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人

文/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主编）

（编者按：陈垣校长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达45年，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史，深爱了91年自己的祖国，结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国史里面动人的篇章。
既是“国宝”，当走出北师大，其智慧之光为全体国民共享。陈垣图书馆（江门市蓬江区图书馆）整理陈垣校长各类资料，委托梅明顾问作公益发布，以方便学术研究，推动教育进步。）

[摘要]本文对陈垣先生在明清天主教史的成就与贡献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认为，陈垣先生是明清天主教史文献学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他开启了以中文文献为核心的研究路径，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在这个研究领域以外文文献为主、以国外学者研究为主的格局。他开启了最早的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文献目录编制，开启了最早的明清西学汉籍文献研究的整理。他确立的中国基督宗教史现代学术立场，至今具有指导性意义。

[关键词]陈垣;天主教史;文献学

陈垣先生是近代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开拓者。陈垣先生自幼好学，十三四岁时，就开始读《四库全书提要》，为他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打下基础。年轻时他最初的现代教育是在美国教会所办的博济医学学校完成的。在此期间他就和教会方面有所联系，担任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巍暢茂（Antoniu Fourquet ,1872-1952）所主办的《震旦日报》工作，后在北京期间结识马相伯和英敛之，将其引入了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纵观陈垣的基督宗教研究，他所用力最大、着墨最多的是关于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史文献收集与研究。

一、陈垣先生是明清之际天主教文献整理的奠基人

陈垣先生对明清天主教文献的整理有着很远的学术眼光。他曾专程到上海看望马相伯，并到徐家汇藏书楼访书，事后说“在徐家汇藏书楼阅书四日，颇有所获。明末清初名著，存者不少，恨无暇晷遍读之也”。

他始终关注这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1918年在《重刻铎书序》中他已经提到庞迪我的《七克》、高一志的《齐家西学》、《童幼教育》、艾儒略的《滌罪正规》、罗雅谷的《哀矜行诠》等书。1919年在，《重刊灵言蠡勺序》中提到在《守山阁》、《指海》澄丛书中和《四库全书》中收有《畸人十篇》、《西学凡》、《交友论》、《天主实义》、《辩学遗牍》、《七克》，他提到毕方济的《睡答》与《画答》这两本书仍未见到。

陈垣先生不仅仅是收集文献，而且也对文献有所辨析，如在《重刊辩学遗牍序》中他就认为，书中编的利玛窦复祩宏和尚书并非利玛窦所作，他认为此文“必教中一名士所作”这里显示出他敏锐的眼光和学术功力。而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这篇文献并没有写作时间，陈垣先生根据文中所写的叶向高称为谥文忠以及李之藻、吴宗达卒日，推断出此文应写于崇祯三年秋冬之间，从而明确了这篇文献一个重要问题。在读利玛窦《交友论》时，根据王肯堂改校本和利玛窦原本，认为“王所改未必优，利原本未必劣”，指出《四库全书提要》所说《交友论》是士大夫润色“实不足据”。

在谈到这批文献的整理时，他认为应该继承李之藻的事业，把《天学初函》继续出版下去，在给英敛之的信中说：

顷言翻刻旧籍事，与其请人膳抄，毋宁迳将要籍借出影印。假定接续天学初函理编为天学二函，三函┈分期出版，此事想非难办。细想一遍，总胜于抄，抄而又校，校而付排印，又再校，未免太费力；故拟仿涵芬楼新出四部从刊格式，先将《超性学要》（21册）影印，即名为天学二函，并选其他佳作为三函，有余力并复影初函，如此所费不多，事轻而易举，无膳校之劳，有流通之效，宜若可为也。乞函商相老从速图之。此事倘性行之于数年前，今已蔚为大观矣。

他不仅整理和出版了入华传教士的著作，如《辩学遗牍》、《灵言蠡勺》、《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利玛窦行迹》等，而且在教外典籍中发现许多重要的文献，他所写下的《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泾阳王徵传》、《休宁金声传》、《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华亭许缵曾传》、《汤若望与木陈忞》等一系列论文不仅在学术上大大加深了天主教入华传教史的研究，在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上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为此，他曾肆力搜集有关史料，并计划仿《开元释教目录》及《经义考》、《小学考》体制而为《乾嘉基督教录》，为中国天主教的文献作一次全面的清理，也为《四库全书总目》补阙拾遗。

