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孤儿”的漫长归途

去找找，不是为了要什么，或有求于谁。只是想知道自己这一生究竟从哪来，逢年过节若要问候，总得知道该朝哪个方向。

文丨新京报记者张静姝

编辑丨彭冲

校对丨付春愔

►本文7560字阅读15分钟

胡英华逢人就说这是第一回来江南。但他说得不准确。

66岁的他头一回知道，初春还能是潮乎乎的。早晨离开家的时候，春一点儿没有醒的意思，北风又干又冷，卷起细沙砾，把路边的积雪砸得更实。

奔波12个小时后，2月11日，胡英华从内蒙古通辽来到了江苏宜兴。

其实，胡英华本就出生于江南。这次来，是要见亲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闹饥荒的特殊时期，幼童几番辗转，被送养到千里之外的草原，由经过层层审核的家庭收养，长成壮实的孩子。

这段故事后来被称为“三千孤儿入内蒙”，是民族团结的佳话。

几十年过后，当年的孩子多已过花甲。养父母们逐渐离世，曾经不愿意揭开的过往不再是秘密，更像打在心里的一个结。

唯一的解法，就是找到南方的家。

弄堂里的孩子来到草原

“孤儿”，胡英华一度觉得这个词离自己太远了。

他长在科尔沁草原，一个蒙古族村落，从小习得蒙语。家里有年长他二十多岁的姐姐，姐夫是牧民，擅长骑马和狩猎，是附近嘎查有名的老把式，每次外出打猎回来，顾不得下马，先把他拉上马背，任风把脸颊刮得通红。

父亲胡明朗，是村里小学的创始人，母亲洪光是村干部，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当年，为了把孩子养结实，洪光挨家挨户，找了七八个刚生完孩子的妇女给他喂母乳，父亲还专门买回一头牛给他挤奶喝。胡英华一岁多就能跑能跳。高中住校要离家，洪光几宿不睡，缝完被褥缝衣服，叮咛再嘱咐。

“没人比我的童年过得更好。”

长大，转眼又过了大半个世纪，那段过往忽然被拉到眼前了。

“出生时间是1959年底。”

“出生地点是宜兴新街塍上村，姓张的人家。”

“被送走是在第二年夏天。”

“母亲把你抱去上海，是想让姑姑找一户殷实人家，但时局下，哪有人喂得饱多余的一张嘴。”

“她俩把你搁在一户人家门口，后来被街上巡逻的警察抱走了。”

这些信息，是胡英华前往宜兴前、和张家人视频时，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来的。当年，胡英华有四个哥哥、三个姐姐，大哥、长姐都已成年，对那段挨饿受困的日子，还有相处不久的弟弟，哥哥姐姐记得很清楚。

同一个城市，不少家庭有类似的经历。那年春天，一对夫妻带着9岁的蒋幸生和3岁的蒋小娟离开宜兴，打算托付给有条件的人家。但9岁的男孩一直拉着大人的衣角不撒手，眼看着裹在被子里的妹妹，在弄堂里的烧饼炉边被人抱走了。

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整个中国处于缺衣少食的境地，人多地少的江南农村尤为严重。把养不起的孩子送走，意味着给他们一条生路。至于送到哪，父母并没招数，要么求助城市里的亲戚，要么去上海——离家最近的大城市，因此，很多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了婴儿的哭声。

这段故事能有后续，胡英华归结为“命太好”。

当年他被警察捡走后，送进了上海孤儿院，但这不是长久之计。1960年中央发出的《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提到，京津沪三个城市的粮食储备情况是：北京有7天存粮，天津为10天，上海无库存。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当时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请他帮忙支援些奶粉。乌兰夫应下来，但他想，送奶粉能解决多少问题？

他提议，把孤儿接到草原来，给当地的牧民收养。他们把想法汇报给周恩来总理，总理欣然同意。

孤儿成了“国家的孩子”。1960年前后，在政府的安排下，三千多名孤儿分批次从上海出发，在绿皮火车上颠簸了两三天，进了内蒙古。根据文字资料和亲历者讲述，1960年入冬前，和胡英华一起抵达通辽的六十多个孩子，都陆续被领养家庭抱走。

