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学芝 蓝勇：近古以来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的路径与方式——以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提要： 近古以来中国汉语地名雅化方式的复杂性尚未被充分认知。依托古今主要地名文献中“不雅”地名更易叙事的考察，我们发现：根据雅化时是否依循本名，其路径可分为“依本”与“换新”2条；分别主导了依音、依形、依义3种和显征、炼辞、美喻、用典、攀附、“名片”、古称、寓托、时风9种仍可细化的主体性雅化方式；具体雅化实践中对雅化方式的使用有“单一型”与“叠加型”两种；层次性与多样性、单一性与叠加性共同决定了整体上的复杂性。该研究可为地名的更易、发展转化、新命名等提供一定启发。

关键词： 汉语地名 雅化 路径与方式 依本 换新

“雅化”是近古以来中国汉语地名变迁中一种极为突出却又备受争议的价值取向。赞许者陶然于其所带来的“意具别纸”之观，反对者则抨击其影响应用、切断文脉。引发争议的原因无疑复杂多元，而如何雅化，即地名雅化的路径与方式，由于直接决定着雅化结果的外在形态、语词意义、文化意涵等，应系其中关键。因之，对中国汉语地名雅化路径与方式做一系统梳理与细致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认知以往地名雅化的利弊得失，对当下仍普遍存在的老地名雅化、更易、发展转化等和新地名命名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参鉴意义。

对此，今人主要有“谐音更名绝对主体”和“多方式并存”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前者视谐音更名为地名雅化绝对性的主体方式，甚至直接将其等同于地名雅化，视之为地名雅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判断标准。后者则关注地名雅化路径与方式的多样性，代表性概括如：陈征琳、邹逸麟等发现上海地名专名雅化包括“谐音雅化”“语义雅化”和“别称雅化”3大类，其中“语义雅化”又体现为“反义雅化”和“顺义雅化”2种；刘宗永、郭晓钟提出地名雅化有“新地名取雅名”和“把俗名或无分雅俗名改为雅名”2条途径，后者又有“谐音改名”“避俗”和“重命名”3种具体方式；卢勇斌将壮语地名的雅化方式分立名、更名和汉译3种情形分别讨论，发现其中“更名中的雅化”主要有“谐音雅化”和“更名雅化”2种基本方式。可见学界对地名雅化路径与方式的多样性已有一定认知和极具奠基性与启发性的类型总结，但总体上仍颇显粗略与模糊，缺乏逻辑完整、清晰、严密的系统梳理。

笔者曾在探讨历史时期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的类型时，初步发现其路径与方式总体上有2条11种，但尚不够具体与深入，未能充分揭示其间的复杂表现与逻辑关系。基于此，我们专门对其做一深化考察。

一 近古以来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的资料依托

蓝勇曾指出，对地名群历史变迁的研究应以“系统量大、时间断面尽全、涉及地域广泛”的资料依托为必备条件。“雅化”作为一种古已有之且普遍存在的地名历史变迁类型，对其路径与方式的系统考察无疑更需依赖满足以上三条件的地名雅化资料。然而，“雅化”是近40余年来才被广泛用于地名学中的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颇为模糊的概念，此前的地名资料中并无与之对应的确切话语。因之，为了保证地名雅化资料的相对客观性、逻辑完整性与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在对地理志、地方志、游记和地名志（录、典、资料汇编）等古今主要地名资料中的地名变迁书写进行细致比较后，我们选择其中的“不雅”地名更易记载作为资料依托。选取缘由具体体现为：首先，传世文献中的地名变迁书写主要为“旧名……”“原名……”“本名……”“古名……”“今名……”“更（其）名……”“改（其）名……”等形式，且叙述多笼统简略，难以据此判断其是否属于地名雅化现象；其次，地名志（录、典、资料汇编）作为当代最具典范性的几种地名工具书，其中的“雅化”书写虽最为集中但也不乏“泛用”“错用”等情形，且多为载笔者对谐音演变地名得名渊源的“雅化”归因，一定程度地掩盖了地名雅化方式的多样性；最后，以上两类地名文献中都有大量“不雅”地名更易记载，而对地名的“不雅”或“不够雅”评价及其更易，应是地名雅化的直接起点与典型实例。