这一计划最终仅完成了一部分，即附刊在《基督教录入华史略》后的《明清间教土译述目录》，这个目录虽然限于当时的条件只收集了有关天主教士的教理和宗教史的部分，尚未更多收集到天文、历算、地理、艺术等方面的传教士重要的著述，但在徐宗泽《明清间耶苏会土译著提要》及罗马梵蒂岗教廷及巴黎图书馆公布珍藏目录之前，他的这份目录是当时搜集天主教文献最多的一个目录，其中未刊本较多于已刊，由此可见其搜访之勤。

为收集、调查天主教文献，他遍访国内公私收藏，并远足日本。正是在马、英、陈三人的努力下，民国初年在这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出版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天学初函》以外，他们发现并开始抄录和整理了：《名理探》，《圣经直解》，《利先生行迹》，《天学举要》，《真主灵性理证》，《灵魂道体说》，《铎书》，《天教明辩》，《正教奉褒》，《圣教史略》，《寰宇诠》，《圣梦歌》，《主制群徵》，《幼童教育》，《超性学要》，《王觉斯赠汤若望诗翰》，《教要序论》，《鐸书》、《代疑论》，天释明辩》，《豁疑论》，《辟妄》，《代疑编》，《代疑续编》，《答客问》，《天教蒙引》，《拯世略说》，《轻世金书直解》，《古新经》，《三山论说》，《遵主圣范》、《康熙朝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他对收集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文献一直十分关注。他以下研究著作去定了他的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奠基人的地位。

陈垣有关中国基督教史论著、序跋编年

1943年，叶德禄编辑出版了《民元以来天主教史论丛》，其中收录陈垣的文章就16篇之多，占全书的80%。

二、陈垣先生开启了以中文文献研究为主的研究路径

长期以来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以西方学者为主，但陈垣确立足中文文献研究中国基督教史，从而形成他的重要学术的特色。《元也里可温考》横空出世，这是近代以来第一篇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论文。当时伯希和的著作《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首次在国际学术界指出元代基督教的存在，他认为“这种十三四世纪的东亚基督教，大致可以说不是汉人之基督教，而为阿兰人、突厥人之基督教，或者还有少数真正的蒙古人信仰此教。”伯希和的研究仅在陈垣先生前3年发表，但当时并未译成中文，1934年冯承钧才在出版。《元也里可温考》是陈先生宗教史的开篇之作，也是他整个学术研究的处女作，其成功之处在于对中文文献的使用，如他所说：

此编宗旨，固在专以汉文资料证明元代基督教历史也。”他主要用了《元典章》这份文献，在广州是他就读到这份文献，十分感兴趣，认为“假读句日，恨未能致也。”这本书六百年来，此书传本极少，《四库》既以方言俗语故，摈而不录，陈垣先生认为“元典章本当代官书，自世祖至英宗，分吏、户、礼、兵、型、工各门，以类编次，足补元史所未备。乃纪呁则议其兼杂方言俗语，体例瞀乱，屏而不录，魏源则讥其钞集案牍，出于胥吏之手，不经馆阁。

他反其道而行之，将《元典章》、《通制条格》这一类看似杂言俗语的书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从而开启历史文献研究的新领域，“受到研究者愈来愈多的重视，不仅为也里可温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而且也为整个元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陈垣先生广阅中文文献的能力在《汤若望与木陈忞》研究中表现的最为典型，他充分利用在担任故宫博物院委员会理事的机会，在他看到了收入雍正正实录和圣训中的四通关于佛教的谕旨后，又多方找到散落在一座寺庙中的木陈忞的《北游集》。加之，此时杨丙辰又将魏特所写的《汤若望传》翻译成中文，从而促成他写下这篇比较宗教学的论文。细读此文可发现他引证文献之广。这包括了《天童寺志》、《玉林年谱》、《憨璞语录》、《青琱杂记》、《董小宛考》、《御制行状》、《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待香记略》、《御制董后行状》、《辩天说》、《原道辟邪说》、《城南海会寺记》、《续指月録》、《五灯全书》、《茆溪语录》、《日知录》、《梵纲经》、《孟子》、《西堂集》、《西堂杂俎》在内的各种文献，从正史到儒家著作，佛教典籍，禅学文集、和尚语录、诗文话本等，文献之杂多令人惊叹。为做好这篇文章，他后来又寻到康熙年间的《茆溪语录》，嘉兴藏本《弘觉语录》、嘉兴藏及龙藏本《憨璞语录》，又写了《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出家》两篇文章加以补充。

