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一座“新声”桥 让沟通无碍

　　一个有重度听力障碍的5岁孩子用标准的发音，唱出一首英文歌曲，让在场者为之动容。

　　4年前，还在实习的刘思麟见证了这一幕，她深知这背后的分量。那位小朋友一侧植入人工耳蜗，一侧使用助听器，“它们都是电子辅听设备，不可能跟人耳一模一样，佩戴者在听力感知和音乐节奏的把握上和健听者有很大区别，她康复得很好”。刘思麟说，这坚定了她成为助听器验配师的决心，“可以帮助、服务更多的人，让他们获得‘新声’”。

　　“我国需要进行听力干预的患者约8000万人，但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助听器验配师约1万人。”国家卫生健康委助听器验配师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张建一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介绍，我国助听器验配师人才缺口巨大。

　　3月3日是第二十六个全国爱耳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聆听 无碍沟通”。助听器验配师这个曾经的“冷门职业”，正被更多人关注。

　　“不能只以买卖助听器作为考核标准”

　　刘思麟大一时学习康复治疗专业，她慢慢接触到了接受康复训练的听障儿童，“虽然言语康复周期比较长，但他们康复后和健全儿童没有区别，可以正常地回归社会”。她了解到言语听觉康复领域急需人才，未来发展很有潜力，便转了专业，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助听器验配师。

　　31岁的聂思佳笑称自己“没吃过找工作的苦”。2014年，她进入浙江中医药大学学习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该校是我国首个正式创办听力学专业的本科院校，毕业后她回到郑州老家成为一名助听器验配师。当初是被调剂的，那时的聂思佳并不了解这个专业，没想到“毕业时我们的就业率在90%以上”。

　　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康复学专业毕业后，李进进入上海市某三甲医院成为一名听力师，验配助听器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除了老年人之外，他还服务过不少中青年患者。

　　“中青年患者在学习、工作、社交时，除了对助听器性能要求较高之外，往往对外观也有要求。”李进介绍，很多人希望选择“隐蔽”的助听器。“目前社会对障碍人群的包容性还有待提高，他们不想被别人发现。”

　　助听器验配师通常会根据听力障碍者的听力损失状况和心理需求制定听力放大方案，使用助听器验配专用设备和软件，为其选择和调试合适的助听器，并进行效果评估和后续听力康复服务。

　　在服务一线，刘思麟观察到助听器销售门店的销售人员很多，但真正做专业验配服务的人并不多。“不能只以买卖助听器作为考核标准，工作重点应该放到验配和康复的专业技术服务上。”在刘思麟眼中，助听器不是普通的商品，也不是一次性的购买服务，要根据不同人的不同听力情况进行个性化、周期性调试，经过长期性的康复过程，才能达到听力康复的效果。

　　“通过实践去学习，并且要持续学习”

　　6年前，29岁的郎乐在为家中长辈查询助听器的资料时，偶然看到助听器验配师的招聘信息。那时的她是一家汽车研究院的文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入辽宁省抚顺市的一家助听器验配机构。

　　半个月里，郎乐听不同助听器品牌厂家讲解助听器原理、技术操作，也听优秀验配师讲解验配经验、听力学专业知识。

　　在工作中，郎乐遇到很多对助听器的误解。“有些人对助听器接受度低，觉得眼睛近视配眼镜很正常，但听力有问题配上助听器，就成了残疾人。”很多有听力损失的老人无法听到车辆驶过的声音，“这在生活中很危险”。郎乐除了在门店为患者验配、调试助听器，还常去社区做宣传、科普活动。

　　32岁的郭佳琦也是“转行”成为一名助听器验配师。作决定之前，他进行了理性分析：成为一名专业的听力验配师，需要声学、心理学、计算机等综合学科的知识，自己虽是门外汉，但“擅长沟通，专业知识通过专业学习都能学会”。参加专业机构组织的培训班、在网上自学课程、学习厂家组织的培训课是郭佳琦10年来的学习方式，“这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要通过实践去学习，并且要持续学习”。

　　“现在助听器的技术革新实在是太快了，可能半年甚至几个月就出新产品。”对于刘思麟来说，这是她在日常需要面对的挑战，“新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适应”。

　　张建一介绍，目前，助听器验配师的职业技能等级分为4个级别，实际的培训考核有3个级别：四级、三级、二级，其中四级为最低，二级为最高。“有的年轻人之前没有相关学科背景，也可以进入听力康复行业，边工作边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这不只是一份单纯挣钱的工作”

　　郎乐说她“热爱”这份工作，看到“不同的人戴上助听器后都得到了帮助，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聂思佳也有过无数动容的时刻，有的孩子从完全不语到咿呀学语，伸着双臂喊她“阿姨”求抱抱，再到数数、背诗、识别形状和颜色……她看着听障儿童一天天长大，家长掉眼泪，她也跟着一起掉。“这不只是一份单纯挣钱的工作。”她说。

　　有的老人来门店，不是助听器出了问题，就只是想找人聊聊天，聂思佳说，“要是不忙了陪他聊聊，他就很开心”。

　　有的青年患者向她提出助听器“能隐蔽就尽量隐蔽”的要求，“他们会自卑，没听清的话不敢再问第二遍，上班时没听清别人吩咐的一件事、没接到一个电话，都会让他们很内耗。”聂思佳说，“我们需要向患者解释，助听器只是一个辅助产品，不是神器，在处理的精细化程度上无法跟人耳相比，个别话没听清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刘思麟还记得第一次独立验配的情景——那是一位带有浓厚唐山口音的老人，她躲在家人身后，交流全靠家人“翻译”。老人曾是一名数学教师，在听力一点点消失的近10年中，她垒起“高墙”，将自己与社会隔离起来。由于长期听不清，老人变得越来越迟钝。戴好助听器的那一刻，“她的眼睛一下就亮了”。在之后的调试中，老人每次都握着刘思麟的手高兴地表达感谢。

　　“我的工作不仅是帮一个老人、一个孩子康复，也搭起一座‘新声’之桥，带给生活更多的希望。”刘思麟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