明乎于此，我们以“不雅”为检索词在以上地名资料中爬梳剔抉，共获“不雅”地名及其更易结果2213组，覆盖中国除西藏、黑龙江、海南、香港、澳门等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更易时代分布为宋代至20世纪80年代初。其中政区地名23组，建筑与人文设施地名90组，自然地名259组，余者皆为自然村、街巷等聚落地名。概言之，所涉地名总量大、分布地域广、时间断面和类型结构全，可为本研究提供相对科学的资料依托。通过对以上资料中“雅化”前后地名的比较分析发现，根据两者是否有“音、形、义”三要素上的关联，可将近古以来中国汉语地名雅化路径分为“依本雅化”和“换新雅化”2条，不同路径下又有多种可进一步细化的主体性雅化方式，显现了其整体上的层次性与多样性。

二 依本雅化：依循原名的更换语词

依本雅化，即以原名“音、形、义”三要素（下文简称“名”）中的某一要素为依照，在保证雅化前后地名在其中某一要素上具有相似性的前提下，通过更换地名用字，提升雅化结果的审美意趣，正化、深化、丰化其文化蓄涵。根据所依照要素的不同，依本雅化又包含依音雅化、依形雅化和依义雅化3种具体方式。

（一）依音雅化

依音雅化（或称谐音雅化），即依照原名字音，将原名中不雅或不够雅的词替换为与其读音相同或相似的雅词或无雅俗之分的普通词，以保证原名在口语形式不发生明显改变的前提下，书写形式与语词意义却能焕然一新，别具意味。依音雅化是近古以来中国汉语地名雅化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方式。我们收集到的2213组不雅地名更易中，约1296组即54%使用了该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则同音雅化，即在完全不改变原名字音或仅改变音调的前提下更换地名用字。例如，今重庆市綦江区丛林镇海孔洞，所在地“四面苍山，复沓环拱……风景幽绝”，民国年间四川邻水人熊荫萱到此游览，赞其乃“海阔天空，万虑俱捐处也”，以原名不雅，同音更名为“海空洞”。从“孔”到“空”，音同调异，一字之差，意境迥别。类似同音雅化现象不胜枚举，如河北省定兴县韩村“原名寒村，后来村民感觉村名不雅，以同音字‘韩’更今名”，广东省清远县桂岭村“初名龟岭村，后觉不雅，取谐音改称桂岭”，陕西省洋县野竹沟“原名野猪沟，不雅，1981年更现名”等，皆属于此。

二则同声母的雅化，即依照原名声母更换地名用字。例如，湖南省安东县甘庄原名“光庄”，“后村人忌讳‘光’字不雅，故以‘甘’字谐音雅化今名”；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良教沟村本因“以前此沟经常出没狼群，且嚎叫”而名狼叫沟，“后因此名不雅，改名良教沟至今”；江西省瑞金县壬田镇青龙村驻地雅致湖原称“野猪湖”，后“因名不雅，改称雅致湖”等。从“光”到“甘”、“狼叫”到“良教”、“野猪”到“雅致”，均为保持声母不变的基础上依靠改变韵母从而改变地名用字及其色彩的雅化。

三则同韵母的雅化，即依照原名韵母更换地名用字。例如，湖北省嘉鱼县苍梧岭“始名庄屋岭”,清末被该村三秀才“认为村名不雅，遂以‘庄屋’二字的谐音，取义‘舜牧于苍梧之野’，改名苍梧岭”；河南省内乡县戞玉泉“相传有哑女于此掘地得泉”而名“哑女泉”，后被“里人陈白以傅会不雅，改名‘戞玉’”；新疆哈密市焕彩沟“旧名棺材沟”，清代大将军岳钟琪行军过此，“嫌其名不雅，为改之”。从“庄屋”到“苍梧”、“哑女”到“嘎玉”、“棺材”到“焕彩”，则皆系保持韵母不变的基础上依靠改变声母从而改变地名用字及其色彩的雅化。

四则近音雅化，即声母、韵母均不相同但整体读音近似的雅化。例如，北京市朝阳区“臭水河胡同”被雅化为“秀水河胡同”，山西省左权县“人头底村”被雅化为“云头底村”，山东省安丘县“牛栏村”被雅化为“友兰村”等，意境迥异的“秀”与“臭”、“云”与“人”、“友”与“牛”，皆仅音近而已。

此外，方音雅化在乡土聚落地名的雅化中也颇为普遍。例如，从“花街场”到“花荄镇”（四川省安县）、“过溪坞”到“柯溪坞”（浙江省诸暨市）、“匠人浜”到“祥凝浜”（上海市青浦区）等的雅化，皆取自各名所在地方言中的“街”与“荄”、“过”与“柯”、“匠人”与“祥凝”音同或音近。

