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点名三中将：一个大哭一个发疯，另一个在干啥？

1948年12月17日，署名为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通过书信、传单、广播等形式传遍陈官庄，劝降书中提到的三个蒋军中将还收到了劝降信件，看了劝降书后，这三个中将的反应，要是让老蒋看到了，肯定会再次砸碎收音机——三个月前老蒋已经被王耀武在广播中的公开讲话，气得砸碎了一台收音机了。

据被俘的蒋军将领回忆，当时这三个中将看了劝降书后，一个大哭，一个发疯，还有一个六神无主，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第一句是这样的：“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

杜聿明是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邱清泉是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李弥是第十三兵团中将司令官。敦促投降书之所以重点发给这三个人，是因为其他蒋军基本已经被消灭了，连杜聿明和邱清泉李弥可能都不掌握的蒋军战损，我军是十分清楚的：黄百韬原有十二个师，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在宿县被歼，第一百军第十九师，在济南被歼，剩下的十个师全灭在了碾庄圩，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包括起义和投诚在内，杜聿明在淮海已经损失了三十四个整师，他手里也就剩下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还有一点顽抗的能力了。

李弥是陈诚的土木系，邱清泉给杜聿明当了多年部下和副手，这三个人面对敦促投降书各怀心腹事，谁也不敢先说起义投诚，这时候演技就派上了用场——李弥的“大哭神功”，让部下在暗笑的同时，也彻底失去了战斗和逃跑的信心。

李弥不姓刘，但是演技绝对可以拿小金人，他哭起来，那个真是“惊天动地”。 第十三兵团第九军第三师师长周藩（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所以特赦名单上没有他）在《掩护李弥化装潜逃概述》中描述了李弥的哭喊：“他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回去，对你们的家属我一定要照顾的。你们都可以放心！’”

李弥的眼泪，在看到那份敦促投降书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只等关键时刻拿出来忽悠部下，这一点他的嫡系部下周藩十分清楚：“司令官的意思是想法脱身走掉，不是别的意思。我这才完全明白他是要我投降讲条件，让他们得个机会混出去。”

李弥把手下都哭懵了，他自己可一点都不懵，他悄悄指派小同乡、第九团代团长甫青云给自己找士兵的棉大衣和胶鞋，而且强调一定要伤兵的服装。

甫青云不知从哪剥来李弥想要的军装，李弥一面哭哭唧唧地让周藩向解放军投诚以吸引注意力，一面混在伤兵队伍中，骗到了“遣散费”溜之大吉——还有一种说法，是某个商人把李弥装在麻袋里运了出去。

李弥“哭遁”之前，就已经跟杜聿明、邱清泉一样，看到了敦促他们投降的公开信，还收到了陈毅署名的劝降信，邱清泉直接烧掉信件，李弥则有些心动，这一点杜聿明也看出来了。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回忆：“晚上，李弥打电话来说：‘陈毅派人带着一封信。’我认为劝降的事，李弥大概不便说……李一再说有些道理，送来你问问，我同意了。李弥第二天送那人来，并带有一封信。”

李弥之所以这么“积极”，应该是动了起义投诚的念头，但是邱清泉坚决反对，他从杜聿明手里接过劝降信，看了一半就撕掉烧了，这让杜聿明有些恼火，也有些担忧：“我想邱历来是蒋介石派来牵制我的人，骄横跋扈，目空一切。过去我们两人矛盾重重，有时还发生正面冲突。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

细看杜聿明和邱清泉的履历，我们就会发现邱清泉实际是踩着杜聿明的脚印上来的，杜聿明对他有提携之恩，现在邱清泉连杜聿明的面子都不给，这就是要疯的前兆。

事实上邱清泉从被包围那天起就不正常了，听了敦促投降书后更是变得精神抑郁，第二兵团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瞧着邱清泉不对劲，还私下里对第二兵团少将参谋长李汉萍表示担忧：“邱先生（邱清泉）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消沉，过去每次作战都是大叫大嚷，要杀这个，要杀那个，神气十足，这次连话都不愿意说了！”

邱清泉先是压抑，后来就变得狂放。李汉萍回忆：“邱清泉判断自己已死在眉睫，因此情绪更为悲观，一连几天，带着第二十四后方医院女护士陈某到各军去饮酒跳舞，每天醉醺醺地回来后，就蒙头大睡，万事不管。”

大喝乱跳之后，面对解放军的总攻，邱清泉彻底疯了。跟随邱清泉一同逃命的第五军高参李文衡及邱清泉的随从副官在被俘后证实，邱清泉跑出陈官庄就已经神经失常，不辨东西南北四处乱跑，一边狂奔一边狂呼，算是彻底疯掉了。

李弥借哭逃生，邱清泉疯得晕头转向，敦促投降书上排名第一的杜聿明在干什么呢？他自己说自己也吓糊涂了 ：“我被解放军打得垂头丧气，一方面希望蒋介石的和谈赶快成功，被围的数十万将士还有一线生机，另一方面又埋怨蒋介石为什么不让我同解放军和谈。想电蒋请示，又怕蒋怀疑我对他不忠，连累自己的家属。忽而又想到解放军已宣布我为战犯，和也无生路。”

杜聿明说自己乱了方寸，对邱清泉李弥也失去了控制，他的副参谋长文强却是另外一种说法。

杜聿明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时候，文强就是长官司令部督察处中将处长，杜聿明到了徐州，又把文强从长沙绥署中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拉来当副参谋长，在一败涂地之计，他也顾不上这个老朋友了。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毫不掩饰对杜聿明的抱怨：“我们在密集的炮火中赶到第五军军部时，杜聿明也没有见到，邱清泉也没有见到，那个掩蔽体里连灯火都没有了，我喊杜老爷，喊邱清泉，没有回声。”

文强一边逃跑一边喊叫：“杜聿明，杜聿明，你就顾你自己了，连最后跟你说句话都不行！”

杜聿明没跑出去，文强也没跑出去，杜聿明还算讲义气，虽然自己用石头把自己砸得头破血流晕头转向，到了济南之后，还想着通过管理人员，送给文强十包骆驼牌香烟。

收到敦促投降书和劝降信的这三个中将，结局也大不相同：李弥从淮海跑到云南，又从云南跑到缅甸， 哭哭啼啼一直跑到台湾。可能是哭得太多，又受了太多惊吓，李弥于1973年死于心脏病。

李弥心脏病突发身亡的时候，邱清泉墓木已拱，文强还在战犯管理所学习（1975年特赦），而杜聿明则早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享受副部级待遇。

这三个被敦促投降书点名的中将，收到劝降信后的不同表现，已经注定了他们不同的结局，读者诸君看了相关史料和被俘将领的回忆录，对这三个中将又会作何评价？如果当时他们放下武器起义或投诚，在1955年可能会得授何等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