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良相，但为良医”：浅谈明代官员学医的历史背景及发展过程

引言：

学医者救的是人，学文者救的是心，这是鲁迅先生在弃医从文之时得出的结论。

从他人生前后不同的发展轨迹来看，学医和学文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了解知识文化，善于识文断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阅读医学经典，具备成为医者的基础条件，所以医者，通常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

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由此可见，在古代社会中，学医和学文一样，成为了众多学子为自己选择出路时重要的考虑方向。

尤其是在明朝时期，医者的社会地位迎来了显著提升，各类社会条件都为学医之风开辟了先路。

以宏观的视角来看待明朝这一发展阶段，医学得到长足发展的稳定因素有哪些？明代官员学医，又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文医双修，环境开明

在现代社会，医生的地位极高。他们有着治病救人的本事，他们在危急关头能够顶在最前方，他们还能与死神赛跑，拯救无辜的生命。

他们被人们誉为白衣天使，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真的像天使一样，将世界的光芒洒向人间。

但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医生的地位并不总是如此崇高，至少在汉朝和唐朝这个相对繁盛的封建王朝，医者地位极其低下。

那个时候，社会上有几个职业无法得到充分尊重。

巫者、医者、音乐人、工匠，他们都具有一技之长，且都能用自己的技能为社会创造贡献，但是都得不到社会的重视。

汉朝时期，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通过察举制成为官僚体系的成员，所以整体社会背景更加注重对于人才品德的培养，而不关注所谓的技能问题。

到了唐朝时，科举考试成为了人才选拔的主要方式，因此众多的文人学子都只会注重对于个人文学素养的提升，从而忽略了其他生存技能的培训。

不管是学医还是学工，都没有办法通过最主流的途径成为官僚体系的成员，既然如此，学习这些技能，在普通人眼中没有任何价值。

而且在传统的社会环境当中，医生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职业而存在。

各行各业的生产劳动者，都有可能具备一定的医术基础，但他们的水平，还没有达到专业的治病救人的地步。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社会疾病的增多，人们逐渐发现，如果没有医生，大多数人在患病之后，除了等死之外，别无挣扎的办法。

如果医生能够作为固定职业而存在，那么当人生病或者受伤时，便有了挣扎生存的途径。

随着人们对生命和对自我健康意识的增长，医生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到了明朝，大多数官员都有着一定的医学基础。

在官僚体系当中举足轻重的徐有贞，就是一位典型代表。

他是朝廷重臣，深受皇帝的赏识，且自身的政治才能极高，所以在处理各项工作时，他都能做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除了在政治领域颇有建树之外，在思想和社会技能领域，他也是个行家里手。

他认为，学习儒家学说和学习医学体系，本质上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情。

医学将会通过外在的行为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而儒学是通过内心的改变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一个修的是身，另一个修的是心。

儒家学说一直强调人需要有一颗大爱之心，需要以相对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社会成员。

在行医救人之时，尊重每一位患者的尊严，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去接纳他们的种种缺陷，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位医生的天职。

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儒家学说和医学从根本上强调的是同样一种品德。

因此他在学习为官之道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于内心的修行，更不会放弃对于医术的追求。

平时家里人有个头疼脑热，他都能够快速为大家解决问题，朝廷当中的诸位同僚身体出现状况，他也乐意施以援手。

更关键的是，当皇帝患上疾病，且宫廷当中的太医无计可施之时，他也能够迅速顶上，想出更具有效果的治疗方案。

久而久之，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他也成为了整个明朝具有代表性的儒医。

在医者的社会地位水涨船高的同时，印刷术的大力发展以及纸张成本的下降，都有助于医学的传播。

印刷术的发展可以让文字知识的传播变得更加便利，众多经典的医学典籍都能够通过印刷术衍生出更多的数量，被送到更多医者的手上。

至于纸张成本，它直接关系着印刷和文字传播行业的生态问题。

前有洛阳纸贵，文人用纸成为了奢侈，今有纸张成本下降，医书和医术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传播。

前朝时期许多相对零散的古方，也通过有心之人的整理，变成了一本本具有系统性的书籍。

这些书籍分门别类地对内科，外科，跌打损伤，骨科等不同的类别做了归纳整理起来，更加一目了然，也更容易让人接受。

医学知识的大范围传播和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除了会推动医学发展之外，其实也会带来一部分社会问题。