（二）依形雅化

依形雅化，即依照原名的字形或语词结构更换地名用字，使雅化前后的地名语词在书写形式上保持一致或近似的基础上，语词的意义与美感却大相径庭，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方式：

一则形近字雅化，即对原名中的“不雅”字用含义更积极或语词更优美、典雅的形近字加以替换。例如，光绪《武缘县图经》解释县内“上司庙”的地名渊源：“采访本名土司庙，县东北乡村多有之，内祀明思恩土司岑瑛，后以‘土’字不雅改焉。”庙名用字从“土”到“上”的变更，显然借助了二字形态上的高度相似而语词色彩上的迥然相异。此外如，浙江省海盐县“惹山”雅化为“箬山”、江西省于都县“牛栏湖”雅化为“于兰湖”、河北省武安市“行孝村”雅化为“行考村”等，显而易见也都有形近字雅化的成分。

二则增减笔画雅化，即针对原名中的“不雅”字，通过笔画的增加或减少，使之变成与原字有一定相似性但含义、色彩却完全不同的雅字或普通字。增加笔画的情形，如江西省进贤县“斩头舒家”雅化为“渐头舒家”、云南省泸西县“王皮巷”雅化为“玉波巷”、贵州省道真县“土溪镇”雅化为“玉溪镇”、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王囚”雅化为“王因”等，不甚普遍但客观存在。减少笔画的情形也可称之为拆字雅化，即对原名用字进行拆分、攫取，以从整体上美化其语词色彩。例如，乾隆《赣州府志》解释安远县“版石”被雅化为“片云石”的缘由：“罗君用章令安远，经涉盘桓，心赏是石，惜其名不雅驯，题之曰‘片云’。‘版’去‘反’为‘片’；‘石’者，云根也，具以石之状语。”直接以从原名用字“版”中拆解攫取而来的“片”更名，以表现该石形态上的轻盈与奇巧。此外如，河北省东光县周梆子庄“义不雅，遂将‘梆’字去‘木’旁，改为邦国之‘邦’”、浙江省嵊县“渣村”雅化为“查村”、广东省清远市“完山村”雅化为“元山村”等，显然都为典型的拆字雅化。

三则省略雅化，即去掉原多音节词专名中的某一或几个字，从整体上达到形式更精炼、语词更雅正、意涵更深远的雅化效果。例如，《巴溪志》载江苏省杨村“即杨木桥，因其名不雅，改称杨村”。原村名“杨木桥”以树名桥，以桥名村，理据细微、具象、俗常、乡土，由其简化而来的“杨村”则不仅形式更简练，含义也更具包容性与普遍性。再如，刘大观以济源境内的“舜王泉”“汤王泉”等泉名不雅，分别更名为“舜泉”“汤泉”。以“王”或“大王”称呼古代圣贤名哲多为民间百姓所为，缙绅之士对此往往嗤之以鼻，嫌其不雅。如《栗大王庙碑》即云该庙名中的“大王”之称“来自小民”，因而“名不雅驯，无乃亵甚”，直接简化“舜王”“汤王”为“尧”“舜”后的雅正性由是可见。此外如，吉林省集安县黑瞎沟屯“因此名不雅，简称黑沟”、河北省内丘县“留孙村”雅化为“留村”、广西苍梧县“山猪槛村”雅化为“山槛村”等，无疑都是通过精简原名语词进行的雅化。

对专名为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的“不雅”地名，依托原名中的非不雅字眼重新组成一个更具文化意蕴的词语，使雅化前后地名在整体结构上保持一致但含义迥别，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雅化方式。例如，四川省长宁县“牛心山”雅化为“琴心山”、浙江鄞县天童山“穿心洞”雅化为“悟心洞”、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古怪村”雅化为“古董村”，一定程度上都是以这一雅化方式为基础。

