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历史大戏背后的翻译力量

文｜长庚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是中国同西方交往的历史中最著名的时刻之一。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沈艾娣的《翻译的危险》，不仅描述了使团筹备、人员物色、海上航行、清朝官员一路的接待、正式与非正式会谈、翻译造成的误解、使团见闻等诸多细节，更将镜头转向觐见现场的译员李自标和小斯当东，让他们的人生沉浮与使团出使交织在了一起，展现了国与国交往的机制，以及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微妙关系。

《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

［英］沈艾娣 著

赵妍杰 译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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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被看见

1793年夏，英国派往中国的首位使节马戛尔尼身着巴斯骑士团的长袍，鸵鸟羽毛垂于头顶，在乾隆皇帝面前下跪，双手将一金匣举过头顶，金匣外嵌钻石，内含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件。乾隆能讲汉语和满语，同时也懂得足够多的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但此时此刻却得有翻译不可。

年少时曾遍游欧陆的马戛尔尼，此时讲的是意大利语。他的言辞由跪在他身后的一位年纪稍轻的人译成汉语，此人身着英式服饰，戴有假发，自称姓梅，但真名李自标，来自中国西北的凉州。李自标讲的是简单的汉语而非朝廷中的官话，对皇帝极为恭敬。当他转向马戛尔尼时，则是将皇帝的话以文雅且正式的意大利语转述出来。皇帝听了一小段陈词，问了几个礼节性问题，之后赏给马戛尔尼一块玉如意。

当马戛尔尼退下时，上前的是副手斯当东。他的儿子、年方十二岁的小斯当东此时也跪在旁边。李自标仍在翻译，这次是译成拉丁语，小斯当东则能听懂两边的话。乾隆帝询问英人中可有能讲汉语者，此前已见过小斯当东的大学士和珅颇懂得如何逗老皇帝开心，便禀报有个男童能讲些许，并将他叫上前。小斯当东有些腼腆，不过当皇帝解下腰间的黄色丝绸荷包并赏赐给他时，他也能用汉语讲出几句致谢的言辞。

此时乾隆帝已年过八旬，简单地穿着深色长袍，盘着双腿坐在御座之上。在接见英国使团之后，乾隆果断拒绝了英国人在京师派驻使臣和在岸边觅一小岛作为贸易基地的要求。很快，在欧洲，人们便传言乾隆帝此举是因为对马戛尔尼不悦，马戛尔尼仅愿单膝跪地，而非行朝廷中正式的三拜九叩之礼。此后，出使的失败便被归咎于乾隆帝：作为天子，自诩为文明世界的主宰，却对崛起的英国势力一无所知，也未能意识到马戛尔尼绝非仅是一位远方君主派来护送贡品的使臣。

长期以来，历史学者的研究大多专注于中英双方之间交流的矛盾，以及背后潜藏的政治、文化等分歧，而《翻译的危险》这本微观史则将笔力聚焦在李自标、小斯当东两位小人物身上。

在外交场合，翻译的作用确实是隐秘而重要的。沈艾娣在书中列举了李自标曾将清朝文书中一些会引起麻烦的词，替换成更能为英国人接受的说法。比如，“贡”被译为“礼物”而非“贡品”，“夷”被译为“外国人”而非“蛮族”，凡提及马戛尔尼时皆称“特使”，被反复提及的英国人“悦服恭顺”则被翻译成两个不同的短语，并都去除了臣服的意思。

当使团和清朝谈判形势恶化时，身在现场的李自标也承受着巨大压力，李自标曾说，因为马戛尔尼在礼仪行事上的“无礼”，让夹在中间的他感到“自己能活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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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权力

李自标、小斯当东两人的经历引人入胜，因为他们都是难得的通晓多国语言的人，两人知识渊博，并由衷热爱他方的文化。在《翻译的危险》看来，两人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和英国的接触并不是初次相遇的文明之间发生的冲突，而是早期现代世界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的结果。李自标祖上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家族，也因为宗教原因远赴欧洲，并与马戛尔尼结识。小斯当东则是因英国对外扩张的重心转移至印度，英国政府意图通过扩大对华贸易来支持和资助在印度的扩张，从而有机会来到中国。

显然，他们知道做外交翻译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从未后悔承担了这项任务，可就连愚蠢透顶的人理解了其中的凶险后也会退避三舍。”李自标在此后写下了这番话。

沈艾娣分析指出，清朝和大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而翻译人员既是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另一种文化的传播者。这种能力，既是权力，也是危险。“能讲对方的话则意味着他们的忠诚是暧昧的”，译员的立场总是面临猜疑，而译员本人也会遭受多方面的忌惮。

清代统治者以及官员对译者全不信任，不但不认同他们在外交事务上的功能和贡献，甚至抱有很大的戒心，轻易认定他们会通番卖国，做出不利国家的行为。这既有国家安全的考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传统的天朝思想，以外国为夷狄，不作平等交往。