记忆里的“拼图”

兴许是因为幸福的家庭，或者是天高地阔的草原，胡英华性格里有豁达的一面。吃饭的时候，喝到酣畅处，他就站起来歌舞了。和张家人视频的时候，胡英华仔细端详着哥哥们的样貌，也盘算亲生父母的模样，对当年的情况，倒没想多追究什么。

屏幕对面显得忐忑了。镜头一直晃，哥哥和姐姐轮番凑过来，一遍遍提起母亲把他放在上海街头的始末。胡英华努力领会夹了方言的普通话，细节难懂，但大致明白了，“他们怕我有想法。再困难的日子，就差我那一口吃的？”

其实，大约六七岁的时候，胡英华就模糊知道，自己是抱来的孩子。但怎么知道的，他说不清，也不在意。

特殊的过往常在最不经意的时候蹦出来。林宏也是那年被送到内蒙古的，十岁左右的时候，年纪相仿的几个孩子一起玩，一个女孩突然和她说，“你知道吗，你是要（即：抱来）的。”

因这一句话，母亲“打”上对方家门。

十三岁那年，父母又带回来一个弟弟。姐弟俩有次在外面挨欺负，林宏不甘示弱，打了回去，对方指着他们喊，“你是要的！你俩都是要的！”

母亲又是红着眼找上门，辞了工作，带着孩子们搬了家。

母亲是什么样的人物？聊起她，林宏会提着嗓，挺着胸，“那是我们家的‘户主’，有魄力、有肚量，（上世纪）70年代初就在街道领着家庭妇女们搞社办企业。”但因为别人戳到了一双儿女的身世，她发了狠地计较。

从那之后，林宏大概明白了什么。她从父母口中得知，弟弟是从医院一对看病的外地夫妇手里抱的。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没敢问。

包括记忆里的一个场景，她也没求证过。林宏出生于1954年，在那一批孩子里算年长的。印象里，有一天，母亲抱着她走到胡同尽头，再向东拐，夕阳被甩在脑后，先前还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的眼逐渐对焦在家门口，旁边站着的邻居像是等了很久，说了句，“吴主任，孩子抱回来啦。”

在这之前和之后的事，林宏都完全没了印象，单就这一个画面，像一块孤零零的拼图，一直找不齐旁边的几块。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一样，平静搁置这段过往。

常亚南从同学那里知道自己是抱来的孩子时，十五岁，她一边哭一边回家问母亲。母亲把经过都告诉了她，常亚南猛地想起，八九岁的时候，母女俩看电影，散场后下了雨，父亲单位的厂长托人送来雨衣，还留了话，“孔厂长说了，不能让‘国家的孩子’淋着雨。”

常亚南当时觉得好笑，“说我是‘国家的孩子’，哪个孩子不是国家的孩子？”

知道真相后，她才知道这个叫法的另一层含义。“他们（生父母）为什么不要我？”常亚南心里生出恨。

转头，她对母亲说：“你们养我们小，我养你们老。”常亚南记得父母如何待她，为去牧场买新鲜的牛奶，父亲能骑自行车往返10公里。蛋糕、黄油、饼干，这是她日常吃食，南方的香蕉和菠萝每年也能酣吃那么一两次。有一次因为嚷嚷着吃甘蔗，养母带着她坐五六个小时火车到沈阳，买了两根甘蔗后折返回家。

连带着那个远在南方的陌生城市，也成了心里的刺。一位熟识的阿姨老家在上海，母亲常托她带回洋气的丝袜。常亚南故意抠出洞，扔掉。去商场买暖水瓶，上海产的12元，长春产的15元，看着一模一样，她宁愿多花钱，也不买上海的。

十五岁之后，她再没提过自己的身世，嘴硬，心也跟着越来越硬。

约着“去找找”

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常亚南开始觉得孤独，尤其是每年大年初二，没了娘家，又没有兄弟姐妹，家里冷冷清清。

2008年，她在街上遇到旧时的邻居，一位上海知青，像过去一样喊她“小老乡”。唠了几句，对方给她留下一句话，“不行，去找找？”