这些研究成果证明了他对中国天主教史文献的开拓并具有史学之新意。

如果从中国天主教研究史来看，甚至从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史来看，陈垣先生这一研究不仅开启了中国天主教史研究，而且也开创了与国外学者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尤其是在传教学内的研究完全不同的路向，即中国天主教史不再仅仅是传教士在华的活动的历史，而且是作为元明清史的历史，作为中华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吸收、融通的历史。他的《元也里可温》的学术意义在于，正象中华文明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一样，中华文明也同时与基督教文明有着长期的互动、融通的历史。他的这个研究方向直接影响了方豪，并一直成为当代中国学者所努力的方向。

三、陈垣先生确立中国基督宗教史文献研究的基本原则

（一）确立了基督宗教入华史研究的现代学术立场

首先，陈垣先生首次确定基督教入华研究的历史分期，从总体上厘清了中国基督宗教发展的历史轨迹。

陈垣先生的对基督宗教入华史研究的这一贡献应该将其放在当时的基督宗教入华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加以评价。在陈垣以前，当时在中国出版的天主教入华史主要是西文著作，代表性的就是高攀龙（Auｇ.Ｍ.Colombel，S.J.1833-1900)五卷本的《江南传教史》这是本法文著作，当时并未中文出版。在当时，中文出版的中国天主教史著作只有两本，其中一本就是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1837--1905年）的《燕京开教略》，1905年出版，樊国梁是北京主教，法国神父。此书是由法文版翻译成中文，全书三篇，上篇是从圣多默到印度传教，唐代景教传入中国，元代方济各会来华，柏朗嘉宾来华，孟高维诺来北京传教。中篇从耶稣会利玛窦入华到耶稣会解散，从晚明到清中后期，遣使会接管北京教区。第三篇从1754年一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90年），对晚清教案多有记载，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因为在义和团围攻北堂时，樊国梁就在里面。这本书谈不上使用中文材料，即便是对明清之际耶稣会的记载，也多是引用西文材料。从体例上，这是按照历史年代来记述的，虽然书名为“北京史略”，但实际上这本书是一个中国天主教通史。这也是第一部中文本的中国天主教通史。作为传教士，樊国梁的文化立场在书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樊国梁在著作序言中说：

宣传正教乃余本职，故于累朝圣教行使止泥之迹搜辑尤详。俾余同志之士来华传教者有所遵循，又知传教之不易，而鼓励其志勇，庶中国终有圣教昌明之日。

另一本在陈垣前出版的中国天主教史著作是由黄伯禄（1830-1901）所写的《正教奉褒》，该书1883年出版，1894年上海慈母堂出版第二版。这本书在体例上不是通史或断代史的写法，它关注的历史事件。将历史上有关天主教的各种记载，无论是官方文书，还是碑刻，无论是中文还是西文，只要关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事实，将其整理或者翻译收入其中，文献是能收尽收，史料价值较大。这部书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谈不上是一本历史性研究著作，而且其中文献的选择虽然参考价值，但因为是教内出版物，宗教立场鲜明，史料有些也尚待佐证。

第三、四本是肖静山写的《圣教史略》和《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圣教史略》1906河间府胜世堂排印，直隸东南主教马遵，以后这本书多次再版，有1913年，1914年，1932年等多个版本，该书三卷本从基督教起源说起，第二卷分上中下三册，进入明末利玛窦入华，到1901年庚子赔款结束。此书完全是教内出版物，尚谈不上是学术著作，而且在历史编年上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混编在一起，把中国史纳入到基督教历史之中。此书对基督宗教入华历史没有一个清晰地历史线索。《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是由《圣教史略》改编而来，因为在1931年出版，在陈垣研究基督教历史之后，这里不做讨论。

