎无人获得勋章，这些人就是英国商船队的水手。然而，正是成千上万这样的普通人，冒着随时可能送命的危险，为我们国家而战。”还有英国船长曾亲口证实，中国海员许多都“出类拔萃，为工作拼尽全力”。

1942年，在利物浦的中国海员（Bert Hardy摄）

1942年，在利物浦接受培训的中国船员

1939年至1945年间，德国U型潜艇击沉超过3500艘盟军商船，导致3万余名平民海员遇难，伤亡率甚至远超许多正规武装部队。那么，其中有多少牺牲的中国海员呢？我查阅了相关档案，虽然没有精准数字，但大致可确定在1700人左右。

依据www.uboat.net的统计，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中，有1658名中国籍船员遇难。其中，战时为1178名，其余可能因为伤病等原因在战后数年内陆续离世。另有www.ancestry.co.uk统计，共有1576名中国籍船员遇难，而且都有书面记录。

我在其中找到了亭可马里墓碑上的那位船员的名字，他确实从上海登船！

被隐匿的黑暗篇章

《泊下的记忆——利物浦老上海海员口述史》中，多位老海员都在口述中提到，战后中国海员被英国当局强行遣返，造成一些已在当地成家立业的中国人妻离子散，家庭破裂。在英国广播公司、卫报以及利物浦地方媒体的报道中都能找到相关内容。

据已解密的英国内政部档案（编号HO/213/926）显示，1945年10月19日，13名官员在白厅（Whitehall，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一条干道，聚集了众多英国政府核心部门）举行了一次会议。会后，内政部的外侨部门开启了一个新的档案（或称“计划”）。档案标题为“强制遣返不受欢迎的中国海员”。

在战争初期，中国海员和英国海员在同样环境下工作，但报酬只有后者的一半，而且不享受英国水手每月10英镑的战时危险津贴。这使得利物浦华人海员工会产生了不满情绪。1942年，中国海员发起了一场罢工。同年4月，“蓝烟囱公司”等主要船东都提高了薪酬标准，并且开始向中国海员补发战时危险津贴。

这场劳资纠纷的胜利，却为战后中国海员的遭遇埋下伏笔。

1945年下半年，中国海员突然变成“不受欢迎人物”。“蓝烟囱公司”大幅削减中国海员的工资水平，却继续给予英国水手优厚待遇。数百名中国船员与英国女性相识、结婚，生儿育女，并在利物浦定居。这些船员也被强行驱逐出境。他们的家属从未被告知发生了什么事。许多中国船员的英国妻子直到去世也无法获知真相，甚至认为是丈夫抛弃了家庭。

直到几十年后，随着编号HO/213/926的档案解密，以及一些中国船员在英后代的不懈努力和抗争，这段被隐匿的黑暗篇章才逐渐浮出水面：至1946年3月23日，有800名中国船员被遣返出境，其中231名甚至遭到政府的搜索拘捕。到同年7月11日，被驱逐出境的中国海员数量已增至1362人。

历史不应被忘记

数十年来，中国船员后代Yvonne Foley、Keith Cocklin、Peter Foo、Judy Kinnin等一直在努力为父辈寻求真相。他们到上海、香港等地走访、查询，在英国各处奔走呼吁，甚至还设立了一个网站，致力于帮助那些从未与生父谋面的中国船员后代。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为此发布了一部名为《Shanghai'd》的专题纪录片。

中国船员后代Judy Kinnin展示的父亲的合影（来源：利物浦回声报 Liverpool Echo）.jpg

中国船员后代Judy Kinnin展示与父亲的合影（来源：利物浦回声报 Liverpool Echo）

这些老海员，出生年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至今，最年轻的成员也都有90岁了。随着他们的逐渐凋零，这个特殊群体将在未来二十年内消失，但是他们的故事不应被遗忘。

2006年，Yvonne Foley与丈夫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们说服利物浦地方议会，自费在利物浦的Pier Head码头为中国海员竖起一块纪念碑。纪念碑的铭文是用中英双语书写的。

2006年，在利物浦的Pier Head码头竖立的中国海员纪念碑

2024年，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一部名为《Dragons of the Pool》的广播剧，由Kathryn Golding编写，并得到Yvonne Foley协助。故事灵感正是源自1945—1946年被强制从利物浦遣返的中国海员，讲述一位英国女性与一名中国海员的感情故事。后者被秘密遣返中国，50年后，女儿试图寻找那位从未谋面的父亲。

2025年8月，中国人民将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是亚洲的主战场，中国人民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其中也包括千余名捐躯的中国海员。

正如利物浦中国船员纪念碑上镌刻的铭文中所写的——

“让我们记住曾经发生的一切，让历史不要重演。”

原标题：《【海上记忆】从上海登船，二战中的中国海员》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来源：作者：沈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