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盘山的历史文化？

盘山是燕山山脉的一段，位于蓟州区西北部，地处京津冀所辖三角地带，由“三盘五峰”组成，即上盘、中盘、下盘，挂月峰、莲花峰、紫盖峰、舞剑台、自来峰。盘山不以陡峻著称，但风景秀美，人文鼎盛，是天津辖域内自然禀赋优越、文化积淀深厚、遗产类型丰富、人文景观独特的区域，是天津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

如果把盘山置于传统文化语境，指涉的是一个包含了多种文化形态的实体空间，也是一个经历漫长时间演变具有强大包容性的文化意象。因此，对盘山历史文化的研究，不能囿于狭隘的地域范畴，也不能局限在单一学科。这片山林和其遗产可以指向自然与人文层累互动的经典话题，对于观察古代山林传统的演变和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进而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样本。

【盘山的人文脉络】

目前，学界对盘山历史文化的认识，基本依靠文献记载，但文献多有抵牾和误读，亦少考古实证。梳理盘山人文史，必须结合文献、考古等材料，厘清基本史实。

盘山人文史是以佛教为基本特征的，盘山自古便享有佛教名胜之誉。清人陈廷敬有诗：“我闻盘山七十二佛寺，寺寺落花流水中。”智朴在《盘山志》中称：“此山自魏、唐、辽、金、元、明以逮本朝，悉属僧居，故人物惟僧居多。”

文献记载，东汉时期盘山建有香林寺，是史料可见盘山最早的寺院，但缺乏佐证。另据明代《宝峰德聚禅师行实碑记》载，盘山感化寺为晋魏古刹，亦非定论。至于北少林寺始建于魏晋的说法，则是典型的误读，并不可信。总体而言，唐代之前盘山佛教缺少翔实可靠的记载，早期寺院的始建年代多以讹传讹。但依情理，特别是联系古时燕蓟地区佛教的整体环境，唐之前盘山应有寺院和僧人。

唐代是盘山佛教的发展期，大批寺院建成，基本构成盘山的寺院规模，为辽时佛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宝积禅师是已知盘山最早的一位高僧，他的出现标志着禅宗在盘山的兴起。该阶段在盘山住山建寺的也多为禅宗僧人，与唐代中后期禅宗的勃兴有直接关系。会昌灭佛导致僧人北上驻锡，对远离中原的燕蓟地区而言，可能是佛教的机遇。五代十国时期，尽管战乱频仍，但盘山已声名在外。

辽代盘山佛教进一步发展，进入繁荣阶段。辽时蓟州属南京道，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加之辽朝统治者的扶持，该地区佛教呈兴盛态势，盘山也多出经律义学高僧。千像寺规模宏大的线刻佛造像集中刊刻于辽代，部分保留晚唐风格，是观察佛造像艺术在北方地区传播的珍贵实物。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经过20余年田野调查，已在126处造像点发现552尊造像。盘山千像祐唐寺创建讲堂碑立于辽统和五年（987），记录了千像寺增建讲堂的过程。

金元时期，可统称为盘山佛教的动荡期，以佛道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为显化特征。其中，佛教在金朝有一个短暂的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蒙金战争导致僧人逃离寺院，兴盛一时的全真教趁机到盘山传教，北少林寺经历了佛道冲突和频繁更名。佛道之争平息后，盘山佛教的生存环境趋于安宁，《渔阳盘山少林寺安练魔期三载碑记》反映了寺院僧人结制练魔的情况。

进入明代，盘山佛教迎来一个新时代。此时盘山处于明代“九边”的防御前线，带有浓重的边防军事色彩。明代是盘山佛教的分水岭，精于义理的高僧大德锐减，僧人与世俗生活的关联却愈发密切。明代也是盘山寺院的集中重修期，寺院修缮多由僧人或信众自发而为。僧人在佛学义理上出现了诸宗融合的特色。憨山被誉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万历元年（1573）在千像寺后的石崖内与隐者共修。从明代开始，文人游盘激增，明代丰富的版画类图书中也出现了盘山形象。

明清鼎革之际，盘山于动荡时局中成为晚明草莽孤臣自放深山的避世之所。亲历佛道之争的北少林寺，于明末清初建多宝佛塔，该塔出土造像、佛龛模型、佛塔模型、经卷、饰件等不同质地文物169件/套，其中包括道教造像数尊，是北方地区元明时期佛道融合历史背景的绝佳考古例证。

