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

题记：2025年2月21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30期活动举办，特邀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结合其新著《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作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对大国格局的早期洞察——三足鼎立构想

2002年秋季至2003年春季，我有幸在CCER（北大国发院前身）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期间，我于2002年秋季学期为研究生开设了“高等国际贸易”课程，并举办了一场题为“华夏共同体的构想”的学术讲座。在那次讲座中，我首次公开提出，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华夏（亚洲）共同体，三足鼎立世界秩序的构想。

尽管这一构想从提出至今已过去22年，但我仍然认为它值得进一步探讨。诚然，在当时提出这样的构想可能并不被普遍看好，甚至可能被认为不合时宜。然而，我始终坚信其重要性和前瞻性。

我将通过自己的一篇文章为大家更全面地呈现这一构想的背景和思考过程。这篇文章完成于2000年，题为《华夏共同体的构想》，分为三个部分。

文章第一部分首先提出这一构想。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成为欧盟以外的另一个统一市场；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然而，我观察到，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中，生活在大陆、新加坡、越南、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韩国、朝鲜和蒙古等九个国家和地区的有华夏血统或华夏文化圈的人民仍被严重的贸易壁垒所分割，某些区域间的直接贸易甚至被禁止。贸易壁垒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延缓了经济发展。因此，我在文章中呼吁上述九个国家和地区组建“华夏共同体”，首先实现贸易自由，再逐步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统一货币。这是历史进步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2000年，美国GDP占世界份额为30.4%，欧盟为26.5%，日本为15%，而中国仅占3.5%。因此，我提出的由三国主导的三足鼎立世界格局被认为不符合当时的现实，即使亚洲有可能形成一个主导世界的极，在当时看也应该是由日本主导，而非我提出中国主导。然而，25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看数据：2024年，美国的GDP占世界份额降为26.3%，欧盟为降17.3%，中国则上升到约17%，而日本降为3.8%。在当前的数据支持下，形成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便有了一定的依据，至少从经济总量上来看是如此。这说明，我在25年前的预测与发展趋势相符。

25年前我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已经形成了福山所说的“人类历史的终结”局面，即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和经济格局，以华盛顿共识为主的意识形态，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那样的格局下，我主要考虑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样的世界格局才是稳定、长久且和平的世界格局？或许有些人已经忘记，但1999年下半年世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便是人类是否会出现大灾难。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终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25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再次被热议，如Jeffrey Sachs和比尔·盖茨等人所提出的核战争、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对人类带来的风险，以及可能的病毒等四个重大问题，这些都可能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引发灾难性变化。1999年所讨论的问题，在25年后的今天再次浮现，这促使我们深思：何种世界秩序能够带来更长久的和平？

我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则聚焦于新千年与过往千年的区别。2000年被称为新千年，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新的千年与过去的历史在趋势上存在本质不同。具体而言，过去的历史主要由物质资本推动，如土地、厂房等，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则主要由技术、人力资本（知识）驱动。1998年、1999年，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已经出现了“知识经济”概念，并认为这种经济与以往由物质资本推动的经济有显著的不同。我们观察到，人力资本（即受过两年以上教育的人口）主要集中在美洲、欧洲以及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尽管这些地区的GDP在当时仅占世界份额的一部分，但由于人力资本的分布，它们有可能在未来形成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经过25年的发展，这一趋势确实已经显现。

《华夏共同体的构想》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讨论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我提出了“文化技术”概念。当时，以西方拼音文字为基本构成元素的当代信息技术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文化则以象形文字（汉字）为信息传播工具。拼音文字以听觉功能为出发点，而象形文字则以视觉功能为出发点。在当代社会，视觉功能尚不能被听觉功能所取代，因此以拼音文字为基本构成元素的当代信息技术也不能取代以象形文字为基本构成元素的信息技术。我主张开发以汉字为基础构成元素的信息技术，这种技术将具有形象思维、图形匹配、简单可靠、精密细致、有机相连、智能高效的特点，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技术要求，也将根本改善当代发展迅速但体质脆弱的信息技术。最近AI技术的发展似乎验证了这一观点，汉语在AI技术中显示出比英语更高的效率。

文章第三部分是关于向新世界秩序转型的讨论。在这个不停转动的星球上，东方与西方始终是相对的。西方的西方正是东方，东方的东方又是西方。双方在文化与价值观有明显的不同，恰恰又有一定的互补性。自然规律揭示了一个道理：失去西方的东方将失去通往明天的道路，而失去东方的西方则将面临无尽的黑暗。东西方相战，将无胜者；双方相合，则能构成一个完备的世界。沿着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华夏共同体等道路，我们相互扶持、艰难前行，来到了新世界的大门。这一段措辞比较文艺，但它深刻探讨了转向新世界秩序可能带来的变革与挑战。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一书的框架

