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三位女编导

文|金实秋

2025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15周年。

汪曾祺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曾陆续有一些影视工作者要将他的小说改编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剧；

也有编导者慕名前来要求他改编自己的小说或将别人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

这些影视工作者中有三位女编导先后与汪曾祺先生有过联系、沟通与合作，她们是王好为、林汝为与吴琼。

王好为当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其影视作品《海霞》《潜网》《哦，香雪》《瞧这一家子》等广为人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年，王好为想把孙犁的小说《荷花淀》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

她先后找过几位作家改编，但均不理想；然后，她找到了汪曾祺。

王好为在接受采访时，曾叙述了她找汪曾祺改编《荷花淀》的过程：

我一直想弄这个，最后我就想到了汪曾祺先生。我也不认识人家，愣到他家去，自报姓名，请汪先生帮我改编《荷花淀》。他说他没有写过电影。我说你看过电影啊。他说他是南方人。我说这语言本来就不多，问题不大。谈得还比较投机，送别时他送了我本书，我觉得有点谱了。他说那我还得看看。我就赶快把孙犁的短篇给他送过去……改编期间，他生病，就常常电话联系，问我有什么想法。这时水华老师让我把孙犁的短篇、中篇、长篇全找来。汪先生都看了一遍。他治学特严谨，我弄一个孙犁的短篇，他结果把中篇、长篇都看了……剧本完成后，我第一个就交给水华老师看。他看完当夜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太好了太好了”，“你拍出来是诗！是散文！是电影！”

为了尽量改编好《荷花淀》，汪先生真可谓竭尽全力，甚至是“伤了元气”(汪朗语)。

在《岁月留痕》中，汪朗心怀痛惜地记述了当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

“那个时候爸爸刚从医院出来，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不好，饭吃得很少，笔也懒得拿，就连酒也喝不动了。整天就是枯坐在沙发中，两眼发直，不说不笑，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让他再搞这样一个大家伙，实在是力不从心。无奈王好为很会做工作，一再说他们想搞一个与众不同的战争题材的电影。孙犁的小说很切合他们的设想。而孙犁的作品只有爸爸改编才能不失其韵味。让她这么一谈，好像爸爸不动笔，就无法把孙犁的精品搬上银幕了。这个责任非同小可。于是爸爸只好打起精神，勉为其难了……看到他整日冥思苦想，茶饭不香的样子，我们都劝他不要写了，年纪那么大身体又不好，没本钱玩命了。爸爸也几次都说过洗手不干，但是碍于情面，最后还是咬牙把剧本写成了。”

汪曾祺在与安徽作家李群的对话中，也谈到改编孙犁的《荷花淀》是不得已而为之：

“触电不容易。王好为为把《荷花淀》搬上银幕，先后找了五个人，据说改得不理想。铁凝说我是最佳人选，她就找到我。为此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散文化的叙述语言改成视觉艺术，又把战争完全推到背景上去，确实很难。不过还好，改后王好为很满意。”

铁凝对汪曾祺作品十分推崇，汪曾祺也给予铁凝的小说佳评。

1987年和1989年，铁凝与王好为合作过电影《村路带我回家》和《哦，香雪》。

铁凝对王好为说汪曾祺是最佳人选，此话可谓“精准”矣。

当然，是铁凝推荐了汪曾祺也好，还是王好为自己想到了汪曾祺也好，反正是汪曾祺完成了《荷花淀》电影剧本的改编。

有一天，作家施晓宇和朋友按约定时间去拜访曾祺先生，不料门一开，汪先生一脸不高兴。

后来，汪先生和施晓宇他们说了原由：“一是他压根儿就忘记了昨天答应过我们的预约；二是几天里一直在为改编孙犁的作品苦恼……他从来没有打过仗，更没有到过冀东的水乡。自从答应接下改编的任务后，自己就有点后悔。”“我把自己像产婆一样关在房子里已经一个星期了，今天刚刚有了一点头绪，你们就来敲门了”。

那天，汪先生还兴致勃勃地向施晓宇他们讲了他设计的电影开头——

一枝荷花的特写，定格。然后推出一片荷花。继而从银幕的一角有一个皮肤黧黑、鹭鸶一般精瘦的老头手持竹篙划船而出，慢慢穿过荷花淀。一轮血样的残阳斜挂西天。这时，画外音传来隆隆枪炮声，正面不出现日本鬼子的身影，但营造的氛围足以让观众感觉到敌人正在逼近。画面切换，炮火连天中，满地残荷败叶，鹭鸶一般精瘦的老头手搭阳棚眺望远方，嘴里骂道：“狗日的来了！”