清王朝建立后，蓟州作为边境的属性已经不复存在，成为毗邻京师、带有“后花园”性质的腹地，为越来越多的文人游山提供了便利，天津盐商家族的查为仁、查礼兄弟以及金玉冈等本土文人多次游盘，留下重要的历史文献和视觉图像。随着清东陵选址遵化，蓟州成为清帝谒陵的必经之路，盘山日益受到皇帝重视，至乾隆时达到极致，该阶段寺院修缮多由皇家主导。清代盘山佛教的世俗化更加明显，义理式微、信仰繁荣，出现了智朴等具有文人底色并广泛介入世俗生活的儒僧。智朴在朱彝尊和王士禛帮助下撰《盘山志》，影响深远。

经历清代前中期的“黄金岁月”后，盘山佛教从嘉庆皇帝开始渐渐衰落。民国军阀混战，加之日军入侵，社会动荡不安，寺院渐趋衰败，多毁于战火，乾隆营建的静寄山庄也被拆毁。傅增湘、周肇祥等留下的游盘诗文，堪称盘山古代人文史的最后一抹灿烂晚霞。

由上可见，盘山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由自然之山向佛教名胜转型，唐辽时期完成转型，确立佛教名胜地位。第二次是由佛教名胜向人文名胜转型，从明代开始，至清代前中期完成转型，确立人文名胜地位。以明代为界，明之前盘山宗教色彩浓郁，多出高僧大德，僧人是山林“历史叙事”的主角。明代之后特别是清代，盘山宗教属性逐渐淡化，明清文人和清代皇帝成为塑造盘山人文景观的主要力量。

【盘山的文化遗产】

盘山的文化遗产，是其以佛教为基本特征的人文史的实证，是一笔尚待深入挖掘的宝贵财富。

笔者将盘山的文化遗产分为实体与文本两类。实体遗产大致细分为四类：旧石器遗存、佛教遗存、清代皇家园林遗存、抗战遗存。其中尤以佛教遗存最为丰富，这是由盘山历史文化的特点决定的。盘山历史上的梵宇佛刹，构成该地区最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包括寺院遗址、塔幢、碑铭、题刻、造像等。文本遗产包括与盘山相关的史志、诗文、绘画等，构成一个内涵丰富的文本体系。所谓“诗以山名”或“山以诗名”，历史的、文学的、绘画的文本让山林获得了更广泛、更便捷的接受和文本意义的“活化”。遗产数量的丰富性、文化形态的多元性、存在媒介的多样性，无不显示出盘山厚重的人文积淀和历史底蕴。

需要说明的是，实体遗产和文本遗产是笔者基于盘山文化遗产的宏观认识提出的概念，实体遗产大体上属于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不可移动文物；文本遗产很难说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可移动文物，更接近于文献记录，记忆遗产的特征非常突出。实体遗产和文本遗产密不可分，有时会因为媒介不同出现属性滑动。比如，我们既可以从大量文献记载和清代皇家关于盘山的绘画中看到乾隆的题诗，又能在散布山林的石头上见到这些诗作。前者属于文献档案或具有“副文本”性质的绘画题跋；后者则依托于山林，是传统金石学和艺术史研究的对象——摩崖题刻，是带有显著文献价值的实体遗产。我们既可以身在山林，游览那些寺院遗址，又可以在大量绘画中找到它们的身影。前者是典型的人造景观——宗教建筑，后者则是盘山图像体系之大宗。因此，实体遗产与文本遗产既统一于山林，又各具特点。实体遗产嵌入山林，与山林不可分割，但其建构的人文景观又相对独立，与自然景观是平行的；文本遗产作为观看者对山林的接受，不受山林物理空间的束缚，但也是盘山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

遗产是人类记忆的载体。盘山的文化遗产记录了山林的发展演变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回望过去。盘山人文史就是一部记忆史，其间包含古人对记忆的建构、改造和恢复。这在蒙金时期的佛道之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北少林寺前身法兴寺被全真教道士占据后，道士毁坏了佛教遗存，将其改为道观，当僧人重新夺回后，又消除了道士的痕迹。双方的记载留存在碑刻、文献等遗产中，立场不同、观点殊异，甚至故意夸大或隐瞒了事实。讨论这段历史时，必须对相关遗产进行甄别与互读，在草蛇灰线中寻找历史真相。

