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 | 我与闻捷：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六）

我与闻捷：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六）

（《戴厚英文集》选读）

作者：戴厚英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吴中杰、高云主编《戴厚英文集·自传·书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 1 月版）书中的第一部分《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第五、六、七、八章。现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各小节标题不变，只将原序号删除。

戴厚英，女，1938 年生，安徽颍上人。1956 年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在积极参加文艺与思想论争中得一外号“小钢炮”。毕业前就被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后为研究所）工作。文革中先保上海市委，后成为上海作协造反派头头，却又因卷入“炮打张春桥”事件而遭批判。文革后调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在短暂的写作生涯中著有《人啊，人》《诗人之死》《空中的足音》《往事难忘》《锁链，是柔软的》等七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随笔集、半部自传。1996 年被她好心关照的家乡晚辈入室劫财时将她连同在她家暂住的侄女一起杀害。

闻捷“死有余辜”，迫害还在继续

元月 13 日上午，我刚刚起床，四五个工军宣队员找到我宿舍里，对我说闻捷“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畏罪自杀了。他们叫我交出闻捷给我的纪念品，我说只有一支钢笔，他们说那就算了。

我自知挺不住这样的打击，立即打电话请家住复旦的女友来陪伴我。当时她的丈夫在隔离审查，女儿寄养在南京母亲家里，她自己则下放黑龙江已一年多，回上海休假的。她陪了我七天七夜。没有她的陪伴，我不知能不能熬过那样的折磨。因为迫害还在继续。一切都和我叔叔蒙冤自杀以后的情景那么相像。

闻捷死的第二天，工军宣队又一次上门抄了闻捷的家，把他的书籍、唱片、照相簿，还有我们的书信，都装到了机关里。

第三天，声讨闻捷“畏罪自杀”的大会便召开了。那天，院子里到处用墨汁写着斗大的字：“大叛徒闻捷畏罪自杀，死有余辜！”所有的墙上都贴了这样的标语。我的宿舍的门正对着会场的窗口，会上的口号声一阵阵传来，我在床上发疯似地翻滚，我要去会场，与闻捷一起接受“清算”。那位女友按住我，求我安静下来。说事情已经够糟了，你别给自己加罪了。批判会之后，几个工军宣队员立即来到我的宿舍，向我宣布政策：我们对你和闻捷还是不同对待的。你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刚才会场上有革命群众（其实是一位著名女作家）要求把你拉出去接受批判，我们说你生病，没有这样做。我没有感谢，只是哭。他们说：一个叛徒死了还不如一条狗，你哭什么？我说我的爱人死了，为什么不能哭？一位平时很温和的女工宣队员对我说：谁是你的爱人？你们还没有结婚，怎么是爱人？

你们知识分子怎么都不怕丑啊！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好像所有的人都不再是他自己。那女师傅，不是上海人，平时和我一起住在作家协会机关内，无风无浪的时候亲如姐妹。文革以后的许多年，想起那些当初进驻上海作协的老工人们，我的感情还是复杂的。我对他们毫无怨恨。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和我们知识分子很不相同。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或多或少保留着自己的本性。他们则可以完全丢弃自己。闻捷死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已经感到了某些当初对我们的爱情侧目而视的女士，眼眶里也盈着泪水。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她们所希望的。她们只是想把我们分开。

闻捷火化的那一天，我冲到了机关大门口。我要去为他收拾骨灰。可是一位看门的同事拉住了我。他同情地说：工军宣队不让你去，别人也会笑话你的。

之后，我要求收养闻捷的小女儿，工宣队指导员问我：你收养她？以什么名义？是啊，我没有名义。不久，这个可怜的女孩被扫地出门，工军宣队宣布闻捷的住房被没收了。女孩只好到山东农村，寄养在亲戚家里。写到这里，我要说，我非常感谢闻捷的三个女儿对我的理解。尽管当时工军宣队对她们进行威胁，不许她们再与我保持联系，她们仍然偷偷地与我保持着联系。她们从来不曾抛弃我。

闻捷的死使我变得坚强起来。本来害怕共同毁灭，如今毁灭已经到来，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对工军宣队的任何教育都持抗拒态度。他们叫我检查自己在给闻捷的信中表达的是什么感情。我说：什么感情呢？你们不妨把那些信张贴出来，让大家看看。他们叫我与闻捷划清界限，我说：人已经死了，还有界限吗？我敢断定，你们错了！你们确实错了！他们害怕把我也整死了不好交代，便不再逼我，也不再叫我去吉林了。我在身体稍微复原一些之后，便请假回到乡下，与父母和女儿一起度过那一段最困难的时期。我离开上海的时候，那位在批判会后给我送馒头的女友哭着问我的另一个朋友：戴厚英还会不会回来？那位朋友说：她会回来的。我相信她不会从此倒下去。

是的，一个半月之后，在乡下大病一场之后，我又回到了上海，又到干校劳动去了。但是，此刻的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真幼稚的戴厚英死去了，我的头脑和心灵都变得复杂起来。我跟一位朋友说：如果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参加阶级斗争了。

当然，“树欲静而风不止”，闻捷死去没半年，阶级斗争又一次找到我，还是要我扮演革命对象的角色。“无产阶级司令部”又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说有一个新生的反革命集团叫“五一六”。这个集团的分子主要分布在文化单位。

还是因为“四一二炮打”和“攻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又一次成了刀下肉。

这一次，工军宣队明白地宣布，说“一打三反”时没有把我的问题查清楚，现在一定要查清楚！于是，揭发我的大字报又铺天盖地，和闻捷的恋爱也成了新的罪行。人们在大字报上问：爱谁、恨谁、跟谁走？