（三）依义雅化

依义雅化，即依照原名的语词义、理据义（即命名理据）等“义”，用词义相关联或相对立的词替代原名中的“不雅”词，由此形成了关义与反义两种情形。

关义雅化，即雅化时依托原名之“义”，借助联想，将相对俗常、直白、大众的地名语词改换为含义相近或相关但更为典雅、庄重、含蓄的语词，以提升雅化结果的审美意趣或文化蓄涵。例如，四川省德阳县欹螺山（今崴螺山）“本名歪脑山……好事者嫌其名不雅驯，因改今名”。雅化前后的“歪脑山”“欹螺山”都取自此山倾斜圆润的形态特征，但雅化过程中修饰词从浅白的“歪”到雅致的“欹”，以及喻体从俗常的“脑”到典雅的“螺髻”的转变，无疑使雅化结果的形象色彩焕然一新。此外如，从“鲁班庙”到“鲁公输子祠”（山西省昔阳县）、“菩萨泉”到“慈悲泉”（河南省济源县）、“火焰山”到“霞艳山”（安徽省青阳县）、“乌龟山”到“玄武山”（云南省禄丰县）等的更易雅化中，“鲁公输子”为人们对鲁班的尊称，“慈悲”是菩萨最深入人心的大众形象之一，“霞”与“火”均为对该山“壁立万仞，霞彩横飞”丹霞景观的比喻性描述，“玄武”是由龟、蛇形象组合而成的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大神兽之一，因此都为典型的关义雅化。

反义雅化主要体现为针对语词意义不吉、卑贱、消极等负面义地名，通过将其中的“不雅”词反义替换，转变为含义吉利祥瑞、合乎礼法、积极健康或意蕴别致的正面义地名。例如，河北省满城县“曲逆河”曾被更名“方顺河”、宋代湖北省房陵县“悔来馆”被王象之雅化为“至喜馆”、浙江省杭州市“莫婆井”曾被雅化为“莫公井”、清代莲花厅（今江西省莲花县）“荒塘”被雅化为“泓塘”、民国时期长春县（今吉林省境内）“穷棒子河”被雅化为“富余河”、广西河池市“板旧”于1966年因被嫌不雅更名“板新”等，显而易见皆属此类。

三 换新雅化：脱离原名的别立新名

换新雅化，即直接根据所指地的客观条件、更名者的主观诉求或特定时代的社会风尚，另立一个与原名完全无关的具一定审美意趣、文化意蕴、思想境界等的“雅名”。根据新命名时所依托或表现的不同对象，换新雅化又可细化为4类9种具体方式（见表2）：表现所指地（下文简称“地”）自然景观的显征雅化、炼辞雅化、美喻雅化、用典雅化与攀附雅化；彰显“地”人文蕴涵的“名片”雅化与古称雅化；寄寓更名者、特定群体甚至普罗大众（下文简称“人”）文化心理诉求的寓托雅化；反映特定时代（下文简称“时”）社会风尚的时风雅化。

（一）表现“地”的自然特征

直接通过对新地名命名理据或用词的精选、组合、润饰等，以表现地名所指地别具特色的形态特征、地理区位、自然景观等，是地名雅化中最常用的方式之一。主要有以下5种具体方式：

一则显征雅化。即直接以所指地具一定视觉冲击力、辨识度、标志性等显在的地理特征、自然景物、方位信息等命名。例如，山西省洪洞县石门峪喝石庵曾被清人吕维杆嫌不雅，以其“四周皆峭壁，壁植松，为松所蔽。松自壑中上，层层相属，风荡之则繁音竞作，寒翠乱飞”的层叠松景更名为“万松院”；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县石花村曾用名“临湫村”被讹为“泥鳅沟”后，“殊属不雅”，1933年以“村后山箐边石岩表层有石花绽开奇观”，改名“石花村”；吉林省敦化县原“高丽帽子屯”因被群众反映“名不雅”，于1948年被区委书记“以此地坎坷不平，道路弯曲，命名为崎岖屯”；河北省沙河市杏花庄原名“獦獠沟”（又名不正沟），后被人以“此村四周杏树成林，时逢三月，杏花盛开，粉云飘香”更今名。诸如此类，均为依托显见自然地理特征的雅化。

