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由“森”到“木”的晚明江南士人研究

本文刊载于2025年3月1日《解放日报》第6版:读书周刊/书评

江南史研究是中国区域史研究中历史最悠久、成果最丰富的领域。尤其是晚明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引发了众多史学家的思考，对此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学界的热点。此类巨著，多从宏观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史、日常生活史、经济史、出版史、区域社会史做出了多有卓见的研究，这些密如雨林的研究成果为地方士人的个案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关于地方士人的群体和个案研究最能反映晚明江南社会的内在变化，而松江王圻则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类书大家

江南文脉的传承者

王圻，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闵行区）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乙丑科进士，历任江西、山东、四川、云南、湖广、福建等地知县、知州、监察御史、按察使、学政等职。为官二十年，均恪尽职守，勤政廉政。辞官回乡以后，隐居吴淞江畔，一意读书著述。

王圻像卷。书中插图

作者述及，王圻早在楚地做官期间，就开始著书立说以及刊刻各种书籍，《古今考》等稀见古书就借着王圻的刊刻得以流传后世。嘉靖以后，私人刻书日益增多，商业出版空前发达，大多数集中在王圻生活的江南一带。明代胡应麟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而苏州、杭州、南京占其三。晚明江南地区私营出版事业发达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江南汇集了全国主要的私人藏书家，形成了刻书业与藏书业的良性互动关系。许多刻书家都是藏书家，如昆山叶盛菉竹堂、宁波范氏天一阁、太仓王世贞小酉馆、常熟钱谦益绛云楼等，他们因藏书而提倡刻书。江南藏书楼的长足发展、雕刻及善本翻刻业的进步，使学术的交流更为便利（《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王圻学识渊博，藏书极多，为其编纂大型类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一生编刻书籍二十四种，八百余卷，其中特别有价值和影响的是类书《三才图会》与《续文献通考》。

胡道静先生认为“我国古代类书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它们遗留到后世乃至今天，还能在学术研究工作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类书》，上海人民出版社）。明代是我国类书出版的黄金时代，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且又有所发展，有陈跃文的《天中记》、唐顺之的《荆川稗编》、彭大翼的《山堂肆考》、冯琦的《经济类篇》、章璜的《图书编》等。王圻、王思义父子的《三才图会》则是图谱性类书的最重要代表，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十四部。此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共载各类图表6125幅。作者将《三才图会》的出版置于晚明商品经济大繁荣、出版业大发展，即樊树志先生所论“晚明大变局”的背景下进行述评，使读者理解了《三才图会》这种“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图文并茂、简明易懂、实用亲民、接地气的知识普及性书籍越来越被市场所欢迎”，其“内容广辑博引、包罗万象、图文并茂、互为印证”，加上“插图精美，版刻丰富”，堪称中国传统图像文献的集大成者，为儒家士人和市井百姓提供了广泛而易于接受的知识来源。

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典章制度史的编纂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王圻考古研今，编纂类书《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万历十四年（1586年）成书。上接宋嘉定，下讫明万历，不仅在时间上接续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而且在类目上也有创新，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典制专史。相较“通考”，王圻增出“节义”“书院”“氏族”“六书”“道统”“方外”六目。各考之下，又分子目。是书取资广泛，史料价值巨大。作者详述了王圻增加这些目次、子目的考量，以及自乾嘉至近世学者对《续文献通考》的评价，使读者对该书的史料价值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文化传承和知识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圻类书编纂活动是明代上海地区重视实学、文风昌盛的重要表现。熊月之先生在本书序言中也说到“搜集、汇编、刊刻大型文化典籍，是中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某种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既是对以往文化成就的汇集、梳理与总结，也是对以后文化发展的推动与指引”。

兼善天下

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者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传统儒家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均心系社会。晚明江南地区社会的多样性，为士人参与地方事务提供了可施展的空间。地方士人、精英士人热衷于树立自己在地方上的声望，承担起地方事务（《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世紀と中國秩序問題》，東京大学出版社）。作者早年研究时也谈到，明中叶以后，地方士绅们一方面向地方政府提出各种建议，一方面则通过各种方式来行使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许多士绅更身体力行，如对本小区人民进行道德教化和政治管理，建立以济贫为其主要功能的慈善组织，此外还领导小区百姓开荒、赈灾、防洪和治安防范等（《危机时期的士绅与地方：以休宁金声为例》，《安徽史学》2005年1期）。