盘山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复合式的遗产体系，可以用贯穿不同学科的方法，在历史纵深中挖掘文化内涵，阐释文化价值，重建人文景观。大体而言，这些遗产的艺术属性比较显著，建筑、碑刻、题刻、造像、绘画、诗文都可视为艺术的表现形式，但也不能忽视其多义性。比如，碑刻、题刻首先是作为文献而存在的，其次才是艺术价值；诗文则兼具了文献与艺术双重价值。具体到不同诗文，又有细微区分，乾隆题写盘山的大量诗歌作品，文献价值要远高于文学价值。但是，当这些诗文被宫廷匠人镌刻于山林后，又代表了清代中期摩崖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准，乾隆甚至因为匠人对题刻的“敷衍”而大发雷霆。

那么，盘山作为一个整体，能否与其文化遗产一样，被视为天工与人力共同打造的艺术品？传统卷轴画给了笔者启发：卷轴的形制类似山林的空间，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媒介，规范了这幅画的边界。画中的山水草木类似自然景观，房舍溪桥可看作人设景观，而古人对这幅画的品题，便是与这件艺术品相伴生的文本遗产。这种观察方式有助于了解盘山寺院的始建年代：在一幅画中，起笔落墨大都具有形塑空间、架构画面的重要作用，盘山占据了优越地理位置的寺院，类似寺院群落的“起笔”，也就意味着“点缀山林”的时间比较早。

【盘山的文化属性】

在大致梳理了盘山的人文史和其遗产资源后，该如何认识这座山？笔者尝试从文化遗产分类、古人修辞智慧这两个角度进行初步分析。

从文化遗产分类的角度看，第一个与盘山相关的概念是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种复合型遗产兼具自然与人文之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遗产的重要类型。中国目前有四处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分别是黄山、泰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盘山具有潜在的双重遗产价值。

第二个概念是文化景观。文化景观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遗产类型，是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比如中国的庐山国家公园、五台山、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等。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首次将文化景观纳入普查范围并给出认定标准：作为人类行为与自然的结合体，拥有明确的物质实体，为某一区域或群体的历史、文化、习俗等提供特殊见证。在天津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中，盘山具备了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的基础条件。

第三个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人类学视野提出的文化空间，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文化空间可确定为持续的文化活动的集中地，也可确定为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时间。这种具有时间和实体的空间，是文化活动的传统表现场所。文化空间既是一个有形的物理空间，又包含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强调持续输出文化并形成传统。基于学界对空间概念的认识，可以将盘山视为宽泛意义的文化空间，能够较为完整地涵盖其实体遗产与文本遗产。

考虑到盘山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将其界定为艺术空间也是比较允当的。这个艺术空间兼具了时间性与空间性，是时间、空间、艺术实践三个维度的叠加，包含了自然与人文双重要素，容纳了实体与文本两类遗产资源。它首先是有物理边界的，就如同一幅卷轴画对画面空间的界定。其次，又具有溢出物理边界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那些文本遗产就越过这个边界，不受物理束缚，但又成为艺术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这个空间具有内生滋养的连续性，始终处于活态。不同时期的人持续地适应、改造和观看它，赋予了这件“艺术品”不同的线条和色彩，亦即价值和意义。

上述讨论将盘山放在了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其实也可以从中国古人的修辞中找到相关概念。孟浩然的“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将胜迹定义为一个不断有人登临的诗意场域，类似于文化空间概念。巫鸿借助古代思维，对胜迹做了精彩解读。他以泰山为例，认为胜迹将各自为营的“迹”融合为整体，从而消弭了单个遗迹的历史特殊性。胜迹不是一种个人表达，而是由无数层次的人类经验累积构成。笔者认为，借用白居易“胜地本来无定主，大都山属爱山人”的修辞，称胜迹为胜地更加符合古人对山林的感知。“迹”强调山林中的物质遗存，“地”更具空间感和整体性。这句诗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胜地需要“主人”，即人的建构。缺少人这个因素，就不会成为胜地；其次，胜地的主人具有不确定性，这表明胜地的建构始终处于更新状态。苏轼认为“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也带有类似思辨意味。古代胜地的塑造者恰恰以“外乡人”居多，盘山也不例外。

胜迹也好，胜地也罢，都与山林的自然属性相对应，包含了人类经验的持续积累，登临与题诗即是赋予胜迹或胜地文化内涵的重要人类活动。这种经验已经超越了盘山物理空间的约束，类似于读到卞之琳《断章》时的感受，风景是诗意的源头，诗意生成的空间在看与被看中不断扩大，早已离开这个源头，形成一个拓展的意象。古代登临盘山的诗人不仅领略幽谷梵音，也在遥想着留下足迹的先人，将他们记录在诗文中。历史被记录的同时又增添新的内容，如此往复，不断生发。

