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人为什么会被洗脑

作者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海内外知名公共知识分子。

菲利普·津巴多是一位关心邪教和政治洗脑的社会心理学家。

津巴多指出，洗脑是一种在特定的情境下利用人的认知偏误和心理弱点的心智控制。

在这个心智控制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把人放在一种有强制力量的情境之中，降低他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让他相信他在正常心智状态下不会相信的东西。

当然，这需要被洗脑者自己的配合才能实现。

洗脑的目的是使人们上当受骗，但如果人们对洗脑机制有所了解，则是可以通过增强自己的抵抗力而不让洗脑欺骗得逞的。

津巴多在《心智控制：心理现实还是只空谈而已》一文中，对政治的和邪教的洗脑和心智控制做了这样的概括：

心智控制是个人或集体的选择以及行动自由遭到破坏的过程；破坏这种自由的代理人改变和扭曲人的察觉、动机、感情、认知和由此而来的行为。

思想控制既不神奇也不神秘，而是一个运用社会心理的一些基本原则的过程。它所包含的社会影响因素早就都在心理实验和实例研究中有了充分的揭示，包括随众、顺从、劝说、失调、抗拒、罪感、恐惧、效仿、认同等等。

而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大多与捷径思维（heuristic，以下简称捷思）偏误有关。

洗脑是从控制信息，使信息尽量单一化开始的。洗脑者会想方设法，用各种手段控制信息，目的是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禁绝不利或相反的信息。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不容易做到这样的信息控制，但捷思-偏误却使得许多人将信息单一化了。信息来自同声相求的朋友圈或网站，形成了自我封闭的“回音室”。

你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得到的关于某个事件的信息当成与这个事件有关的所有信息，你局限的认知便构建了一个不真实的现实。

这也就是洗脑者可以在你身上利用的“可用性捷思”和“代表性捷思”。

在向你提供或灌输单一信息的时候，一个常用的洗脑手段就是“诉诸权威”，政治的、知识的或学术的权威。

▲德国电影《浪潮》剧照

媒体把这样的权威意见故意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而且变化着反复出现，利用的就是人们的“能说捷思”：见到能说会道的，便以为有水平，有道理。

说者要显出他的能耐和正确，要确保自己的谎言不被别人戳穿，于是就不断重复加强……

于是就有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这一效应，它缘于一种“可获性层叠”的心理效果。

单一性信息并不需要都是谎言或百分之百的虚假信息；事实上，能有效欺骗和洗脑的谎言都是由“掺杂信息”构成的。

将真实的和虚假的信息混合在一起，能最有效地造成真实的幻觉，这就是“摩西幻觉”。商业欺诈和政治欺诈都经常运用这个手段。

例如，推销某药品的宣传者先设计一个“科学普及”的场景（如为老年人举办保健讲座），然后给到场者讲一大堆他们已经知道的，绝对正确的健康常识，并掺进他们听不懂的术语，比如“糖尿病的真正原因是‘糖运输障碍’”等等。

老人们因此会觉得推销员是比自己高明得多的“专家”，这也让后者有了掺进假信息的机会（某某药物专治“糖运输障碍”）。

而欺骗蛊惑的政治手法也很相似，即在“布道”时经常混合人们熟悉的常识信息和他们似懂非懂的政治术语，有如乔治·奥威尔所说的那种“新语”。

人对自己弄不明白的事情，会觉得高深莫测。而高深莫测的一定是有道理的，这是一种情绪性的“影响力偏误”。

这种影响力偏误不仅发生在文化不高者身上，在高级知识分子身上也可以照样奏效。发生在美国的“索卡事件”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1996年，纽约大学教授艾伦·索卡向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投稿一篇伪科学的文章，《跨越界线：通往量子重力的转换诠释学》。

在《社会文本》刊出该文的同日，索卡在《通用语》杂志上声明该文是恶作剧，令出版《社会文本》的杜克大学蒙羞。

索卡自谓其文是“左翼暗号的杂烩、阿谀奉承式的参考、无关痛痒的引用、完完全全的胡扯”，说他用了学术界“在我能找到的范围中，有关数学和物理最愚昧的语录”。

索卡认为，这篇充满胡说八道内容的论文之所以能发表，是因为期刊出版论文，并非基于该文是否正确或合理与否，而是基于作者的头衔，即利用了编辑“诉诸权威”的认知偏误。

▲德国电影《浪潮》剧照

人上当受骗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发生的，邪教或政治洗脑也都必须借助情境的力量。津巴多指出，“多种认知心理因素一起发生作用时，再加上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外界因素，就会形成一个（改变人的行为的）大熔炉”。

洗脑总是发生在群体中，但它们却不是一般的群体，而是一个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用敌我思维构建起来的群体——“我们”永远正确，永远正义。

这种群体观是灌输黑白对立两分世界观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不是正确，就是邪恶；我们一切正确，反对我们的人都是魔鬼的代理人。

这是一种“同质性偏误”，也是一种“优于常人效应”，也就是与他者相比时，高估自己的能力。

“我们”是一个想象性的群体，也是一个能造成认知偏误的情境。人对“我们”是在与某个“他们”区分中形成的，那么谁是“我们”呢？

一个家庭？一个村子？一个宗族？一个种族？说同一方言的人？一个性别或性倾向？一个阶级？一个利益团体？

而“我们”天生会对“他们”存在偏见，但关键问题是，个人会与谁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又是为了什么？

20世纪以来的“身份政治”就是建立在强烈的“我们”意识上的，它是一种弱者的抗争态势，其伦理正当性是“平等”：我们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不应该被歧视。

然而，太多人的“我们”意识是一种优越感的表现：我们的历史比你们悠久、文明比你们灿烂、祖先比你们智慧，只是因为受到了不公的对待，才落后下来。

在这样的想象性群体中，“我们”的意识里包含着愤怒、仇恨和报复心。

与制造“我们”和“他们”的敌对一样，制造一种大家都渴望获得，但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情景，这叫“制造稀缺”，是一种有效的思想控制手段。

它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人天生就有一种“稀缺捷思”：物以稀为贵，越不容易得到的就越有价值。

而制造稀缺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设立严格的等级和待遇制度。

等级（职位和地位身份）和待遇（特权和物质享受）必须紧密挂钩，越高的等级和待遇越是稀缺。把握权力的一个主要标志和特权就是掌握别人需要的稀缺资源（任命、奖罚等等独断专权）。

掌权者不需要真的用杀人来立威，他掌控稀缺资源就行了。

这也就是《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所说的“利出一孔”。

认知心理学研究让我们看到，成功的洗脑都有被洗脑者自己的积极配合；而且，他们的认知缺陷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洗脑者提供成功的条件和机会。

如果他们对自己在洗脑过程中的认知原因和道德责任有比较清晰的认识，那么，他们本来是可以对洗脑有所抵抗，从而可以不被洗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