像一粒石子丢进一汪湖，掀不起什么惊涛骇浪，但也搅起了几圈水波。常亚南当时快要退休，时间多，她想，“不行，去找找。”

岁数大了，心里的恨早就不那么坚固，做母亲之后，也多少理解了当年的无奈。去找找，不是为了要什么，或有求于谁。只是想知道自己这一生究竟从哪来，逢年过节若要问候，总得知道该朝哪个方向。

常亚南几次下江南，参加了上海、宜兴、江阴、常州、常熟几个城市的寻亲大会。线索不多，见到和自己长得有几分相似的，就问几句。老邻居曾告诉常亚南，她生母在上海某个工厂上班，但她去的时候，厂子早就倒闭了。

她在公安机关留了血样，也在媒体上登了寻亲启事，还联系了几个政府部门，想找当年的档案。年代久远，只找到一张照片：内蒙古的保育员南下接他们的时候，在外滩合了影。

拍完照，她们抱着襁褓里的婴儿，沿着铁路线北上。故乡、亲人，就这么像江一样流远了，没法给年幼的孩子留下一点儿回忆。

但身上似乎留了痕迹。自记事起，林宏脖颈右侧就有一道小拇指肚大小的疤，天气稍濡湿就发痒。林宏以为是幼时淘气受伤留下的。但后来，她认识的四个弃儿，都在同样的部位有几乎一样的疤痕。林宏听说，当年把孩子送走前，很多家庭会在孩子身上留点标记。

“他们还是期盼有朝一日能认出我。”

要靠这个找到亲人，当然太难。但促使他们开始找，这点儿念想就足够了。

当年坐过同列火车的彼此，如今也互相支撑。一开始大家离散各方，并不相识，好在里面有爱张罗的——听说谁家的邻居是弃儿，谁家的嫂子来自南方，常亚南就去联系，拢起来，以兄弟姐妹相称。

他们一起过大年初二，一起乘火车南下。那份对“来处”的念想，和家人孩子说不着，和彼此才说得着。

“五叔”回家

“你找找，万一找到了呢？”去年年底，常亚南联系上了胡英华，劝他。

胡英华本对这些没想法。从小学校长岗位上退休后，他生活很清静，孩子们也都在外地。2024年12月，应通辽市民族委员会约稿，胡英华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了自己的身世和蒙古族人民对他的养育之恩。

常亚南看到了，辗转找到他，“胡老师，您文采好，没准是宜兴人，那儿可是出文人墨客。”她一遍遍劝。

胡英华应下来。当月月底，他采了血样，寄给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事技术侦查大队（以下简称“锡盟公安刑侦大队”）。

早在2021年，警方就开始了行动。当时，全国各地公安开展“团圆行动”，对寻亲家庭和疑似被拐人员抽样采血，建起庞大的DNA数据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以下简称“锡盟公安刑侦支队技术大队”）收到了几份来自弃儿的申请，据统计，被送往内蒙古的3000多个孩子里，有约800人都被送往锡林郭勒，人数为内蒙古各盟市之首。

2023年，锡盟公安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开展专项行动，为“国家的孩子”采样寻亲，后来公布了采样点位置和邮寄地址，全国各地的血样都被寄到这里。大队长乌达木说，截至目前，他们已经给四百多人采样，其中有41人比对成功。

胡英华就成了其中一个——寄出血样半个月，就有了好消息。他当年被饥荒抹掉的名字，是“张勤华”。

认亲安排在月圆夜，正月十五。整个春节，张家人都在为此忙活。

八个兄弟姐妹，还有他们的后代，总共85口人，选出了一个10多人的筹备委员会。胡英华的侄子是牵头人，给大家分工，采购、布置、设宴席、讲欢迎词、安排欢庆表演等等，都得张罗。

2月12日，正月十五这天，不到早上8点，最后的准备工作开始——200多米长的红毯一甩，鲜花摆两侧，写着“欢迎”字样的横幅利落地拉开。到场的有将近80人，光彩排就有两次。

“要喊齐。”“站队整齐一点，不要歪，也不要挤。”“五叔回家，不要挡住五叔。”

