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侦察员半夜摸进伪警署，突然遇到几个胆大包天的小偷

1938年，日寇侵占了通东的最大市镇吕四镇。鬼子把吕四镇建成了一个大据点，原来的大街小巷全被封锁。三里多长的南北街和一里多的东西街上，排列着百十个木栅门，镇子周围挖了五米深十米宽的壕沟，老百姓进出镇，只能从镇子四个门的吊桥进出。二十多个鬼子驻扎在镇的南门，七层高的炮楼高高耸立着，日夜监视着全镇的动静。鬼子驻地旁边驻扎着一个排的市警团。 在中街偏西处，驻着清乡队一个分队。中心十字街，则驻着伪区署、税所等一堆伪机关。有这样严密的防范，吕四镇的百十个伪军警察伪职人员，却怕听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孙启祥”！

孙启祥虽然名头很响，却还不到二十岁的年纪。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的母亲带着他哥哥和他艰难度日，将他兄弟二人抚养长大。1943年底，孙启祥参加了抗日工作，在随后的一年里，他曾配合区队、或者自己单独带领乡里民兵，先后打垮了伪区署、伪警署、伪镇公所。

火烧伪警署

1944年4月，吕四区西湾乡被吕四伪区署抓去十几个人，中间有几个是民兵，当时区里交下一个任务：要孙启祥査明这些人的关押地点，并相机营救。

孙启祥经过了三四天的侦查后，打听到十几个人都关在伪区署牢里，夜里只有几个看守。当天夜里，孙启祥和区队战士姚德修等四个人一同前去，由孙启祥负责指挥。漆黑的夜空看不到一点星光，伸手不见五指，天下着毛毛细雨，一路上滑滑倒倒地到了吕四镇。孙启祥先和姚德修用铁条一道道撬开木栅门，一连撬到第五道门才摸到了伪警察署附近。

他蹑手蹑脚别开木栅门上的铁锁，对着伪警署暗中观察：只见伪警署的大门紧紧关闭，也没有发现岗哨。他心中有些纳闷，于是先让三个区队战士去周边警戒，身边只留下姚德修，两人继续观察。突然，从对面的草屋里钻出一条黑影走到屋后小便，扭头向他们隐藏的位置看了几下，随即又钻进了屋里。接着那草房里接二连三走出来几个黑影，对着他们这边走了过来。不好，要暴露！先下手为强！姚徳修端起上了刺刀的钢枪就冲了出去，这几个人被吓了一大跳，连连后退了几步。姚德修用刺刀逼住他们一审问，原来这是几个胆大包天的小偷，刚才一个出来小便的时候发现了他俩，还以为是“同道朋友”，想出来黑吃黑捞个现成。姚德修、孙启祥他俩听了又好气又好笑，问了问伪警署里面情况，把他们赶回到草房里，孙启祥顺手把刚才木栅上撬下来的锁，把门从外面反锁上。

他们轻手轻脚地贴近伪警署大门，从门缝里往里面一张望，只见房间里面两排对面放了四张床，床前亮着两盏昏暗的油灯，床上的人睡得正香，鼾声如雷、此起彼伏。孙启祥一手搭上姚德修肩上，姚德修手用力往上一托、孙启祥两手攀住木栅子，攀上了一人多高的木栅门跳了进去，木栅门“哗啦哗啦”的响声引得街上野狗狂吠起来。

他踮着脚尖往里走，这时床上一个家伙翻了一个身，迷迷糊糊地问道：“外面的狗在咬什么？”孙启祥打着哈欠，装着一副刚睡醒的语气说：“我出去解个手，看看啥情况？”床上的人翻了个身，随即又响起了呼噜声。

孙启祥慢慢靠近床边，上去一把揪住了头发，冰冷的匕首贴在他的脖子上，低声喝道：“不许出声，不然捅死你！枪放在哪里？被你们绑来的人在哪里？ ”那个人吓得浑身筛糠似的发抖，连声说道：“是！是！”，根据他的交代，他们是伙伕，这里没人看守，也没有枪。这几天风声紧，伪警署的伪警已搬去和鬼子一起去住了。被绑架的人也被关押到了鬼子警备队，他又把另外三个睡得死猪样的伙伕拍醒一问，情况交代的一致。

