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通典》要进行“整本书阅读”

书的世界丰富多彩，每一本都承载着作者的心血与智慧。在出版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整日与书为伴，对每一本书都有着别样的理解。这些编辑，既是书籍出版的幕后功臣，也是深度阅读的先行者。他们用心品味每一本书，挖掘其中的闪光点。

凤凰社的“凤凰说”栏目新鲜上线，以后每周都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编辑们所写的书评。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感悟，只为把每本书的精彩之处原汁原味地讲给你听。希望这个栏目能成为大家阅读路上的好伙伴！

文/孙州

唐代杜佑史学巨著《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专书，共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在我国史部文献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开拓意义。《通典》以其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及对后世典志体著作编纂的影响，成为所有研治中古史的学者案头的必备书籍。《四库总目提要》评价《通典》：“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皆为有用之实学……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史学大家严耕望先生曾开过一个中国中古史领域的必读入门书单（《中国中古史入门书目》，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集》），共 10 种史籍，按重要性排列，杜佑《通典》列第四，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后。可见自古以来，《通典》一书都备受史家推崇。然而相比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部文献，学界当前对《通典》的研究和利用状况还显得有些薄弱。目前，学界对《通典》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不多，如《〈通典〉西域文献要注》《通典食货典校笺》《通典：典章制度的总汇》等，多拘于“九门”中的某一门类。由此可见，对《通典》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与利用、推动“《通典》学”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由清华大学历史系顾涛教授主编的《礼制与边疆：〈通典〉与中国制度传统》一书（下称“本书”），近期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此书围绕着“礼制与边疆”两大主题，收录了近年来《通典》研究及与《通典》相关的中国古代礼制专题研究论文17篇。文集主体部分共三大板块：“政制书写与《通典》模式” “《礼典》与汉唐礼制”“《通典》与汉唐边疆”，此外还收录若干篇关于研读、利用《通典》进行研究的概述性文章。各篇文章的作者主要为《通典》研究和礼学、中古史等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从其关注的领域出发，各擅胜场，相得益彰。

一、整体研究：凸显新视角、新方法、新问题

《通典》作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的开创之作，内容博大精深，历来为人所重。就对《通典》的研究而言，吴丽娱和顾涛提出，目前学界对《通典》的认识和定性仍不够深入准确，这直接影响了对《通典》的研究利用，主要表现在，占《礼典》200卷篇幅一半之多的《礼典》以及《边防典》这两部分在学术界的关注度相对较低，研究成果不显，对《通典》在制度史尤其是礼制研究方面的意义关注不够。本书则从《礼典》与《边防典》切入，收录这两大主题的论文 10 篇，堪称“开掘《礼典》和《边防典》研究的先锋队”（顾涛《编后记》）。顾涛认为，要突破当前《通典》研究所面临的困局，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冲破阅读与理解的障碍”，因此他疾呼对《通典》进行“整本书阅读”。对《通典》的“整本书阅读”倡议，面向的是当下在阅读、研究《通典》上的两个弊病：宏观上，研究者多仅把《通典》视作材料库；微观上，忽视《礼典》对研究中古礼制的基础意义。前者，顾涛将其概括为对《通典》的研究多以选取与自己研究题目有关史料的某种实用主义，由此造成“《通典》的流于工具书化”的研究现状；后者则在书中有精当表述，如吴丽娱指出，当下学界对于关乎制度史研究的核心史籍的利用、研读还很不够，“对核心的、特别关系制度史的史籍，重视程度减少，包括《通典》《开元礼》《唐六典》等，目前用到往往只是检索，贯通性阅读、钻研减少，意味着本来应具备的基本功被忽略了。其结果是基础性的制度史研究少人问津，成了薄弱环节”。她呼吁“要对如《通典》这样一些具有代表性、开创性的传世史书和相关制度史研究引起重视，以便能够打下更深厚、坚实的基础，从整体上拓宽我们的研究路径和视野”。顾涛则以《礼典》所在第一项礼制“郊天”为个案，结合杜佑的生平和所在时代特点，站在整个唐代经学发展的角度，揣摩杜佑写作《通典》的思路、用意，“对杜佑所寄寓其中的覃思精蕴”，做了探掘的尝试。本书“《礼典》与汉唐礼制”部分正是基于编者的这些思考，汇总了深入而有新意的思考，为学界研究利用《通典》尤其是《礼典》提供了启发和新的思路。

二、开拓视野：跨国别、跨文化的开阔视域

如果说礼制是塑造着唐代中华文明的“内在中枢神经”，那边疆则是“末梢”，它代表着分裂之后隋唐重新一统的中华文化与周边文明的冲突、碰撞与交流融合，本书并未将《通典》研究的话题局限在主流汉文化或中华文化的范围内，展现了跨文化、跨国别的学术视域。本书“《通典》与汉唐边疆”版块收录的三篇文章《汉代的蛮夷“保塞”》《南方民族的两种华夏化路径——蛮在〈通典〉之前的知识谱系》《群采与资治：〈通典·突厥传〉的史料价值》，围绕着《通典·边防典》，对文化冲突与交流融合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如书中收录了日本学者福原启郎《内藤湖南讲进考——为什么以杜佑〈通典〉为主题》的译文，该文从内藤湖南 1931年为昭和天皇“进讲”事（以杜佑的《通典·礼典》中“立尸义” 一节为主题）出发，对内藤湖南的历史观及其对日本时局、天皇制的大胆看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由此文亦可窥见以《通典》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籍，对一千多年后日本近代政治文化的影响。张国刚《略谈〈通典〉的意义》一文将视域扩大到公元八世纪的全球，以唐朝杜佑编撰《通典》事与同时期的西方东罗马帝国编纂的罗马法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二者均为东、西文明重要的遗产，“罗马法典与唐朝的礼典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体现了东、西方“礼”与“法”、“制”与“治”的政治文化差异。书 中“《通典》与汉唐边疆”部分立论宏远，视域开阔，拓宽了学者研究《通典》的视野与思路。

总而言之，《礼制与边疆：〈通典〉与中国制度传统》立足新方法，着眼新视域，提出新问题，展现了主编和诸位作者推进《通典》研究的学术雄心。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有力促进中古史及礼学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