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他就任湖南省主席,以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政军一手抓。
他提出了“安、便、足”的三字施政方针,希望能够使湖南人安居、安业、安心。希望自己能够打造一个百姓健康、丰衣足食、人人有文化的新湖南。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要有好身体,他认为老百姓身体健康,才有能力救国。唯有整个民族健康,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
为此,他拨款四百万元,先后建了六家大医院,严令禁止鸦片,打击昌伎。
在那个年代,他的做法,是一股清流,也是一种理想主义,注定无法成功,主要原因是根基太烂了,新种子发不了芽。
他看起来更像个文官,留下的照片大多都是笑眯眯的,看上去很文静,而不像是一个把敌人和对手干趴的狠将。
他带兵打仗,几次主要战役,对日军造成的伤亡总数约在10万至15万之间(含毙、伤、病)——尽管具体数字存在争议,仍然不妨碍他作为民族英雄的英名。
1937年的淞沪会战,他作为第三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战,在苏浙皖敌后展开对敌游击战。
1938年5月,他出任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指挥兰封会战,重创了土肥原的日军第十三师团。
同年6月至11月,他负责鄱阳湖西岸及南浔线防御作战,粉碎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取得万家岭战役大捷。
万家岭大捷发生在1938年10月的武汉会战期间,薛岳指挥第九战区部队在江西德安,围歼了日军第106师团,歼敌约3,000至4,000人,几乎全歼日军106师团,被称为“抗战以来最接近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役。
1939年3月至5月,他指挥了南昌会战。
1939年9月-10月,他率部进行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利用湘北复杂地形自创“天炉战法”,共歼灭日军4万多人——日方否认这一数据,史学界普遍认为日方伤亡在1万左右,沉重打击了嚣张的小日子。
1940年10月,他指挥第九战区各部进行反扫荡作战和上高会战。
9月至10月,他指挥进行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战后,我方称歼敌4.8万,但日军突破防线后主动撤退,实际战果存疑。
1941年12月23日,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他与日军第四十师团、日军第3师团等在长沙东南郊展开激战。
最终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歼敌56,000余人,俘获大量日军。
此战被盟军视为太平洋战争初期难得的胜利,提升了中国战场的声望,国际影响巨大。
1942年6月至7月,他率部参加浙赣会战。
1943年11月,率部驰援常德会战。
1944年5月至10月,他率部进行长衡会战,指挥失利,长沙、衡阳相继失守,此役未计入有效歼敌数据。
1945年1月至3月,率部参加湘粤赣会战。
从军30 多年,他的战术贡献(“天炉战法”)和持久抵抗的精神意义,被认为比单纯歼敌数量更具历史价值。
他叫薛岳,是“抗日战神与刽子手的综合体”,这个评价精准地捕捉到了薛岳一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既是抗日战争中保卫国家的“战神”,也是国共内战中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这种双重身份让薛岳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也让我们更深刻地反思战争、人性与历史的多面性。
作为战神,他是抗日战场上的民族英雄,长沙会战的辉煌让他封神。他指挥的四次长沙会战,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用“天炉战法”重创日军,歼灭十余万敌人,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最辉煌的战绩之一。他的军事才能和顽强意志,为中华民族的存亡立下了不朽功勋。
薛岳在抗日战场上的表现,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侮的象征。他的“天炉战法”和“要么赢,要么死”的决心,激励了无数中国人奋起抗战。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 刽子手,是国共内战中的残酷执行者对红军无情追击,造成巨大的打击。
在国共内战中,薛岳是蒋的忠实执行者,率领中央军对红军进行残酷追击,尤其是在湘江战役中,他的部队给红军造成了巨大伤亡。
薛岳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湘江战役中,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战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据统计,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数万将士牺牲,湘江水被鲜血染红。这些伤亡与薛岳的追击密不可分。
这种残酷的追击行为,反映了他在内战中的坚决和无情。对于红军来说,薛岳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他的行动直接导致了大量红军战士的牺牲。
这些历史事实是不可忽视的,也是评价薛岳时必须正视的一部分。
薛岳在内战中的行为,反映了他作为军人的冷酷一面。他执行命令毫不留情,甚至不惜以同胞的生命为代价。这种“刽子手”的形象,让他在红军和共产党人的眼中成了一个可怕的敌人。
“战神与刽子手的矛盾统一、忠诚与无情的双重性格, 薛岳的“战神”与“刽子手”双重身份,本质上源于他对国民党的忠诚和对军人职责的极端执行。
在抗日战争中,他的忠诚和无情被用来对抗外敌,成为民族英雄;
而在内战中,同样的忠诚和无情却被用来对付同胞,成为历史的悲剧。
薛岳的双重身份也是历史背景的产物。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薛岳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而在内战中,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薛岳的军事才能却被用来制造同胞之间的流血冲突。
薛岳的一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他既可以是保卫国家的英雄,也可以是制造悲剧的刽子手。这种复杂性让我们看到,人性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满了灰色地带。
薛岳的故事提醒我们,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更是人性的考验。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薛岳的“战神”形象值得铭记;但在同胞相残的内战中,他的“刽子手”行为也值得深刻反思。历史不应被简单化,而应从多角度去理解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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