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有本质的不同，西方列强是来要钱的，太平天国是来要命的。
太平天国运动起义发生在1854年，距离清朝和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过去了十二年，当年清政府战败后，“只不过”赔偿了英夷二千一百万两银元，割让了一个“荒无人烟”的香港岛，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与英夷协定关税，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
这些条约对当时的清政府可以说“无关痛痒”，毕竟清朝在当时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赔偿这点东西“无关大局”。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发现原来西洋人来这边不是为了征服这块土地，只是想做生意，这跟自己当年入关情形完全不一样。
不是来征服奴役，清朝就不怎么慌了，不就是做个生意吗，做就是了，还能顺带手多收点关税。
而太平天国就完全不一样了，清朝虽然出身游猎民族，但也读史书，知道洪杨“逆贼”就是秦末的陈胜吴广、汉末的张角、唐末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王小波方腊、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是奔着推翻清朝来的，是来要清朝命的。
一个是来逼着你做生意，一个是来取你命，对清政府而言，孰轻孰重，自然一目了然。
所以，对付太平天国，清朝本着“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的原则，务必要将起义镇压下去。
太平天国起义也暴露出了清朝军制的过时和军队的腐朽，八旗军已经无力消灭太平天国，清政府不得不下放权力，让汉族官员在地方搞团练。
清朝的目的很明确，宁肯冒着地方做大的风险，也要消灭掉洪杨“叛匪”，“防汉”甚于防川的清朝将剿灭起义军作为第一优先级，其他像地方督抚做大、西洋入侵，都让位于“剿匪”。
诚然，地方督抚做大和西方列强的蚕食都会危及清朝的统治，但两权相害取其轻，地方督抚毕竟是清廷任命，清廷仍能驾驭，西方列强用钱可以打发，暂时不用忧虑，只有洪杨起义是心腹之患，必须尽快平定。
在清朝之前，从没有西方列强入侵的案例，站在清廷的角度，也不可能高瞻远瞩看出西方列强入侵的危害性更大，洪杨起义在历史上有前车之鉴，自然把平定它当成头等大事。
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英国和法国又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甚至打进了北京城，把皇家园林圆明园都烧了，但清廷仍旧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英法进行割地赔款，加开通商口岸。
对清廷而言，西方列强是喂不饱的狼，时不时来咬一口，但还不至于让清廷丧命，而太平天国就是饿极了下山的猛虎，随时能要清廷的命。
清廷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剿灭太平天国起义上，甚至英法列强为了保住自己在清朝获取的利益，还帮着清廷攻打太平天国。英法的“仁义”在清廷看来，已经从“英夷”变成“友邦”了。
清廷耗时十四年终于将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元气大伤，但也感到庆幸，居然在这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存活下来，“大清”比大秦、大汉、大唐、大明要“强”太多。
有了这个经验，清廷对待之后的捻军起义、陕甘回乱就更加坚定，攘外必先安内。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和西方和平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清廷的关税收入大幅增加，清廷觉得“因祸得福”，这就给后续的对外政策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指导，清廷以为，列强来华仍不过是请求开关通商，只要满足即可，无需硬拼。
但日本、俄国和西方列强不同，他们是近邻，其目的不只是通商这么简单，他们的野心是占领清朝的土地。
李鸿章倒是看出了日本和俄国与其他列强的不同，打算洋务自强，但甲午海战一败涂地，只能继续割地赔款。
清廷丧失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图谋自强的机会，没能搭上近代化的便车，仍旧停留在封建时代，打不过西方和日本列强。
面对清廷的孱弱，西方和日本列强的胃口一步步变大，但终不能灭掉清朝，一来清朝毕竟是个庞然大物，一口吞不下，二来列强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也有矛盾，他们都不想让任何一国独占清朝，这反而成了清廷的“幸运”。
从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苟活下来的清廷，不反思自身统治的腐朽，反而觉得是祖宗保佑和“友邦”帮忙，对待国民更加苛刻。
待到维新变法兴起，清廷部分权贵甚至发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口号，如此倒行逆施，岂有不亡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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