这几部作品尽管也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尤其是《正教奉褒》，提供一些基础性史料。但三者均为教内人士。樊国梁是法国神父，北京主教，其文化立场显然是西方教会立场。书中基本不涉及中文文献。《燕京开教略》的文献价值不大，而且错误较多，陈垣多次纠正其文中问题，例如，1937年曾写《燕京开教略画象正误》等。肖静山的《圣教史略》庞杂，只是在第二册涉及到基督宗教入华史，但历史线索也杂乱。黄伯禄自幼入教，在教会接受教育，护教立场自然十分明确，如他所说“教士以劝人昭事真主、崇奉正教为己任，虽万死一生，总不瞻顾逡巡，畏葸中止，每读教中史册，历代同然，不禁为之黯然神伤，而景慕我教士之蒙难愈贞也。”值得注意的是黄伯禄是中国神父，自己也勤于写作，这样《正教奉褒》中提供了一些中文历史文献，在文化倾向上则试图希望通过史料说明中国天主教已经是中国的宗教，而不是洋教。当然这样的文化倾向只是暗含在文献的梳理中，这是《正教奉褒》不同于《燕京开教录》的地方。但以上几本书都是从护教立场出发，而不是严格的现代学术立场。

陈垣先生从事中国天主教史写作时，基督新教入华已经多年，但从伟烈亚力的《1867年以前来华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新教的来华传教士很少写关于中国教会历史的著作，他们的出版物，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主要布道著作，或者介绍西方宗教文化的书。

陈垣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第一个展开基督教入华史的中国学者，1917-1919年，3年间他发表了关于基督宗教的论文13篇之多。将其称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创者，乃至中国宗教史的开创者是当之为无愧的。

陈垣最早提出基督教入华分期说。1924年在华北第十六次大学夏令会上他发表了《基督教入华史》的讲演稿，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中国基督教史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唐朝景教，第二个时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个时期是明朝的天主教，第四个时期是清朝以后的耶稣教。在当时学水界尚无关于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也没有通史性的著作。当时教会方面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书，认为圣多默在汉代以前就来到中国，但陈垣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他对当时唯一用中文出版的《燕京开教略》的历史分期提出批评。所以，陈垣先生“这种分期，四个时期特点明显，明晰地勾画了基督教入华历史的基本轮廓，这对研究基督教史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至今仍为学界所认同。”

陈垣1924年所写的《基督教入华史略》和1930年《基督教入华史》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第一次对基督教入华史做整体研究和概括分析的论文，即便今天看起来较为简略，但确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这两文章奠基了他在基督教入华史研究上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在于他是当时中国第一个站在客观的学术立场，开启了宗教学的现代学术性的先河，他再不是从护教的立场展开基督宗教入华史研究，因此，在看待明清之际这批西学汉籍时，完全是从一个学术立场发的。这是他与他以前的那些研究中国天主教史著作的根本区别。在《燕京开教略》中樊国梁说“后汉马援征交趾时，基督教已入中国”，又有“三国时关云长奉基督教之说”陈垣认为“此种说法，太无根据，吾人不能相信”就是在陈垣以后的基督教入华史研究中，也有相当多的是站在宗教立场中展开的研究，而陈垣则是完成了现代宗教学的建立，刘贤在其论文中对陈垣这种在历史大变革中所完成的宗教研究的转变给予了很好的分析。她认为陈垣在宗教学上：

其开拓意义不仅在于领域的拓荒，更在于研究态度和方法的现代性转变。陈垣宗教研究的现代性体现在对客观性的重视以及对信仰外宗教的平等与尊重。结合中西宗教学术史背景，可以发现陈垣代表着中国宗教研究三方面的现代转变：其一，视角上，从教内信徒宣教式的宗教研究转向兼具教外视野的、客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宗教研究；其二，方法上，从护教性的‘神学’式宗教研究转向描述性的 ‘史学’式宗教研究；其三，态度上，从区分优劣差等的不平等的宗教研究转向平等的宗教研究。

