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价值，是他心底的“压舱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绝对绕不开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横跨思想、政治、教育、史学、文学等等领域，在开启民智，推动共和，甚至个人品德上，远超他的老师康有为。

但对于他的思想局限性及其根源，鲜有一语中的者，直到读到《1840年以来的中国》引言中这一段：

王人博老师说：“梁启超以最大的胸襟气度，在近代中国的各方之间奔走斡旋。可是，历史的震荡，远远超过了梁启超胸襟的幅度。作为知识分子，梁启超可谓功德圆满，可是这位功德圆满者的失败也提示我们，中国的现代性转型，真的很难。”

他与袁项城的恩恩怨怨，是为典型。

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在梁启超看来，是由于袁的首鼠两端，向慈禧告密导致的，他对袁，可谓恨之入骨。

然而，辛亥革命后，袁即将就任大总统，梁启超便面临两难抉择，是否支持他？

此刻，梁启超善于妥协与务实的精神便表现出来了，他认为，袁拥有强大的政治威望，有丰富的治国经验，是推动历史转型的最佳人选，于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愿意辅佐他。

于是，袁梁二人进入蜜月期。

正如王人博老师所说：“梁启超长袖善舞、随机应变，但他绝不陶醉于权谋，他的政治手腕，都是为了实现现代性价值。这样一个政治理想，从来都是他内心最底层的压舱石。”

▲1919年梁启超（前排中）赴欧洲考察留影

但是，随后1915年袁的洪宪梦，就触动了梁启超心中“现代性价值”这条红线。他先是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与袁决裂。

一石激起千层浪，梁启超的文章获得了全国的响应，不久，他的学生发动护国战争，最终，袁郁郁而终。

然而，现代性原则的胜利，不一定就等于现代性的胜利。梁启超坚持的现代性原则胜利了，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却更曲折了。1840年以来的中国，内乱不止，动荡不安。

袁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局面，尽管他的个人野心葬送了历史功绩，自作孽不可活。但是梁启超一介书生，根本无法稳定之后的乱局，时局竟然就此急转直下，陷入军阀混战。

应当注意的是，当梁启超希望大家学习西方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为中国找出一个可以效法的目标；当他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表达愤怒地时候，只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现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崇洋主义”。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更多地源于历史上对自己正确的东西的背离，而不是根上的坏死......

梁启超引述中国古典，并不是为了让读者支持他的新民计划，而是提醒读者，在成为新民的过程中不能忘记对中国圣人君子的效仿。（《1840年以来的中国》P12）

在王人博老师看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无一例外地导向了一个范式——被外力拖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一切思考都必须转换成“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命题才正确。

然而，现代化的逻辑不会因动机而改变。这只“看不见的手”，紧紧地扼住了中国近代史以来几乎所有风云人物的思想脉搏。

身处历史变局中的我们，如何才能认清现代化的逻辑和真问题，在前行中卸下历史的桎梏和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