年轻的顾着热闹，长辈都立在人群外。85岁的张勤荣默不作声，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孩子们让他回家歇着，但坐下没几分钟，他又出来，顺着红毯眺，双手抱在一起，不时地搓。

他是家里的大哥，1960年他20岁，听说母亲又生下一个弟弟后，他从打工的矿上回家，见还没满5个月的弟弟瘦得皮包骨头，皱皱巴巴。

二哥张勤明也站在人堆后面，偶尔和前来祝贺的邻里打个招呼，余下的时候就呆站着，眼里噙泪。送走弟弟之后，家里依旧贫困，最难的时候，全家四代18口人靠一口锅吃饭。

弟弟活下来了吗？不知道。九年前，母亲弥留之际，嘱咐张勤明“去找一找”。

家人曾从寻亲网站和各地寻亲大会打捞线索，但没音讯。兄弟几人年纪越来越大，他们觉得，希望不大了。

但胡英华回来了。他个头不高，一米六多，这天特意穿了一件华丽的蓝色袍子，除了口音，确实不像印象里的蒙古族人。下了车，面前密密麻麻的媒体镜头，再走几分钟就到家，他有点抖，反反复复地说，“谢谢，谢谢。”

鞭炮和锣鼓把人群里的抽泣盖过去了。

里面一个人，摘了鸭舌帽，问周围，“你看我像咱这儿人不？”

她叫李亚萍，也从通辽过来，个子不高，打小就被当成南方人。这回她很笃定：“我也是宜兴人，刚找着家，明天回去。”

两个家的“女儿”

李亚萍，就是前面提到的蒋小娟，那个被放在烧饼炉边的女孩。

相比胡英华，李亚萍寻亲的经历坎坷得多。采血之后一直没进展。但通过一次基因检测，她确定自己有三代旁系亲属在宜兴。这条线索气息微弱，想顺着它摸到更近的亲属不容易。

李亚萍那位三代旁系亲属叫汪顺松，他虽对过往不知情，但热心，拉着八九十岁的舅舅和父亲跟着志愿者挨家挨户问。舅舅靠着儿时的回忆，手写出一份树状族谱，志愿者们按照上面提到的人，一家家劝，希望对方留下血样和李亚萍比对。 有人愿意帮忙，也有人把他们当成骗子赶出门，还惊动了派出所。

半个月的时间，志愿者采集到30多份血样，陆续寄给了公安。比对到第26份的时候，有了好消息：李亚萍找到了二哥蒋幸生，就是当年那个9岁男孩。

她难挨激动，也挨不住疑惑，“志愿者之前遇到的阻力那么大，是不是他们不想认我？”认亲前一夜，她睡不着。尤其是见过了胡英华家盛大的排面，她心里揪得更紧。

其实，另一头的寻找比李亚萍开始得更早。1961年，家里情况稍好点，她母亲还去上海找过一次，但没找到。1993年春天，父亲参加了江南地区的寻亲会，采了血样，见到了当年被送到洛阳、邯郸等地的30多位弃儿，但里面没有他的女儿。后来的很多场寻亲会上，他都一无所获。

“我可算也有哥哥姐姐叫了。”正月十六，认亲这天，虽然没了父母，但李亚萍紧紧抱住了哥哥姐姐。

心结算是了了，“他们也在努力找我。”

见这些场景，有人心里复杂起来。常亚南爱张罗大家寻亲，也去了好几场认亲仪式，但看看自己，十多年没有丁点儿消息，她也偶尔埋怨，怎么家里人不找她。

或许他们年纪大、不会用手机？或许经济困难？或许兄弟姐妹当年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被送走了。她帮那个家庭找了不少理由，这能安慰自己。

不过，这些年，常亚南不是一个“家”都没找到。十多年前，有位老人看到一篇关于常亚南寻亲的报道，觉得她就是自己当年送走的小女儿，于是采血比对，但没成功。老人不相信，认定了常亚南，她也心软，干脆默认，算是给老人一点慰藉。