二则炼辞雅化。炼辞，即“根据内容和意境的需要，精心挑选最贴切、最富有表现力的字词来表情达意”。地名中的炼辞雅化主要体现为3种。一是直接以优美、文雅、别致的描述性形容词更名，以直观地表现所指地的别景胜境。如从“吴井村”到“秀溪村”（云南省玉溪市）、“磨风滩”到“玲珑滩”（湖南省溆浦县）、“水出岭”到“幽淙岭”（浙江省杭州市）等，雅化结果中的“秀”“玲珑”“幽”等词本身即分别有秀美、精巧、清幽之意，“雅”性自不待言。二是借助动词与形容词或名词的巧妙搭配，使雅化结果语词别致，画面灵动，意味深远。如从“白龙潭”到“流翠潭”（安徽省黄山市）、“百草亭”到“揽秀亭”（湖北省武汉市）、“高登崖”到“栖静雅”（河南省登封市）等的更易雅化中，动词“流”“揽”“栖”的巧妙使用，使抽象、无形、静态的“翠”“秀”“静”具象化、有形化、动态化，从而使雅化结果整体上更显生机灵动与可亲可感。三是直接聚焦与表现所指地某一瞬时性或特定性，富有诗情画意的自然情境。如刘大观分别更济源的“蒋家泉”“三婆泉”“苇园泉”为“泛月泉”“浴鸥泉”“宿鸿泉”等，即通过对水面月光粼粼、水鸟栖戏等独特景象的聚焦与呈现，使雅化结果动静交融，意趣盎然，呈现出一派和谐生趣，别具画面感与诗意性的自然生态之美。

三则美喻雅化，即喻体的雅化，主要体现为针对原喻体平凡俗常的形象性地名，以色彩、状貌、质地或象征义美好的事物作比重新命名。该方式可形象化地描摹、表现与传递所指地某一优美的景观特征，给人以心理上的美好联想。例如，明人徐渭以其“紫铁色，错竖似花蕊”雅化“雄鹅突”为“花蕊峰”（浙江省诸暨市），清人吴朝宗以其形态“似笔”雅化“油筒石”为“文笔峰”（江西省横峰县），清人车申田以其“秀拔窈窕如仙足，下如踏龟蛇。旁峰似佛，似菩萨，或如屋宇栏杆”雅化“寄公石”为“散花岩”（重庆市石砫县），今人以“村旁河流湍急，激起白浪”雅化“麻子寨”为“星河村”（云南省邱北县）等，显而易见均属于此。

四则用典雅化，即根据原名所指地的某一自然特征，引用相关诗文或名句中的语词更名，以借该语词因曾入诗入文而积淀下来的超越了其字面义的审美意蕴，增强雅化结果的美感、文气与典雅性。例如，清代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知州牟铨鸠工修复境内的马跑泉（又名太子泉）后，“以其名不雅驯，易之曰‘杯玉泉’，用明解大绅诗所云‘太子泉甘玉一杯’也”。“太子泉甘玉一杯”出自《思明州太子泉》诗，为“明朝第一才子”解缙流放广西期间所作。“杯玉”不仅能直观形象地表现与传递出该泉水色如玉、味甘美的特质，也因关联了名人解缙的不凡际遇与人生感悟而别具韵味。此外如，清人陈文述“取太白《焦山望松寥》诗‘安得五彩虹，驾天作长桥’意”更江苏省扬州市“拖桥”为“彩虹桥”；湖北省利川市葡萄瓮被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更名“高仰山”；贵州省清镇县王坝洞被以“宰相肚里能撑船”之意更名“宰相洞”等，无疑皆为基于所指地某一景观特征的用典雅化。

五则攀附雅化。攀附，或称比附，即“将弱小事物、地位较低者与家喻户晓的强大事物或人物进行比较攀附”。地名中的攀附雅化主要有2种。一是直接借用所在地具一定标识性的地名更名，如江苏省南京市西华巷“原名狗儿巷。因名不雅，故以西华门改为现名”，山西省忻州市远益梁“初名降家山。后人嫌其名不雅，借当地远益沟的地名，改称远益梁”，天津市河北区启明大街“旧称黄家坟大街。1982年地名普查时因名称不雅，始更名为启明大街，以启明里得名”等，不可胜举。二是根据所指地与某一名景胜迹的某种相似性，比照命名，以借攀附对象历史积淀而来的景观意象与文化地位，彰显相似之处，抬高新名“雅性”。例如，清人张尚瑗嫌江西省兴国县境内的通天岩（一名双龙岩）名不雅驯，以“岩对腊石寨，诸峰大小三十六”，数目上恰与嵩山太室、少室二山各三十六峰相合，更之为“对嵩岩”。显然是对作为五岳之一、被誉为“天地之中”的历史文化名山嵩山的攀附，以给人以“神游二室麓”之感。今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惹山在清代的一次更名也有显见的攀附雅化成分。更名者清人孙映煜自云：