他让姚德修看住他们几个后，紧接着穿过二道天井进到伪区署的办公室，从身上摸出火柴，点亮桌子上的半根蜡烛。他拉开几张办公桌的抽屉，找出里面的文件放进随身的袋子里，把余下的一堆账簿放在地上用蜡烛点燃，看着火越烧越旺。他正要离开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在屋里转了一阵，顺手拿了两张伪区署的太师椅。和姚德修两人刚出来，鬼子警备队已发觉这边着火，大呼小叫地跑过来救火。

他俩撒腿就跑，姚德修一边跑一边看见他还拿着两张椅子，还以为他想发洋财，劝他赶紧扔了。孙启祥说道：“我借了老乡两根铁条撬木栅门用，刚才弄丢了，我看这二张椅子不错，正好赔给他！”姚徳修哈哈笑着说：“你还真跟刚才那几个人是同道啊？讲究不走空，来！我替你拿一张。”他俩跑出去和警戒的战士们会合后，一行人黯然返回了驻地。

赤手夺短枪

五月初， 孙启祥听说吕四伪镇长范克功有一把盒子枪，就想给他搞过来，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这天，恰巧抓了一个替日伪政权收伪捐的伪协进会主任，孙启祥把这家伙身上的伪条戳、图记，税单收据和身上的万把块伪币搜了出来，装到随身的包里，大摇大摆的往镇上走去。路上迎面碰上了两批下乡抓丁的伪军，他把包里的收据掏出来一亮，说声：“协进会的征收员”，伪军顿时客客气气地放他过去了。他来到镇上，踱进了北街上的伪镇公所，范克功听说是乡里来送钱的“征收员”，连忙敬茶敬烟十分客气，还关心地询问乡里情形。他这一问不打紧，只见“征收员”滔滔不绝地向他倒起了苦水：“说新四军没有吧，一来就有一千多人；说有吧？有时几个月也没啥动静；下乡时候碰上新四军就可能小命不保，干我这差事，真是脑袋别在腰带里。”

到了晌午，范克功叫了两个菜请“征收员”吃午饭。“征收员”一边吃饭，一边四下观察，伪镇公所有两条长枪，勤务兵身上的则是两件套，分别是一支盒子枪，一支撸子。中饭后范克功又陪“征收员” 一同到伪清乡队刘中队长那里乱吹了半天，又回到镇公所。范克功也叹起气来说：“不要说乡下难收，连镇上也有难缠户。” “征收员”顺口问：“镇上哪几家难缠户？镇上怕什么，镇上是我们的地盘，不行就派勤务兵武装征收。”范克功点点头说：“嗯！过三五天内再不交，就派勤务兵去武装征收！ ”“征收员” 听后暗暗记在心里。茶足饭饱，他跟范克功告辞回到了乡里。

回来后，他把情况向乡里进行了汇报，经过商议定下了方案。第二天清晨，他带上曹士元和孙国华两个侦察员直奔吕四镇。他们只有一支手枪，交给了曹士元戴在身上，孙启祥则把一把匕首绑到了腿上。到了镇子边上，他安排他们两个先隐蔽起来，他独自一个人进去看看动静。

他走到东北门同仁泰公司东的早市上，只见人群熙熙攘攘人，走在他前面的是个老汉，手里捧着六七个筛子，孙启祥便上前搭讪，要帮老汉拿二个筛子。老汉求之不得，两人一边走一边聊上了，老汉道：“现如今年景不好，近来牲口发摇头瘟（脑膜炎）；去庙里拜拜菩萨，求个太平。”