马戛尔尼一行在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三（1793年10月7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准备启程回英。但很有意思的是，早在两天前乾隆帝已通过和珅发出上谕，要求沿海各省官员整肃队伍，加强留意，防范英夷滋事生衅。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令他们更担心的却是那些“私行勾引”夷人的“内地汉奸”。上谕强调“此等奸民最为可恶”，必要“严切查察，究出勾引奸商数人，从重治罪，以示惩儆”。

结果，六天后，和珅便传达上谕，述说查得浙江有一郭姓商人，据报“从前曾经勾结夷商”，但现在已病逝，可是他的儿子郭杰官也略通夷语。因此，尽管他们相信郭杰官现在没有勾串夷人，但仍然“密嘱地方官员将其严行管住，不能与各夷交通”，甚至觉得把他留在浙江还是不放心，特别派人伴送“别路进京备询”，并指令“沿途务须留心防范，毋致脱逃”。上谕特别强调：“起解时并不可令英吉利国人闻知。”

从现实情况看，这种担忧并非小题大做。作为谈判中掌握双方语言，且肩负着翻译、沟通和传递信息重任的人，翻译者的手中确实掌握着不能忽视的权力。

口译者的力量源自翻译的特性，所有的资讯，呈现即塑造。翻译者开始要先选择他想传达的东西，然后决定是严格对照原文，还是用原本的表述方式讲出来。

在录音设备出现之前的时代，言出即逝。今人仅能从小斯当东和李自标的书面译文中猜测他们如何开展口译，而李自标的译文大部分已散佚，仅余残章，因此更为困难。据现有材料所知，李自标并未做笔记，而且他也不太可能逐字逐句记住马戛尔尼所讲的话，因此，他需要一边听一边决定传递哪些要点。他同样要选取正确的语调和方式，以适合马戛尔尼希望传递的内容，并且能够为乾隆帝所接受。

《翻译的危险》认为，相较于翻译者，李自标的角色更像是谈判者。在北京为马戛尔尼和清朝官员翻译时，李自标经常穿梭于两边，他们甚至不是同处一室。他将此举描述为向清朝官员阐释“大使心中所思”，这给了他很多自己作主的空间，最明显的是他把一条自己的主张塞进了商谈之中。

正是这种权力使得翻译变得凶险。译员要获得语言技能，不可避免要深深沉浸在另外一种文化之中，而国民身份也显然是一个引起猜疑的问题。然而引发猜疑的绝不止于此，还有社会阶级、制度利益和宗派政治，比如两国政府都极度担心广州贸易的既得利益会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商谈。马戛尔尼选李自标作翻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把自己看作是在替英国政府行事，因此要避免起用与东印度公司有联系的译员。在多年后的鸦片战争中，清朝负责谈判的官员宁可接受他们憎恶的英国翻译，也不愿任用能讲英语的中国商人及其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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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读思路

《翻译的危险》可以与《龙与狮的对话》对比阅读，两本书都着重阐述了马戛尔尼使华过程中的翻译问题，而沈艾娣的这本书，补充了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人生经历，并通过二人的故事，展示了中国与早期世界互通互联的缩影，揭示了马戛尔尼使华时，中国同现代世界已经建立了密切联系。如历史学者王笛在序言中所说，他们的人生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清朝对外政策的变化，也能使我们观察到国与国交往的机制及其理解和误解。

《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

王宏志 著

东方出版中心

马戛尔尼使华之所以令历史学者着迷，部分是因为事件本身充满谜团。马戛尔尼的日记中到处都是他对遇到的中国官员的抱怨，他难以理解这些人为何那般行事。今天从清朝档案中可以了解到更多乾隆皇帝做出官方决定的过程，但是仍有诸多方面尚未可知：为什么马戛尔尼被问到了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英属印度边界处正在发生的战争？清朝西北边疆的专家在制定对英政策中发挥了何种作用？他们对于欧洲列强知道多少？乾隆帝本人又知道多少？

人们仅能通过被书写且保存下来的东西来了解过去，但是在云谲波诡的清廷政治中，离权力中心越近的人，往往越少留下私人记录。之所以《翻译的危险》认为口头翻译颇有价值，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把非正式会面和谈话带回政治决策的核心，这也提醒我们有多少东西是我们无从得知的。

当然，翻译的作用也不应过于夸大。现场的观察，包括人的表情、气场、笑容等非文本信息，往往比翻译文本更能直接传达意图。加之中西交流的历史背景，清廷不至于被翻译上的差异轻易影响。

在当时，外交谈判中欺诈是常有的事，甚至真正的无知对政治决策者而言可能有战略意义。在马戛尔尼是否在乾隆帝面前下跪叩头这一最为著名的问题上，中方和英方的证据互相矛盾，很显然有人讲了假话。当我们面对这些谈判的书面记录时，也不能总是完全相信。

沈艾娣认为，中西文化的相遇经历了波浪式的变动：最初是努力理解，随后出现了分歧、疏远和冲突，但现在我们正努力重新理解。《翻译的危险》围绕翻译的变迁对中外关系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提供了一种颇具启发性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