去余家舍不二里许，有惹山，为澉墅九十九峰之一，载诸邑图经，尚矣。登陟者以其名不雅驯，罕有题咏。丙寅春夏之交，偕澉川王月槎、茂才均登是山。循览者久之，见其林木葱蒨，形似覆笠，恍然悟山名之垂当与吴兴箬溪一例。

攀附对象——因“夹溪悉生箭箬”而得名的箬溪（今浙江省长兴县境内），不仅曾以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到此游览题咏甚至结庐隐居，且溪水清轻甘冽，三国以来即以产江南名酒“箬下酒”而闻名一方。因此，仿照“箬溪”更“名不雅驯，罕有题咏”的“惹山”为“箬山”，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从心理期待上将两地关联，将对箬溪的美好印象投射到箬山上，从而促进后者的扬名和其景观意象的美化。此外如，清人黄剑“仿李太白改九华山名例”更“奶姑笔”为“玉华笔”（河南镇平），大通禅师仿照庐山五老峰更“韭生峰”为“二老峰”（山西忻州）等，均为典型的攀附雅化。

（二）彰显“地”的人文蕴涵

直接根据地名所指地或所在地具一定特色或地位的地方符号更名，以突出、强调、彰显其独特的人文气息或历史底蕴，也是地名雅化中的一条重要途径。根据所依托对象的不同，主要有2种具体方式：

一是“名片”雅化，即根据所指地或所在地具突出地域特色、历史积淀、文化地位、社会影响等“名片”性质或潜质的历史名人、重大事件、人文胜迹等地方人、事、物重新命名。典型如，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市潭头镇二刘村晦翁岩，本因由“明洪武间大珰三宝修葺”而名“三宝岩”。明代隆庆年间，长乐知县蒋以忠嫌该名不雅，以“晦翁朱子南游至邑，二君从讲学，留斯岩最久”，更为“晦翁岩”。从“三宝岩”到“晦翁岩”的雅化，即是命名理据从与该地皆有一定历史渊源的内侍郑和，到在中国文化史上更具突出影响与崇高地位的儒学大家朱熹的转移。再如，明人张岱以浙江省绍兴市玉带泉所在的阳和岭“实为余家祖墓，诞生我文恭”更之为“阳和泉”；明人吴师朱以四川省长宁县牛心山“与琴堂正对作案山”更之为“琴心山”；清人王世祯“以邑名士张林宗民表常饮酒赋诗于此”将河南省中牟县“蒲芦亭”雅化为“塾巾亭”；广东省仁化县红山乡于1972年“为纪念红军长征时经过此地”由原名烟青乡雅化而来等，都是典型的以当地名人、名物、名事等为理据的“名片”雅化。“名片”雅化不仅可借命名理据的精心选择，促进对当地文化价值的深入发掘并提升雅化结果的文化蓄涵，也由此强化了“名”“地”关联和雅化结果的地方性与可识别性，因此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地名更易方式。

二是古称雅化，即以所指地或所在地历史上曾使用过的具一定影响力的名称更名。例如，嘉庆《宜宾县志》载“宜宾八景”之一的“大小漏天”：

大梁山，在郡西六十里；小梁山，在郡西五十里。四时霪霖不绝，俗呼为“大漏天”“小漏天”。按，《杨升庵集》：“蜀地西南多雨，名为漏天。”杜子美诗“鼓角漏天东”，又“径欲诛云师，畴能补漏天”，是也。前志以“梁山雾雨”列为八景之一，嫌其名不雅驯，改为“大小漏天”。

“大漏天”“小漏天”不仅是民间相沿成习的俗名，更曾被杜甫、杨慎等引入诗文，因此比“大梁山”“小梁山”更得载笔者的青睐。 此外如，清代宁都直隶州（今江西省宁都县）拱辰门外的拱辰桥，嘉庆年间重建后“改名接龙桥”，后人则“以名不雅，仍称拱辰桥” ； 康有为对“新疆”一名颇有异议，直言其“名不雅驯”，建议以其古称“西域”更名为“西域部” 。 以上更名行为或更名意向，无疑都是典型的古称雅化。 古称雅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古为雅”的美学思想在地名更名中的体现，也是更名者寻求与展现地方历史文化自豪感、认同感的途径之一。 正如有学者所言： “借助历史地名的启用强调所指地域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根基，似乎地名越古老，越能为本地争得引以为豪的优越感。 ”

