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香港长江和记转让港口资产是向美西方主动跪献双重投名状

编者按：

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供应链安全备受关注的背景下，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近期出售全球港口资产的交易引发广泛争议。武汉理工大学陈刚教授为本网撰写的评论文章，以战略视角剖析了这一交易的政治与经济双重隐患，直指其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和航运产业竞争力造成的深远影响。

文章指出，长和此次交易并非简单的商业行为，而是向美西方"递投名状"的主动选择：一方面，美欧资本通过控制全球40余处关键港口节点，可依托"长臂管辖"构建对华海上围堵网络，削弱中国海权战略的灵活性；另一方面，欧洲地中海航运（MSC）借收购实现"港航一体化"垄断优势，或将重构全球航运格局，挤压中资企业的国际市场空间。

陈刚教授尖锐批评称，长和在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惜以增加中国经济安全风险、削弱国家战略机动性为代价，其交易逻辑已超越普通资本运作范畴，暴露出深层的政治投机性。本文通过详实数据与历史脉络梳理，为读者揭示港口资产这一战略资源的特殊价值，警示资本无序扩张对国运兴衰的潜在威胁。

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与大国海权博弈交织的当下，这一交易背后的警示意义远超个案本身。我们特此刊发此文，以期为行业与公众理解国际航运变局提供深度参考。

香港长江和记转让港口资产是向美西方主动跪献双重投名状

武汉理工大学 陈刚

近日报道，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与美国贝莱德（BlackRock）旗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IP）及欧洲地中海航运（MSC）旗下码头投资公司（TiL）组成的财团达成原则性交易协议。该次交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长和将出售巴拿马港口公司（PPC）90%股权，长和巴拿马港口公司运营巴拿马运河两端核心港口——太平洋侧的巴尔博亚港（BalboaPort）和大西洋侧的克里斯托瓦尔港（Cristobal Port）；第二部分，长和以80%股权出售长和港口集团（HPH）在23国43处港口资产。论者多论及公众了解的第一部分巴拿马港口公司交易，实际上，第二部分全球43处港口资产交易给中国利益造成的潜在危害亦不遑多让。

首先看政治层面对国家的潜在危害。在2000年之前，美国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先后卖出美国总统班轮公司（APL）和海陆公司（SeaLand），自此对劳神费力的港航业务一直没有什么兴趣，现在突然热心起来，原因在于他们试图全方位遏制中国海上力量。早在100多年前，美国人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年）就在其撰写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书论证了海上实力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主张大力发展海军、远洋商船队、海上贸易并建设海军基地和商港。民用港航设施也是国家海上力量的组成部分。因为所有的港航设施、海上业务的人才以及系统，都是军民通用，都具有军民两重属性。军事设施甚至是从和平时期的民用设施当中筹建和发展起来的，和平时期的民用港航设施建设可以为军用海上设施、军用人才的培养摊平成本。港航资产在长和这样的商人手里仅仅是用于赚钱的工具，但在美国资本手里可以成为对付中国海上利益的桥头堡。美国资本接手长和在全球海上绝好要冲地段的40多处港口资产，再加上美国用得烂熟的长臂管辖，相互配合起来，使得美国快速多出40多处海上战略要塞和支点，足可围剿中国的航运业及其外向型经济贸易，从而威胁到中国海上利益。这些海上战略要塞和支点形成的网络效应，远比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码头落入美国资本，给中国的潜在危害更大。

其次，来看经济层面的潜在危害。据专业航运研究和咨询机构德鲁里（Drewry）统计的2022年-2023年全球前8大港口码头运营商股权调整集装箱吞吐量数据（见图1），2023年长和港口码头集装箱吞吐量为4300万TEU，居第六位；同年MSC的码头集装箱吞吐量为4230万TEU，居第七位；位居榜首的是的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PSA International），集装箱吞吐量为6260万TEU。一旦长和港口并入MSC后，MSC码头集装箱吞吐量飞升至8530万TEU，远超过居首位的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PSA International），将成为全球最大港口运营商，从而改变全球港口集装箱码头的竞争格局。特别是，MSC目前是全球最大班轮运输公司，在其全球港航业务中，原先是航“长”（班轮运力全球第一，见图2）港“短”（港口业务仅全球第七），而长和港口的精准加入，MSC港口码头业务也升至全球第一，港航业务的协同力度以及网络效应立时大为加强。MSC与长和港口的优势互补，对于全球航运运力居第四位（见图2）和港口码头业务居第三位（见图1）的中国中远海运（COSCO Shipping），无疑构成巨大的经济竞争压力。

事实上，长和将港口资产转手美国资本及欧洲资本组成的财团，是向美西方主动跪献双重投名状。一方面，如果长和港口转手至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资本，其他国家也许航运实力比中国强，也许港口码头营运实力比中国强，但都没有对抗中国港航综合资产的实力。因此，就抱国家大腿而言，长和港口向美国递交了使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精准投名状。另一方面，如果长和港口试着并入以上两表中的其他航运公司或港口运营商，其优势互补效应都不如联手MSC。很明显，这是一次精准自我营销，在港航一体化经营的浪潮中，长和港口同时也向欧洲献上了使自身商业利益最大化的精准投名状。

如果长和仅仅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资产转手给美国或欧洲资本，在现在地缘政治压力下，也可以看作是其抵不住现行美国政府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尚且可以对其报以同情。如若像法国航运巨头达飞（CMA CGM）那样一边在中国下大单订造大船，一边在美国投巨资，还可谓之“在中美两边投注”。而香港长和将全球其它43处港口资产打包转手给美国和欧洲资本，那明显不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反而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精心算计，主动跪献的双重投名状。这个双重投名状以增加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和安全风险并降低中国海上战略机动性和可选性为代价。长和的这笔大买卖，真正是卖（国）出了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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