【盘山的文化生态】

既然盘山是一个以佛教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包含了丰富遗产资源的文化景观或文化空间，体现了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的互动中实现“自我确认”的层累创造，那么，用什么方法解读它？就如同上述关于盘山文化属性的讨论，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答案并不唯一。笔者认为，像盘山这样集合了自然与人文的空间，实际上就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生态。通过对文化遗产的观察，解释人与自然、社会的复杂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变量的互动，可以揭示其人文史的内在逻辑。当然，无论何种观察方法，都要强调多学科的介入和整合。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载体，也是文化生态的核心要素。盘山人文史是由不同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要格外留意历时性脉络中与实体遗产相关联的营建者（有时表现为破坏者），以及与文本遗产相关联的观看者。他们基本构成了盘山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主角。借由对人这个核心要素特征的分析，能够清晰地发现盘山人文史转型的轨迹，以及转型所依托的不同历史语境。盘山人文史的第一次转型即由自然之山向佛教名胜转型，僧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盘山由佛教名胜向人文名胜转型时，僧人退场，文人登场，作为观看者的文人掌握了阅读盘山、塑造盘山的话语权。乾隆是其中的特殊人物，集营建与观看于一体，对盘山的塑造表现在“迹”与“文”两个方面，几乎囊括了古人塑造山林的所有手段，强力推动了历史转型。他首先面对的不是山林，而是塑造过山林的古人。他要努力摆脱来自古人的“影响焦虑”，对智朴《盘山志》的批评，就是拿回“解读权”的表现。

空间、环境是讨论文化生态必不可少的因素，也是建构盘山人文史的关键，强调的是抽离时间因素后盘山各种线条、色彩以及媒介之间的互动，体现了自然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自然的适应。盘山幽邃的环境为寺院营建、僧人修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山林大多不具备开敞宏阔的空间，寺院规模较小，也没有都市寺院繁华。这是盘山反映出的山林寺院的共性特征，是古人对空间、环境适应的结果。当然，盘山之所以成为盘山，主要体现在它的独特性上。盘山的地质构造不适合凿刻石窟，但风化而成的花岗岩为线刻佛造像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千像寺造像就是古人对自然禀赋的巧妙借用和非凡艺术创造的见证，是人在自然、社会、技术等条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也是盘山生成的具有唯一性的文化样貌。

历时与共时还需要结合起来观察。比如，盘山的空间属性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大体上是越来越靠近政治和文化中心，地缘优势逐步凸显，从唐代边塞诗人笔下的边地，到清代成为帝国统治疆域的腹地，并借助地处东陵与帝都之间的独特区位，加之乾隆对其极具私人化的喜好，一跃而成为“皇家山林”，寄托了皇帝在山水园林、诗文书画等方面的趣味。独特的时空关系塑造了独一无二的盘山，使其与佛教圣地五台山和象征江山社稷的泰山在文化面貌上都存在明显区别。此外，也要特别注意另一个现象，盘山很长时期处于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区域和不同政权的边界地带，不同政权、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艺术在此交流共生，碰撞融合，生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现象，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多元一体国家发展的重要见证。

还有，要留意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胜迹既有赖于天工创设，也离不开人力培成。天工与人力，又可分离出正负两种力量，可以理解为营造与破坏，因此，人、自然、营造与破坏这四个因素演化出更为复杂的变量。观察盘山人文史就会发现，当天工与人力呈正向互动时，便是盘山人文鼎盛之时。清代前中期皇家高度重视山林资源的培护，再加上大规模建设，盘山人文史迎来顶峰。民国社会动荡不安，自然灾害频发，盘山寺院凋零圮废，衰落至低谷。但是，文人游盘却在民国迎来一个高潮，创造了足以媲美以往任何时代的文本遗产。实体遗产与文本遗产呈现出此消彼长的“逆向互动”，是民国快速裂变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态的写照。文人普遍持有感伤时代之变的情绪，与迅速衰落的山林寺院产生微妙呼应。

以上是笔者对盘山历史文化的一些看法，篇幅有限，难以尽言，目的在于提供新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给出“定论”。盘山是尚待发掘的“富矿”，对它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在天津历史文化研究日益活跃的当下，有必要将其作为重要观察对象，通过重构人文史，唤醒人们对这片山林的记忆，进而强化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擦亮这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研究馆员 白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