这一次，我不跳也不叫，哀莫大于心死。我心已死，还怕整吗？可是世事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1971 年 9 月 13 日（又是 13 日！）林彪突然“自我爆炸” 了。上上下下都要声讨林彪，我还算什么？

而且不久，军宣队因为所属的部队和林彪事件有牵连，匆匆忙忙撤出了文化单位，工宣队失去了依傍，再也没有心思把运动搞下去。我的这一次厄运也就这样过去了。

我一直不明白，工军宣队为什么死死缠住我不放呢？我也没有专门和他们作对。后来，我从朋友处了解到，原来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四人帮”在上海的班底也有不同的派别，他们互相争斗，就想尽一切办法挖掘对方的“黑材料”。

工军宣队站在王洪文一边反对徐景贤，以为我和徐景贤认识，一定知道不少底细。

他们想把我整得糊里糊涂，然后由他们摆布，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就是把我整死了，我也说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因为我从未和徐景贤有过私人交往，他的家门朝哪，我也不知道。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对所谓“阶级斗争”又有了深层的了解。原来，看似高尚的“阶级斗争”里，往往包藏着不可告人的争权夺利的内幕。善良普通的百姓啊，你们哪里知道？我原来就离各级官员很远，这以后我更不敢靠近他们了。

闻捷死后，我的生命和命运一起沉沦了很久

闻捷之死不但是我在文革中命运的根本转折，也是我的整个生命的转折。我和闻捷相恋正好一百天，真正是“百日缘”。这一百天让我懂得的事情胜过一百年。这悲剧像一道闪电，突然划破黑暗的天空，也刺破我混沌的心灵。我看到了以前不曾想到因而也看不到的东西：政治斗争的残忍，人性的阴暗，自己的脆弱。

在乡下的那些日子里，我躺在病床上，把事情一遍一遍地从头想过，我感到满腹委屈，满腔愤恨。但是我不再轻易向人诉说。我有什么好诉说的？因为谁都会劝我“正确对待”，谁都会批评我们爱得不合时宜，谁都会指责闻捷软弱、自绝于世。更有一些人，躲在一边幸灾乐祸。用这样的形式杀伤自己的怨敌和对手，真是事半功倍。

我好像死过一次了。当我躺在乡下的草床上，晕眩得天旋地转，眼也难睁，母亲和女儿在床边哭泣叫喊的时候，我真正有了死亡的感觉。我灵魂出窍，希望追上闻捷，跪在他面前，求他审判我。但是我对他说，我不走你的路，去“死有余辜”。我一定要活下去，用我的生命和事业，证明你我相爱一场，值得。我们彼此没有看错。以后的我仍然顶着原来的臭皮囊，但是我的心变了。虽说变得还不彻底，但确实变了。

1971 年整整一年，我们都在干校继续劳动。为了让自己从悲痛中拔出来，我把女儿带在身边过了一阵。一个人在干校劳动的时候，我就把多余的时间用来织毛衣，自己没有那么多毛衣可织，我替同学朋友织。没钱给女儿置新衣服，我做起针线，花几元钱置点便宜的布，利用回上海休假的时候，学裁剪。我给女儿缝制了几条裙子，上面还绣了花。在干校，只要不是天寒地冻，我还要下河游泳。

一个人躺在宽广的河面上任意漂浮，漂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就缩在水里。我发现有几位好心的朋友怕我出事，总是远远地跟着我游……

我不再常常到朋友家聊天。休假时不是一个人呆在小屋里，就是去找闻捷在京剧院的一位朋友。我与这位朋友的亲密关系持续到今天。丰村家也成了我经常的去处。我主动去接受“腐蚀”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到了 1972 年，我们全体从干校回到上海。工宣队也受不住长年累月的农村劳动了，他们说知识分子要改造，难道我们也要改造？于是我们由农村劳动变成城市劳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南京路上挖防空洞……

防空洞挖好了，上头又要我们再去干校。可是这一回工宣队坚决不干了。因为陆续有人被抽调出去重新工作，剩下来的劳动力不到十个，比工宣队员还少，再下去变成惩罚工人阶级了。工宣队鼓动我们给当时的文化系统领导写一份报告，说明我们已经没有几个人可以劳动了，只能留在上海搞“斗、批、改”。竟然被批准了。

于是我们在上海留下来。但是也没有再搞什么“斗、批、改”。我认为人民群众热心参与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时实际上已经结束，还没结束的只是上层的斗争了，特别是关于“接班人”的斗争。工宣队再也没有了进来时的革命豪情，他们懈怠、不满，和我们一起发起了牢骚。他们开始偷看从“牛鬼蛇神”家里抄来的“封资修”小说，真应了“红的进来，白的出去”的预言了。我们呢？专案人员还在整理材料，像我这样没有“专案”任务的人，便悠哉游哉了。

我们白天仍然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张报纸地消磨，我们叫这是“安度晚年”。晚上，我则又开始了读书生活。单位图书室又对我们开放了。那一阵，我读书的口味大变，专读历史书了。我读了一本一本“通史”和思想史，又读了一大堆明史和清史。我读了国内外一系列名人传记，也读了中国明代著名叛逆李贽的《焚书·续焚书》。精神逐渐充实起来。此外，把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又重新读了两遍，写下不少札记。

读着读着，我心里亮堂了许多，恐惧也因之而增加了许多。我故乡的骄傲，洪武皇帝朱元璋，晚年为大灭功臣所制造的一系列冤狱，使我汗毛倒竖；还有清朝的那些文字狱，都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历史长河”。正是因为心里有了这条长河，在以后的“批林批孔”和“批邓”中，我才能一言不发。我觉得我不属于这条河。

总之，我从这一次沉沦中得到了不少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