黄一农先生认为陈垣在天主教史研究上有扬教心态，这主要是指陈垣在如何看待晚明金声是否有天主教信仰一事的研究上，即他的《休宁金声传》一文。从黄一农的研究分析来看，其研究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是合理的。陈垣在金声是否信教问题上的结论应该修正。但如何看待陈垣此次研究之误仍待讨论，陈垣此处之误是学术之误还是因个人信仰的扬教心态而有意为之，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之误。前者是在学术研究中常有之事，几乎所有学者无能避免，后学给予纠正是完全正确的。后者涉及到其研究者是现代学术立场的客观研究，还是护教立场的主观性研究。

陈垣的《休宁金声传》一文最早发表于1918底或1919年初，首次公开发表于1927年1月。他的《华亭许缵曾传》成于1927年4月。陈垣在《华亭许缵曾传》中通过具体分析《宝纶堂》这份文献得出许缵曾并非教内所说，纠正了以往教内的流传。显然，这是一个站在现代学术立场上分析的结论。两篇文章的发表时间相差只有3个月，一个人的研究立场在3个月内突然就从护教的研究立场转变为客观学术的研究立场，这是不可能。应该承认陈垣在《华亭许缵曾传》中的失误是学术之误，而非护教立场的扬教心态所造成的错误。从《元也里可温》一文开始，陈垣已经同樊国梁所代表的那种宣教式的宗教研究有了根本性的区别，中国的宗教研究由他开始转变为客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宗教研究。

《元也里可温教考》后他又写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祅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这几篇论文被学术界称为“古教四考”以及以后又写了关于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著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对基督教入华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是由这种研究的基本学术立场所决定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陈垣先生是 20 世纪我国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在这方面的许多论著，迄今仍是这门学科研究者必读的著作，具有指导意义，”确立了基督宗教入华史研究的现代学术立场，成为我们展开中国天主教史文献研究的出发点。

（二）开启中国天主教史目录学研究

1919 年，陈垣在《万松野人〈言善录〉跋》中说: “丁巳( 1917) 春，居京师，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搜求明季基督教遗籍益亟，更拟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之例，为《乾隆基督教录》，以补《四库总目》之阙。”整理出一份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史的文献目录一直是陈垣的学术理想之一。

1942年1月10日，他在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发表了《国籍司铎之新园地》讲演。在演讲中，陈垣通过比较天主教与府佛教、道教的比较，认为“公教汉文译著过少，而留存教外著作中之史料尤少。”“普通书目，不载公教书; 普通论文索引，不载公教杂志论文。”但佛教文献已经进入中国历史研究之中，文献都有记载，也有专题的目录，例如《隋志》的四部之外，附有道经、佛经，而且有目录。为此他很感叹的说：“佛教有《开元释教录》一书。卅年前，余发愿撰《乾隆基督教录》，曾与英敛之先生借阅公教诸书，终因材料太少，久未著成。”

由此，他1927年在《基督教入华史》一文后做出了一份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著作目录。这个目录在中国天主教史文献学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特抄录如下：

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

只录说教之部，其天文历算地理艺术之部从略

（一）现有刊本通行者

（二）现无刊本通行者

（附录）

这个目录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目录中所提到的“现有刊本通行者”均为当时陈垣过眼的书目，但有些文献至今仍未见到，尽管笔者在欧洲各国寻找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但陈垣先生在几十年前所列出的书目，我们至今仍未找到。例如：

朱宗元的《轻世金书直解》；尚无作者文献有：《圣教浅说》、《家学浅论》、《婚配训言》、沈若瑟的《易简祷艺》、林德瑶的《照永神镜》。在《现无刊本通行者》是陈垣所知的书目，但并未见过。在这个目录中，也提供了一些至今尚未见到的重要文献：

教士的著述有：耶稣会士陆思默的《億说》、叶宗贤的《宗元直指》、陆丕诚的《徐启元先生行实》、方壎的《息妄类言》、教友徐依纳爵的《归真集》、欧加略的《人类真安》。

信徒的文献有：福建黄鸣乔的《天学传概》、教义施鉴仪《指迷小引》、周志的《身心四要》、沈宗彦的《天主精义》、教友徐慕义《祭祖答问》、郁荪《艇灯闲论》、言善录《神慰奇编》。

