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据中新社消息，2024年5月到12月约半年时间，23岁的女大学生小盼（化名）将妈妈放在她那里的近200万元全部打赏给某女团直播间，家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小盼称，在PK气氛的烘托下，她不断加大打赏金额。当小盼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时，发现退款过程远比充值打赏时要复杂得多。有法律专家对此事进行了分析，认为小盼的打赏行为在法律上可能被视为有效的赠与行为，因此通常不可撤销。
此事其实并非第一次曝出，近年来由于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冲上热搜之后才广为人知。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以往“未成年人大额打赏”所引发的一边倒式舆情，网友关于此事的评价显然复杂得多。其中，有震惊于当事人“出手阔绰，挥霍无度”的，也有强调“成年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理智派。当然，同情的情绪、锐利的剖析，同样没有在这场舆论热潮中缺席……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简单至极，而坦诚地说，其中的权属关系、责任界定，原本也不该有太多争议。
关于直播打赏行为的定性，法学界一直分为两派，也即赠与说和消费说。所谓“赠与说”，合乎经验理性和常识判断，很多理论法学学者都持这一观点。但在司法实践层面，却呈现出了明显的偏向“消费说”的倾向。在一些案例判决中，不少地方的法院都表达了共识性判断。也即，认定观众通过打赏主播以获取或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因此，将“打赏”行为归入购买服务范畴。应该说，这一论断，是高度契合直播业态的，展现了司法的洞察力与公允立场。
用户通过使用虚拟道具等方式“打赏”，获得了额外的视听效果，享受到了一系列增值服务，收到主播诸如言语、表情、文字、动作等维度的正向情绪反馈，诸如此类。至此，整个消费的过程就已完成，消费的结果就已固定。从本质上说，这也是一个履行服务合同的过程，双方当事者相互承担对等义务。只不过，这种消费体验，是即时性的、主观化的、非实物化的，第三方未必能理解，更不要说感同身受了。
法律层面的事，很明确。情感层面的事，说不清。小盼通过“直播打赏”消费掉百余万元，这是家长万万想不到、接受不了的。这种“不可理喻”的心境，与其说是对“直播文化”“打赏消费”的猜疑，不如说是不同代际间认知观念、消费偏好、生活方式巨大隔阂的具象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不是孤例。比如说，氪金打游戏、虚拟情绪产品、网红打卡文化等等，往往也是新世代玩得欢、父母们满脸懵圈——并不是说后者不认可，前者的此类消费就不成立。
23岁的大学生，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拥有经济支配自由。经济支配自由，意味着其有权花钱消费。但终究，经济支配自由不等同于经济独立、经济理性，家长们还是应该本着尽职负责的原则，对成年了的子女，多些事前的消费引导和财务纪律的培养，而不是草率地将巨款所托非人，待花掉之后才追悔莫及。保护好孩子，家长们固然需要必要的经济约束，但更重要的，或许还是让之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
文/张强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上游新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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