整个明朝社会中的医生参差不齐，这会导致普通民众对医生的信任度下降。

每一位行医救人之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体系不同，所以医术水平自然也有所差距。

全社会医疗技术最高的那部分人，都已经被统治者招揽到皇宫之中，成为了贵族阶级的御用服务者。

剩下的一部分行走江湖的大夫，不排除有一部分医术高超的民间隐居人士，但更多的还是半吊子水平的赤脚医生。

庸医误人，这在明朝时期也绝对不只是一句玩笑话，被平庸的医生所耽误的病人，也绝对不在少数。

疾病越来越多，导致民众对于医生的需求越来越高，医生的地位自然会提升。

先是的地位变动带来的刺激，再加上民间医学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大，明朝时期的官员自然也会加入到学医的行列当中。

官员行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但是一些民间零散的医者，却常常有可能会把病情推动到更恶化的局面。

因此谨慎选择，谨慎治疗，还是十分必要。

瘟疫多发，必须重视

明朝时期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那就是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导致了疾病的多发，尤其是传染病数不胜数。

中国本土的疾病种类确实有限，但是通过海上贸易的各类传播途径，国外的一些病毒悄无声息地流入中国国土之内，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健康。

根据现有的医疗方法，医生无法完全解决这些疾病带来的影响，所以他们被现实条件所逼迫，只能不断地钻研，不断精进自己的医术，以期解决更多的问题。

各类病毒混杂，再加上天灾人祸的影响，明朝也是一个瘟疫多发的时期。

瘟疫是一种相当严重的传染病，即便是面对面交流，都有可能发生疾病的转移，当瘟疫暴发之后，一座城可能会在短短几天之内变为死城。

明代官员有时因为工作职责的缘故，不得不亲临现场，安抚群众的情绪，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他们首先需要做的是保证自身的安全。

所以他们会主动学习医术，尤其是与治疗瘟疫相关的医术，预防自己感染相似的疾病。

当他们学有所成之后，他们也会主动将之运用到家人的生活当中，为整个家庭带来健康的保障。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就是明朝时期官员的真实写照，他们的文化素养，可以支撑他们在朝堂之上纵横捭阖，他们的医术修养，又能够支撑他们真正做到治病救人。

明朝官员学医，渐渐也成为了一股社会风气，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和某一门学术体系挂钩时，从事相关学术职业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因此明朝时，许多家庭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中医堂当中，跟着德高望重的老师傅学习这项技能。

即便是不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堂之中，身怀医学之术，也能让他们在行走社会之时多一份生存技能的保障。

而且官员学医，其实比普通人学医来得更加方便快捷。

能够当上官员的人，一定不缺阅读理解能力和综合分析整理知识的能力，他们的学习过程一定会比普通的学子更顺畅，学习效率自然也会更高。

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能够接触更加丰富的医疗学习资源，他们想要观看某种医书，便可以通过人脉寻找，这又比普通人多了几分优势。

因此明朝官员学医，这件事情仔细想来也并不稀奇。

别说官员，就连皇室宗亲，也有不少对医术大感兴趣的人存在，若他们生在民间，也能成为鼎鼎有名的医疗大家。

岐黄之术，合理保护

纵观古代中医药的相关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医疗智慧，他们通过尝百草，了解不同药材的习性，并且对症下药，针对身体问题给出最优解。

中医不存在实践，但他们能够通过对经脉和穴位的认知，以最小的损耗来获得最大的治疗效果。

中医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颗最璀璨的明珠。

可惜的是，在近代社会，中医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冲击，现代社会，以中医为主流的医院更是少见，西医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倒是遍地存在。

由此可见，我们对中医这一传统文化的瑰宝，还是欠缺了保护。

在我们缺乏对中医的足够重视之时，部分心怀叵测的国家正在想方设法地偷窃我们的中医文化。

比如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和韩国，他们通过学习中医技法，在国际社会中非法申请专利。

某些日本的中医企业，还在反过来向中国市场兜售中医药，韩国更是可恶，他们甚至想将中医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明明是我们的东西，大家在那眼睁睁地看它流落于别人手中？保护传统文化，迫在眉睫。

结语：

相比于历朝历代的平民百姓学医和医学兼职体系，明朝时期的官员学医显然更具有时代特征。

医学地位上升的时代背景，让学医成为了对社会成员的一种刺激。

明朝官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学医道路上也会更有助力。

参考资料：

《明史》

《明代官员中医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