（三）寄寓“人”的心理诉求

寓托雅化，即脱离“名”与“地”，直接根据雅化者的层次性需求等，别立一个含义美好、积极、超脱等寄寓着更名者的自然诉求、政治愿景、社会理想或精神追求等的新名。寓托雅化分直接与间接两种具体方式。直接寓托即直接以含义吉利祥瑞、中和雅正或洒脱飘逸的语词更名。例如，从“虾蟆洼”到“兴隆堡”（山西省大同市）、“半拉山”到“福山”（吉林省辽源市）、“墓塘”到“浩富塘”（江西省瑞金市）等直接寄寓与人类个体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自然期待或“五福”理想的更名，从“狗街”到“文瑞街”（云南省禄丰县）、“黑石沟”到“仁义村”（河北省邯郸市）、“寺后村”到“太平官庄”（山东省沂水县）等直接融注统治阶层的政治夙愿、社会理想、价值导向等的更名，以及从“回龙岩”到“隐岩”（湖南省蓝山县）直接抒放更名者的故土情怀或超然尘外的人生境界向往的更名等，都是更名者的文化诉求在地名中的直接体现。间接寓托即借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雅人、雅物、雅事等命名，以间接含蓄地表现更名者的思想情感或美学追求。典型如，《海城县志》载清代“辽东三才子”之一的李澍龄：“所居村曰‘咬沟’，澍龄恶其名不雅驯，更名青莲泡，自号小青莲，盖以太白自况也。”雅化结果中的专名“青莲”应即更名者李澍龄“以太白自况”的人格美学与人生美学追求在地名中的间接寄寓。

（四）反映“时”的社会风尚

时风雅化，即直接以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的政治思想或正能量、集体性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等更名。例如，陕西省镇坪县牛头店曾于1943年被县长冯志旭“以‘牛头’二字不雅，改名为‘复兴关’”；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初名鸡笼镇，“因不雅”，于1987年以“刚从东方升起的太阳”之意改称今名；河北省邢台市革命街原名王帽坑，形成住宅区后，“居民因嫌原名不雅，遂命名为革命街”；辽宁省彰武县红旗沟早名狼洞子沟，“1958年因其名不雅而改称红旗沟”；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向阳沟原名臭水沟，“1968年因名不雅，更名向阳沟”；浙江省东阳县光芒村原名蒲荠庄，1956年因不雅“以走集体化道路光芒万丈之意，改名光芒”等，不一而足。“复兴”“东升”“红旗”“革命”“向阳”“光芒”等词，皆被特定时代背景赋予超越了其字面义的文化意涵。

四 中国汉语地名“雅化”方式的应用特征

以上概括只是以雅化中的某一突出理据为重点或强调，并非对该雅化行为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归类。实际上，在具体的地名雅化实践中，既有单一方式的独立使用，也有多方式的叠加使用，即存在着“单一型”与“叠加型”两种雅化方式应用类型。

（一）“单一型”雅化

“单一型”即直接以主体方式中的某一方式更改“不雅”原名。在上述12种主体性雅化方式中，除“依义雅化”因系依循原名语词义或理据义进行的语词替换，从而天然地叠加了“炼辞”或“寓托”等方式外，余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独立使用的情况。根据上文的概括，“单一型”雅化应包括2类5种：“依本主导”主导下的单一依音、依形和“换新雅化”主导下的单一据“地”、寓“人”和彰“时”。前类显著表现为完全不顾雅化结果的“名”“地”、“名”“人”、“名”“时”关联甚至字面含义的为了更而更。如“牛滚荡”雅化为“牛桂丹”（云南省洱源县）、“恶狮村”雅化为“额狮村”（山西省平定县）、“猪痨山”雅化为“诸罗山”（台湾省嘉义县）等单一依音，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最为普遍；后者如“王囚”雅化为“王因”（山东省兖州市）、“马田”更名为“冯田”（福建省漳平市）、“猫村”雅化为“苗村”（广西来宾县）等单一依形，亦较为常见。与之类似，后类——单一据“地”、寓“人”和彰“时”也不乏对相应要素的单一反映，前文叙述中已有所体现，此处不再赘述。