1995年，第4期《电影创作》发表了王好为写的一篇回忆文章。

王好为文中一个有趣的“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允诺改编，并想好影片名《炮火中的荷花》后，忽然一天，汪曾祺给王好为来电话说“不行了，写不了”。王好为登门恳求，汪师母被王好为说动了，却遭到了汪曾祺的嗔怪：“不是讲好推掉吗，你怎么帮她说话？”

1995年4月15日的《作家报》报道了汪曾祺改编《荷花淀》的事，记者谢海阳写道：“老作家汪曾祺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孙犁的名作《荷花淀》已由他改编为剧本《炮火中的荷花》，将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汪曾祺在改编中不仅保持和发挥了小说原有的特色，还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发展和丰富了原作的情节。这部电影没有大的战争场面，而是体现了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普通人民群众平凡而伟大的力量，是一曲民族精神的颂歌。”

不难看出，汪先生对《荷花淀》真是尽心尽力，他是在用自己的笔向抗日战争胜利致敬；并表达对孙犁作品的尊重与喜爱，回报王好为的热忱和信任。

需要补充说一下的是，汪曾祺佩服的现代作家不多，孙犁是其中之一。

而孙犁对汪曾祺也颇为欣赏，他说：“去年读了汪曾祺的一篇《故里三陈》分三个小故事，我很喜欢这样的小说，省时省力，而得到的享受，得到的东西并不少。”

可见，他们二位是惺惺相惜，心心相契也。

2023年上半年，我编辑的《以心会心一一汪曾祺与女作家》被安徽文艺出版社相中，遂发函请求王好为授权同意刊发她的《写在荷花开放之前》一文。

王好为不仅同意转载，还对未能把汪老改编的电影剧本搬上银幕深深遗憾，反复地说，那本子写得真好。

林汝为找汪曾祺，是为了将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改编成电影。

1989年4月2日，汪曾祺在给陆建华的信中说过此事：“林汝为（拍《四世同堂》的导演）要拍《大淖记事》(电影)，说了有一年了。我也不催她，她让我自己改剧本，我没有同意，改编自己的东西，限制性很大。”

大约是1994年上半年，时任《中国检察报》文艺副刊编辑的张国桢与影视编剧史建全一起和汪曾祺商谈改编《岁寒三友》。

谈到最后，张国桢问汪老：您觉得如果要改编您的作品拍故事片，应该选谁执导合适呢？

汪老在烟灰缸里掐灭烟头，带着戏谑地说：请斯皮尔伯格导演合适。

史建全又问：“汪老师您觉得改编哪一篇、怎么来拍才好呢？”

汪曾祺没有迟疑，回答脱口而出：我看不改编最好。

可见，汪曾祺对改编自己的小说是有相当高的追求和标杆的。

回过头来再继续说林汝为吧。

林汝为是大名鼎鼎的影视编导，家喻户晓的《四世同堂》《便衣警察》《苍生》就是她的作品，其中她的词作《重整河山待后生》《少年壮志不言愁》更是传世的影视歌曲，至今演唱不衰。

林汝为对《大淖记事》特别欣赏，她请汪曾祺自己改编《大淖记事》未能如愿，后来竟然自己与老伴一起动手进行改编。

《北京日报》记者金力维曾在一篇报道中写过林汝为改编《大淖记事》的辛酸：“年过六旬，林汝为老两口坚持笔耕不辍，把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改编成电影剧本，却苦无去处，无人问津。她静坐自问：现在流行的悬念我是弄不来了，但我懂什么是好表演、怎么拍出好戏来，为什么就没人信我了呢？”

林汝为的丈夫孟昭文也是一位影视编剧，主要作品有根据叶广苓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采桑子》及《OK·大爱》等；不难想像，他们的改编是一个怎样的付出，怎样的期盼！

他们夫妇如此钟情于电影《大淖记事》的改编与拍摄却未能如愿，真是令人叹息。

2021年6月12日，林汝为逝世。

《汪曾祺别集》的选题策划者李建新2021年6月13日在微信中感叹：

听汪朝老师讲述，导演林汝为非常喜欢《大淖记事》，一直想拍成电影。签下改编合同，到期了还坚持续签，一定要拿在自己手里，以后永远没机会了，遗憾。

汪曾祺小说中搬上银幕的只有《受戒》。

北京电影学院1993年初起至1994年下半年摄制了电影《受戒》。

《受戒》的主要执导者是该院当时八九级的学生吴琼。

在这三位女编导中，吴琼当时是位小字辈，《受戒》只是她的毕业作业，一部初出茅庐的处女作。

为改编《受戒》，吴琼曾与汪曾祺通过电话。

电影《受戒》片头即标明根据汪曾祺同名小说改编，片尾署“北京电影学院出品”，全片长三十分钟，曾于当年暑假后在学院的小剧场放映两次，用于教学观摩。1994年11月，此片参映法国朗格鲁瓦学生电影节。

（本文作者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汪曾祺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