万历十四年（1586年），王圻辞官回里，隐居松江之滨梅花源，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松江地区的文化、宗族、慈善公益和地方行政事务，在晚明松江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者着重列举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江南大水灾的救灾和万历三十八年的松江府均役改革。尤其是万历三十六年的江南大水灾，王圻不仅上下联络，与应天巡抚周孔教为代表的地方官员通信提出免税之策，联络北京的官员促进这一政策的实施；同时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方案，提出《赈贷群议》，即储蓄、停蠲、赈济、抚恤、平籴、发仓、倡义、煮粥、给粟、权宜十条。同为松江士人的陈继儒撰《煮粥条议》十四条，对其中“煮粥”一条详加阐释。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王圻更关心如何预防灾害发生、从根本上解决灾害问题。他编纂《东吴水利考》十卷，详说太湖地区水利问题，不仅指出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吴淞江等淤塞、水利官员被革等问题，还建言松江一带首先要修治海塘，拆除沿海涂档的填筑，去除捕鱼虾的鱼簖，修整田塍，清理圩号，然后浚治各条河流。这些与他自己的搜集考察密不可分。他还预言，如果这些措施次第举行，即使以后有旱灾、水灾，人力也足以胜之，东南财赋就可得到保证。

地方志的纂修，尤其是府县志的编纂，主要是在官方的赞助下，由地方士人承担，在书写地方史的同时，融入了士人所希望构建的地方社会秩序的想法。冯玉荣认为晚明松江士人自主性比较强，有较大的书写空间，对地方事务多加以评论，表现出评议的倾向（《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例如，崇祯二年，曾为《三才图会》作序的陈继儒以布衣身份参与松江知府方岳贡主持编纂的《松江府志》，并且亲自编写了所有的小序，有意识地将他个人的经世理念、经营地方的想法，加于方志的编纂中。

作者通过以上王圻在松江的生活实践证明：晚明地方士人政治功能并没有因为其文化功能的加强而弱化，他们仍具有巨大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责任，在地方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公共场合维护地方秩序、凝聚地方力量，形成地方舆论不可或缺的力量。“长啸不忘军国事，高怀犹带缙绅忧”，正可谓王圻回松江后继续发挥政治热情的真实写照。

融会贯通

中西文化的传播者

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不仅是异域知识信息和外来学术传入的桥头堡，也是中国文化向朝鲜半岛及日本输出的中转站。明清江南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据点，明末清初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都积极与西方学者互动（《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晚明今上海地区，不仅有“西学会通”第一人的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熊三拔翻译《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王圻、王思义父子所纂的《三才图会》，因涉猎广博，插图丰富，版刻精美，流传久远，影响巨大。书中地理卷已经收录了利玛窦传进来的《山海舆地图》、天文卷收录了《天地仪图》，所附文字试图融汇中西地理知识，述及当时国人很少知悉的地圆知识，说大地与海洋本来就是圆形，全为一球，居于天球之中。

《三才图会》在晚明以后风行于日本、朝鲜，颇受欢迎。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大量整合各地文化和风俗，仿照该书自行编集了数种新的“图会”。日本寺岛良安仿照王圻此书，使用古代汉语编纂《和汉三才图会》一书，将中国和日本本土的知识融汇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在日本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梅源记贤：王圻传》依托于《王圻全集》项目组的精审与专业，插页所载多幅稀见的国内外公藏机构如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和国会图书馆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王圻著述的高清书影、绘画作品。这些精美的插页不仅让读者眼前一亮，带来直观的审美效果，更好地呈现出王圻这位华漕先贤生平交游、学术思想反映的明代上海地区出版文化和典章制度，而且也是《三才图会》向朝鲜半岛及日本输出的明证，同时充分体现了政府重视、学者参与这种集体项目的资源优势。

《梅源记贤：王圻传》叶舟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邹逸麟先生说过：“学术大厦本来是一代人一代人累积起来的。我们这代人研究的内容、水平和一些观点、想法，不论其价值如何，客观上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学术背景”（《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实证史学向往和提倡的是以小见大的研究境界，由小问题引发出对大问题的全局性认识，而且这种方法是必须建立在广泛的阅读史料、博通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的。《梅源记贤：王圻传》正是作者在邹逸麟、王振忠等学者的指导下，默默耕耘，将其20年来在明清江南史研究成果的森林中汲取的营养，浇灌到晚明吴淞江畔王圻这棵大树上结出的硕果，将王圻的政治作为、学术成就置于明代政治环境变化、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上海地区学风嬗变、世家大族社会网络的相互作用中进行考察，从而对王圻的学术旨趣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与把握。

从朱东润先生的《陈子龙及其时代》，到徐阶、徐光启、董其昌、陈继儒、何良俊、黄体仁、宋懋澄、程嘉燧、施绍莘等人，关于晚明今上海地区士人的年谱、传记以及新编“诗、文（全）集”层出不穷。《梅源记贤：王圻传》亦给今天上海地区的江南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能，通过上海文化史中的王圻来领略传统文脉、江南风情和海派特色。通过一代一代学人的执着与勤奋，进入21世纪，江南史研究尤其是明清江南史研究依然可以能成为学术界的“显学”。

（高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部副研究馆员、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