《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这本书从长线条上源于我对大国格局的关注和思考，更近的触发点则是我在清华大学为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

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爆发，次年我在清华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中美贸易争端与全球化重构》课程，持续至今。

本书首先是基于一个我构建的关于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的理性主义框架。所谓理性主义框架，是指以国家间的利益为出发点，综合考虑整体利益、长期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以长期增长为中心，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与均衡为思路，系统分析国际贸易争端、技术竞争、产业竞争、金融竞争、全球治理体系竞争等大国竞争的各个方面，以及世界秩序的演变。

1-3章旨在探讨国际贸易争端为何会发生？经济总量如何增长？大国如何竞争？第4章针对特朗普1.0时期中美贸易争端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剖析。第5章提出了战术原则，并通过一个小型博弈论模型验证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原则在纳什均衡中的适用性。这两个原则分别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称之为镜像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即掌握主动权的战术原则。

在第6-12章，我们构建了一个战略理论框架，分为四部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竞争均衡、核心领域。

“经济基础”部分梳理了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即自2012年起的以北美（以美国为主）、亚洲（主要是中国和东亚地区）以及德国价值链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上层建筑”部分，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仍然由美元主导，另一方面世界秩序长期由美国主导。然而，自2021年1月20日特朗普政府退出多个国际组织以来，美国开始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这一系列变化正如我25年前所预测的那样，世界局势正朝着三足鼎立的格局发展。这便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当前全球格局中的体现。

“竞争均衡”部分深入分析了中美竞争可能面临的四种未来情景：双赢、双输、一方赢另一方输，以及一方输而另一方赢。然而，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赢”与“输”的标准。

“核心领域”部分讨论了三个领域：技术竞争、国际金融竞争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竞争。回溯至2018年，我们初步探讨这些领域时曾深感忧虑，认为中国在技术、国际金融和全球治理方面均处于落后地位，赢的机会渺茫。但随后，我提出应细致分析中国是否存在后发优势。为此，我们将技术变革划分为两种类型：突变型技术变革与渐进型技术变革。突变型技术变革意味着技术的赛道发生根本性转变，如新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而渐进型技术变革则是在现有赛道上逐步提升，如芯片技术的升级。经过深入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在突变型技术变革方面具备优势。我们引入了“领先者困境”与“追赶者陷阱”两个概念，用以分析技术竞争、国际金融竞争以及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突变型技术变革。2020年，我们发现了碳中和这一重要变革点，而到了2025年春节，我们又发现了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领域。这些发现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数据支持。接下来的问题是，国际金融竞争与全球治理体系竞争的突变型技术变革又将出现在哪里？

第13章聚焦于创新世界。25年前我们讨论新世界时，强调其创新性、人力资本以及技术的重要性。现在，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区别成为了当前讨论的热点。在第13章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创新世界的模型，系统总结了过去二十多年经济学中关于创新的理论模型。这些总结为我们探讨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区别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14章提出了从2024年至2034年的十年战略，我们将其精炼为九个字：“不称王，稳市场，谋共享”。

大国如何竞争：六领域、三要素、五阶段

回到我们正面临的问题，当前中美大国竞争处于什么样的局面？近期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消息，如六代战机的研发进展、DeepSeek横空出世、宇树科技推出的人形机器人，以及电影《哪吒2》引发的热潮。这些成就无疑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我们需要基于理性分析的框架来审视当前中美竞争的态势。

在这一框架中，大国竞争被划分为六个领域、三个要素、五个阶段。

大国竞争的六个领域

六个领域包括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这四个核心领域，以及两个内外环境：经济总量和全球治理。其中，制造业和经济总量被称为大国竞争的前提条件。

通过对1500年以来八次大国竞争的回顾，我们总结出以下规律：当追赶国的制造业赶上并超过守成国，且其GDP达到守成国的60%时，两国便进入了大国竞争的阶段。以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为例，中国的制造业在2010年超越了美国，满足了第一个前提条件，中国的GDP在2016年达到了美国的60%，满足了第二个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定义2016年为中美进入大国竞争阶段的起始年份。

在英国和德国的竞争中，德国的经济总量在1890年超过了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而其制造业工业产值在1910年超越了英国。在科技方面，普遍认为德国的科技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已经超越了英国。然而在金融领域，德国一直未能超越英国。在军事方面，一般认为德国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军事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但在全球治理方面，英国凭借其广泛的殖民地和强大的同盟国而远超德国。因此，在六个竞争领域中，尽管德国在其中四个领域超越了英国，但由于在金融和全球治理方面的落后，最终还是未能取得胜利。