两类“单一型”雅化各自利弊显而易见。前类雅化结果因与原名“音”或“形”紧密关联而更易于溯源与流传，进而更有利于保证地名的承续性并发挥其历史记忆、文化传承等主体功能，因此是地名雅化中最广为使用且接受程度最高的方式（尤其单一依“音”）。例如，河南省潢川县境内的“扑塌集”在清咸丰年间曾“几经更名隆兴集”，但都“无成”，直至谐音雅化为“卜塔集”后才“沿用至今”。然而，单一“依本”的“作茧自缚”也极大地限制了雅化的采词范围与表意空间，容易“因形忘义”、强而名之，从而导致雅化结果“徒有其表”，含义不通，不明所以，甚至误导后人对其得名缘由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的臆测。如清代台湾省嘉义县（今嘉义市）先名诸罗县，因“邑有猪痨山，以不雅驯，易称‘诸罗’”而得名，谐音雅化结果“诸罗”即缺乏清晰、独立、有“名”“地”关联的语词含义，遂被后人望文生义地解释为“诸山罗列”，模糊甚至曲解其历史渊源。而这也正是地名雅化备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后类则由于不受原名“音、形、义”的束缚，往往能因地制宜，别出心裁，获得既赏心悦目又“于义允惬”的佳名，典型如其中的“炼辞”“美喻”“用典”“名片”等雅化。但同时，由于该情形下的雅化结果与“通呼已久”的原名完全割裂，不仅抹消原名所携带历史地理信息，影响地名使用与管理，也易因过于求雅、求美、求特而导致雅化结果的华而不实、华而不真、华而不切。正如宋人罗当世评价由“奔头”雅化而来的“秀岩”一名，“美则美矣，恐未足以尽其实”，“品题之未尽”。

（二）“叠加型”雅化

“叠加型”即以“依本雅化”主导下某一方式为基础，辅以其他一种或多种方式综合使用，主要有3种。一则以“依音”为基础的叠加，如北京市门头沟区“狼洞村”雅化为“琅洞村”、湖北省麻城县“底下塆”被以“太阳照射村前一口大塘，而霞光辉映的景象”雅化为“倚霞塆”、江苏省“北堠村”被雅化为有“长寿、祥瑞、高贵、纯洁”等象征义的“白鹤村”等，即分别叠加了“依形”“炼辞”与“寓托”。二则以“依形”为基础的叠加，如河北省南宫市“王霸寨”雅化为“王道寨”、广东省封开县“榃花圩”在拆“榃”字的基础上以“山谷田野坑凼遍布，点缀如花”雅化为“杏花圩”、江西省安远县“版石”被以“‘版’去‘反’为‘片’，石者，云根也”雅化为“片云石”，显然分别叠加了“寓托”“美喻”与“用典”。三则以“依义”为基础的叠加，如河南省南阳市“阴阳街”雅化为“半昃街”、河北省唐山市“擒贼口”雅化为“君子口”、吉林省浑江市“王八脖子”以“地处一座三面环水的山岗上”雅化为“龙岗”等，则分别叠加了“显征”“寓托”与“美喻”。

“叠加型”雅化，尤其不同路径主导下的不同方式间的叠加使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单一型”雅化的不足或弊端：使雅化结果既能与原名保持某种显在关联，又具有相对独立而显著的指位价值与审美意义。

结 语

绾结而言，近古以来中国汉语地名雅化的路径与方式远不止今人所普遍认知的谐音更名，而是呈现出相当的由层次性与多样性、单一性与叠加性共同决定的复杂性。层次性与多样性主要体现为：根据雅化过程中是否以原名“音、形、义”三要素为依循，可将其路径分为“依本雅化”与“换新雅化”2条；前者根据所依循要素的不同，相应有依音、依形和依义3种具体雅化方式；后者主要有表现“地”自然景观的显征雅化、炼辞雅化、美喻雅化、用典雅化和攀附雅化，彰显“地”人文蓄涵的“名片”雅化与古称雅化，寄寓“人”主体性文化心理诉求的寓托雅化，以及反映“时”社会风尚的时风雅化4类9种主要方式；不同方式仍可进一步细化。单一性与叠加性则体现为：具体雅化实践中既有单一方式的独立使用，也有多种方式的叠加使用。

不同路径与方式各有利弊。在必要的地名雅化行为中，应尽可能在考虑雅化前后地名要素关联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叠加“换新雅化”主导下的某一方式复合使用，以丰富雅化结果的文化内涵；同时，尽量减弱“人”的主观寄寓和“时”的同质反映，强化对“地”的客观自然或历史人文的依托、表现与彰显，增强雅化结果的地方色彩与个性特征。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原文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