孙启祥正和老汉搭讪快走到一座桥的时候，抬头看见对面过来一队穿黄皮的鬼子。他刚走上桥和鬼子擦肩而过，后面过来了几个推着板车的伪军。这伙伪军一见孙启祥，便喝着：“太君要车子送到大闸去，过来推车！”他听了站在路边，又一个鬼子军官过来了，鬼子军官看他站在路边，扭头向翻译“呜噜呜噜”问了几句，翻译说：“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孙启祥说了乡里‘摇头瘟’闹得凶，买点香烛上庙里拜菩萨，这里几位老总要拉我去推车”。那鬼子军官一听说去拜菩萨，连说：“吆西，吆西，去！去！”

等鬼子走远，他赶紧把筛子还给老汉快步离开。来到北横街板桥头的时候，就见前面十几米处，范克功的勤务兵背着一支盒子枪正一步三晃地朝前走。

他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跳了起来，紧紧尾随在这家伙身后。从板桥下去，朝南转过一个弯，这家伙钻进了一家杂货店。孙启祥也跟随走进杂货店，那家伙却进了内室，他一边翻看着货物跟老板娘讨价还价，一边偷偷观察里屋的动静。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那家伙依然没有出来。那个老板娘看他只问不买，有些不耐烦地骂起来：“入娘咯！你莫不是是来戏耍老娘的吧？ ”正在这时， 里面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学徒模样的人，嘴里嘟囔着：“兵痞子又睡着了！ ”孙启祥一听，便不再跟老板娘打嘴巴官司，买了一副香烛元宝后，走到东面两间门面处一个小庙里，规规矩矩地烧香叩头。

从庙里出来后他一溜烟奔出了镇，跟曹士元他俩一五一十说了镇上的情况，曹士元一听说人在板桥下的杂货店，他说：“那就是范克功的店！”孙国华也说：“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去吧！”

三个人一路走过去。孙启祥让孙国华扮成玉米贩子在杂货店隔壁粮行监视南边鬼子的动静；安排曹士元在杂货店柜台上拖住老板娘，自己进里屋动手。

孙启祥把一只草帽低低扣在头上，进了杂货店后穿堂而入。里间是间会客厅，会客厅后面是一个小天井。见他进来，一个学徒模样的半大孩子问他找谁？他嘴里咕噜了一句,学徒没听清，以为他是来找镇长，也不以为意，照例敬烟奉茶。那学徒来敬了茶烟后退了出去，孙启祥坐在会客厅的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向天井瞟去，只见对着东屋的藤椅上，正袒胸露腹地仰天睡着那个汉子，盒子枪正摆在他的肚皮上，小手指扣在枪柄的铁圈上。孙启祥站起来，转到门口侧耳听了一下，曹士元在外间和老板娘聊得正欢。他快步走到那家伙身边，一把抓住盒子枪把枪带从他脖子下一抽，把枪夺到了手里。随即退后了三四步，把保险打开对着那家伙，低声喝道：“想活命就别出声，跟我走！ ”那家伙睡得五迷三道，枪突然被夺去，睁眼一看顿时吓得目瞪口呆，连声说道：“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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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这家伙走在头里，他落后三四步紧跟在后面。当走到里间门口时，这家伙的一只手悄悄摸索着到了腰间，曹士元眼明手快，一个箭步上去枪口顶住他的后腰，喝道：“老实点，双手抱头！” 孙启祥顺手在他腰里一摸，掏出一把撸子。押着俘虏走到了外间，店里老板娘和几个学徒顿时乱了起来，孙启祥把手里的枪一举，朝他们脸上点了点，顿时店里人都像中了“定身法”一般一动不敢动了。他把缴获的撸子扔给曹士元，让他出门把孙国华叫过来，几个人找来绳子把老板娘和那几个学徒连同这个勤务兵一起捆上，嘴里塞了破布扔进里间。

一切停当后，孙启祥往店门外左右观察了一下，没有发现异常。扭头对他俩道：“撤！”几个人出来后把店门关闭，随手挂上了“暂停营业”的木牌子。他们转过了两条街，孙国华在前，孙启祥和曹士元断后，黯然返回了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