相比之下，在英国和美国的竞争中，美国在这六个领域中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经济总量在1880年超过了英国，制造业在1886年实现了钢产量的赶超，科技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后实现了超越。在金融领域，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1944年确立了其金融霸权地位。军事上，美国在二战太平洋战争后也逐渐超越了英国。而在全球治理体系方面，一般认为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后，全球的治理体系开始转向美国。因此，美国在这六个领域中都实现了对英国的超越，最终在大国竞争中获胜。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观察到：即便在某些领域取得显著优势，若在其他关键领域未能跟上，仍可能导致整体的失败。例如，德国在四个领域超越了英国，但在两个关键领域未能实现超越，最终未能取得胜利。只有像美国这样，在六个领域都实现超越的国家，才能完成真正的赶超。

大国竞争中六个领域的发展往往呈现出一定的次序。追赶国通常会首先在制造业领域取得突破，因为守成国由于劳动成本较高，往往会将一些制造业转移到海外。随后，追赶国可能会在经济总量上实现超越，接着可能是军事或科技领域。而金融和全球治理这两个领域则往往易被忽视。但事实上，英国正是通过金融和全球治理的优势，成功遏制了德国的发展。

从六个领域的角度审视中美大国竞争的态势，中国在2010年实现了制造业对美国的超越，经济总量方面目前约占美国的64%，然而，在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中国仍落后于美国。在六个领域中，一个领域赶超，五个领域落后，因此，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国竞争的三个要素

在大国竞争中，我们还需要考虑三个要素：两国之间的相对实力、两国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度，以及第三方效应（第三方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大国竞争的发展态势。

基于这三个要素，我们将中美关系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对抗阶段），特点是政治上对抗，中美意识形态存在严重分歧，中国经济总量远远落后于美国，且美国面临苏联这一强大对手；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2015年（小国-大国阶段），政治上中美关系正常化，但中国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仍较小，第三方效应如苏联、日本、反恐、金融危机等不断分散美国的注意力；第三阶段是2016年至2035年（大国竞争阶段I），这是两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第一阶段，美国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争端爆发，双方相对实力接近，且缺乏强有力的第三方牵制。这一阶段将在中国名义GDP赶上美国的那一年结束，预计是2035年前后。随后进入中美大国竞争的第二阶段，中国需要在此阶段实现科技、金融、军事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全面赶超，至少要到2060年。若中国能在这些领域赶上美国，从2061年起双方将进入竞争共存阶段。

我进行了一项简单的计算。2024年，中国的GDP为18.56万亿美元，而美国为29.2万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1美元=7.27元人民币），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64%。若人民币升值10%至6.54元兑1美元，则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71%；升值20%至5.82元兑1美元，则相当于79%；升值30%至5.1元兑1美元，则接近90%。可见，即使人民币升值30%，中国经济总量仍赶不上美国。我将中国对美国经济总量的赶超称为“万里长征第二步”，因为这一步实现后，我们还需在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四个领域实现全面赶超。

关于中美竞争的未来前景，存在四种可能性：双赢、双输、中国赢美国输、美国赢中国输。从1978年至2060年的80年左右时间来看，这四种可能性均有可能出现。

第一种可能性是中美双赢。中国经济按照最优增长路径发展，即实现其潜在增长率，同时美国也实现其潜在增长率，达到双赢的均衡状态。

第二种可能性是美国赢中国输，美国持续实现最优增长，但中国到2060年仍未赶上美国的GDP。若中国一直未能赶上，则表明中国经济可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可能遭遇了经济危机。因此，要讨论中国为何会输，就需要深入探讨中国可能面临的经济危机。

第三种可能性是中国赢美国输，即中国保持潜在增长率，而美国则因某种危机而失败。关于美国可能遭遇的危机类型，我们也将进行深入探讨。

第四种可能性是双输。

大国竞争下的危机与防范

为了探讨谁输谁赢，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可能发生的危机。我们将危机定义为相对于正常良性循环的恶性循环，是经济学中可干预的、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例如，银行挤兑就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尽管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但集体行为却可能导致坏的结果。同时，这种恶性循环是可以防范和干预的，比如中央银行可以宣布对所有银行存款负责，从而避免挤兑危机的发生。