尚无作者的文献有：无作者的《易经本旨》、《诠真指妄》、《钦命传教约述》、《瞻礼日铎》、《性学醒迷》、《性理参证》、《用夏解》、《天学杂谈》、《经书精蕴》。

国外的文献有：高丽国教友奏明教友致命被难《东国教友上教皇书》

官方的文献有：《御史黄恩彤奏请删禁天主教之条文》

陈垣列出这些文献，说明他阅读之广，同时这个目录也是他对继续收集这批明清之际西学汉籍文献的一个期望，列出书目，希望学术界加以收集。应该说，陈垣先生所提出的象“开元释教录”那样整理出一个中国你基督教史文献目录，至今仍是中国学术界尚未完成的任务。

（三）开拓出教外文献研究的新领域

关于明清之际的天主教文献主要是传教士所写的汉文西书，但同时在中国的官方文献、民间文献中也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天主教史的历史文献。陈垣先生是最早关注这列文献，并给予专门研究的学者。他在《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文逐一列出从教外文献展开研究天主教史的价值，所列理由，条条可立，皆有事例可证。其一，教外典籍可补教史之不足，教内文献重传教士及其著作，而教外典籍则有中国修士之事迹，例如钟鸣仁、钟鸣礼兄弟。而在故宫文献查到的《雍正十年广东省城天主堂调查表》，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二，可正教史之偶误，例证之一，就是他读到许纘曾的《宝纶堂》原稿，知其纳妾，并非信教，而柏应理的《许太夫人传》说其是教徒，显然不实。其三，可与教史相参证。在教内文献不著真名，只有洗名，这样教外典籍可与真名，例如清简亲王德沛，就是教内文献中的宗室若瑟。其四，可见疑忌者之心理。通过研读梅文鼎、全祖望的诗句，可以看出明清间文人对天主教的猜疑之心。陈垣在此文中从他在故宫懋勤殿发现的宫中的多份新的文献，从《南宫署牍》，从清军机处档案，从奉教文人的教外文集等多种教外文献来证明明清间天主教史的各个历史事实。

通过这篇文章，陈垣指出了展开明清间教会史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献收集的重要领域在教外的汉文文献之中。他1918年所写的《浙西李之藻传》是我国近代以来天主教人物研究第一篇，也是充分利用教外汉文资料的典范之作。这篇传记不仅仅叙述介绍了李之藻的主要作品，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传记，也提供了很多历史的细节，李之藻重病时利玛窦亲自护理，病痊愈后，李之藻感到生命再生，遂加入天主教。利玛窦去世后，他和庞迪我一起办理利玛窦的丧事，返家后用自己家中房子提供传教士，使天主教在浙江开教，杨廷筠弃妾入教，徐光启、李之藻上奏疏请澳门葡萄牙炮队来京等。这些历史事实为方豪后的《李之藻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线索。

陈垣所开辟的这个学术方向至今仍待学术界努力。

总之，清末民初以来，陈垣先生是明清之际天主教文献整理的奠基之人，他所开启中文文献研究为主的研究路径，所确立中国基督宗教史文献研究的基本原则，至今启迪着当代学界。

从陈垣先生以上的研究说明，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起家于中文文献，并且是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的历程中成为新的学术典范，在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基督宗教史并不是作为“西学”，而是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展开的。陈垣研究起步于中国基督宗教史，他不仅仅开拓出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史研究这个新的领域，而且使宗教史研究、基督宗教史研究成为新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说：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弊，亦其知见狭隘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学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整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近新会援庵先生之著述始。

作者简介

张西平现为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国际汉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学院首席专家。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

2019年由西班牙外交部，代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授予张西平教授西班牙国民成就十字勋章，2021年被意大利外交部，代表意大利总统授予意大利之星指挥官勋章。

研究领域主要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主要研究领域。先后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梵蒂冈图书馆藏明天主教文献整理研究》（2014年）、《17-18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2022年）等项目。

代表著作：《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中国文、英文、俄文版）、《欧洲早期汉学史》、《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导论》（中文、英文版）、《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英、法、西、葡、德等文）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