老人去世后，家里的大姐也不再寻找小妹，反倒和常亚南一直以姐妹相称。

常亚南还给溧阳一户陈姓人家当了6年的女儿。2011年，溧阳寻亲会上，一位老人说她像家里被送走的四女儿。这次，采血比对又排除了亲缘关系，但老人依旧笃定。

常亚南去陈家拜访过两次，她和老人确实面貌相像，当地方言难懂，两人交流很困难，但老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拉着常亚南的手，哪怕是去门口井里打桶水。每年母亲节，常亚南都会给老人买件衣服寄过去，老人一直穿，穿上一夏天，冬天还要套里头。2017年，老人去世前，叮嘱小女儿，“今后一定要和你四姐联系。”

人们太渴望把断掉的亲缘续起来了，是不是同一弦，倒也不那么重要。

在找到李亚萍之前，蒋家人也在寻亲会上认识了一位河北来寻亲的女士。因模样相似，两方一度满怀希望。后来，DNA比对结果没成功，但蒋家和这位女士保持联系长达5年时间，还两次邀请她来宜兴。

“采一下，万一呢”

李亚萍认亲那天，村里好几位老人揣着身份证，找上穿着警服的乌达木。他们有的当年送走了刚出生的弟弟，有的送走了一对双胞胎女孩。

每次跟着弃儿到江南认亲，乌达木和同事都会带上采血工具，在认亲现场旁边找一间安静的屋子，登记来者信息，采血封存，带回实验室。

胡英华认亲现场，有位老人提起，自己有个妹妹，出生第二天就被送走。旁人劝他也去留个血样，他摇了摇头，“就有这么大，一点点。”他伸手比划了一个不足小臂的长度，那是对妹妹仅有的印象。

“活不了。”他很肯定，像在说一件事实，也像在宽慰自己。

活不了，就不用承受“没去找”的愧疚，也不用经历可能“找不着”的煎熬。

常亚南找了17年，民政局、福利院、派出所、档案馆，哪哪儿都去过了，登过报纸、发过照片、录过视频、去过认亲现场，什么失望也经历了。这事儿快在她心上磨出个茧子来。

“算了，随缘吧，不再找了。”有时候她也丧气，何况家人也劝她，找到了又能怎么样？但转头，这事儿还是剜不掉。去年，她和几位寻亲的姐妹相约去上海，“不找了，这次咱们就纯玩儿。”飞机一落地，大家心照不宣，第一站又去了上海孤儿院旧址，合完影就开始抹泪。

不算当年被抱去，常亚南第一次到这里是2011年，正值孤儿院建院100周年。那里正在修缮，她和另外两个寻亲者隔着窗往里瞧了瞧。门口有一棵百年古树，临走前，三个人从树坑里各挖走一捧土，带回家。常亚南后来搬了三回家，这捧土她一直留着。

“我们脚步要快，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等不了。”亲人等不了，浸在血肉里的感情也放不下，在江南帮忙寻亲的志愿者周六君，一年比一年着急。

他常住宜兴，但在新疆经营着自己的生意，两头奔波。在宜兴的很多时间都用在了寻亲上，他常顾不得吃饭，车子一启动，就要跑好几十公里。

加上他，这个团队有15名大多已60多岁的志愿者。这两年，根据那些模糊的线索，一张照片、出生年月、身上的疤痕、随身的物件，几个人一个村、一个镇地摸排，已经收集到了300多个家庭的DNA样本，帮助30多位弃儿找到了亲人。其中一位，88岁的生母还健在。

周六君着急，也是因为他不光帮别人找，还帮自己找。当年，他的家族里有九个同辈分的孩子被送走，包括年长他5岁的亲姐姐。周六君是在找姐姐的过程中，和内蒙古的弃儿取得了联系。

当初胡英华的血样，先是比中了张家一个侄子，是周六君给张家打去了电话，又给兄弟姐妹几人采了血样。

胡英华认亲那天，午宴上，他按照蒙古族的习俗，端起酒杯，右手无名指蘸白酒，向天、朝地各轻弹一下，敬天敬地，最后再蘸酒，触额头。

等太阳高起来，仪式也结束了。围观的邻里慢慢散去，院子恢复宁静。

之前那位肯定妹妹“活不了”的老人，这时还是走向了乌达木，伸出手指。

“我也采一下，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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