我们认为，中国这样的追赶国可能发生六种危机：日本式危机、苏联式危机、金融危机、公共政策危机、社会危机，以及区域安全危机。

日本式危机指，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受美国打击高科技产业影响，无法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增长动力，陷入经济低速增长或经济停滞陷阱。我将日本的这一危机称为“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的危机”。该危机的后果显而易见。日本的名义GDP增长率从1988年的6.79%急剧下降至1992年的0.85%，从此走上了漫长的经济停滞之路。1995年，日本的人均GDP为4.42万美元，是美国人均GDP的1.5倍；而二十八年后的2023年，日本的人均GDP降至3.38万美元，相对值降至美国人均GDP的41%。

由于时间关系，其他类型的危机在此不再赘述。

作为守成国，我认为美国可能面临五种主要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金融危机、公共政策危机、宪政危机，以及区域安全危机。

关于社会危机，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的死亡》中指出，美国已经陷入社会危机之中，主要源于贫富不均问题。关于文化危机，美国当前正试图驱逐两千多万非法移民，这一举措反映了其内部的文化冲突和紧张局势。关于宪政危机，根据著名国际贸易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论断，美国已经陷入了宪政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如果特朗普的政策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加剧，进而推高美国债务资本的成本，那么就有可能触发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美国的一个可能应对策略是发动战争，因为美元和美元资产被视为全球唯一的安全资产，战争往往能提振美元地位。因此，当我们观察到美国通货膨胀加剧时，应高度警惕金融危机和区域安全危机的风险。

对于中国而言，未来危机会如何演变？在此，我们仅作假设性探讨。

如果中国发生日本式危机，出现类似日本的三十年经济停滞，情况会如何？尽管日本人民在人均三万多美元的生活水平下依然过得不错，但中国的情况与日本截然不同。如果中国陷入日本式的危机，美国能否因此解除中国对其霸权的挑战？答案是否定的。苏联解体后，尽管俄罗斯实力大减，但仍被美国视为对其霸权构成挑战的强国，这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中可见一斑。因此，如果中国发生日本式危机，更有可能的结果是类似于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如果中国不发生日本式危机，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人民币仍然保持不可自由兑换的状态。这一状态的意义在于，美元作为全球唯一的安全资产，在军事冲突中往往能够获益，而人民币则可能承担战争风险。因此，当中国经济发展良好时，会对美元构成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会选择发动军事冲突，其目的并非为了赢得战争，而是为了制造混乱，导致中国资本外流和经济停滞。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军事冲突—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在此情境下，中国经济发展越快，可能离战争就越近。

第二种情况，如果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情况将有所不同。在军事冲突中，风险将对中美双方产生对称影响。谁打输了战争，谁就有可能陷入军事冲突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因此，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将转变为寻求战争的胜利，而非仅仅为了维护美元地位。此时，若美国战败，资本可能会从美元体系流出，转而寻求与人民币等其他货币的和解，以实现真正的和平。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需要进行一番精确的计算。首先，我们要明确和平的条件，即不发生战争的条件。当战争的预期收益小于其成本时，战争就不会发生。

基于之前的分析，我们总结出降低中美战争风险三个重要条件：第一，中国能够避免日本式危机，实现健康的经济增长，例如保持5%的增长率；第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具体而言，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为18%，而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市场的占比仅为3%。目前，美国的GDP占世界GDP的25%，而美元占全球外汇市场的44%，若人民币的占比上升，将可能形成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三，中国在局部军事冲突中必须能够取得胜利。

具体计算中，我们设避免日本式危机的概率为P1，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概率为P2，局部军事冲突中能打赢的概率为P3。那么，军事冲突发生的概率P则为1减去这三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概率，即P=1-P1×P2×P3。当然，这个概率的具体数值取决于我们对P1、P2、P3的估计。

如果你认真计算，这个概率值依然比较高。如果想进一步降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最有力的变量就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如此一来，美国挑起军事冲突的概率就等于必须赢得军事冲突的概率。众所周知，打赢的概率肯定远低于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因此，我认为，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将大大降低。

在此，我想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继DeepSeek之后，哪项技术发明将对全世界人民、中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产生最大贡献和最高价值？换言之，什么是下一个DeepSeek？在DeepSeek诞生于杭州之后，北上广深等地的学者和创业者或许会感到一丝失落，自问为何自己未能发明出DeepSeek。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并非终点，我们仍对下一个创新的出现满怀期待。那么，下一个创新可能来自何方？

我认为，国际数字货币技术方向的技术突破将是下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已经对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接下来，美元这一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变量将成为影响世界变化的关键因素。根据前文的论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因此，国际数字货币体系方向的技术突破，将对全世界人民、中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产生最大价值，甚至关乎人类文明的延续。希望有志之士在这个方向努力，为人类和平永续发展做出贡献，

整理：何又夕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