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民间社会团体在对抗军阀兵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除了要求经济赔偿以外,地方绅商与各社会团体还要求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以期地方能够快速恢复发展。对于变乱之军队及长官,应当严惩,彻底遣散兵变军队并严惩乱兵之首领,从而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
呼吁惩罚变乱军队
对于驻豫客军,平素欺压豫民,与地方民众矛盾严重,又为频繁兵变之主力军,政府应当撤离客军,以保河南之安定。1920年3月至5月之间,河南先后发生了驻黄河南岸郑州第八混成旅兵变、朱仙镇宏威军兵变、信阳吴光新部的兵变、洛阳丰李镇警察哗变、归德马牧集毅军兵变。
两月之间便发生了5次兵变,其中3次都因客军驻扎而导致,客军的迭次变乱震惊了河南各界。这其中以信阳兵变规模最大,损失最多,影响最广,故信阳兵变之后河南各界刮起了驱逐客军,要求抚恤豫民的热潮。信阳兵变之中,商民损失惨重,商怨民嗟,人心惶惶。信阳各团体等一再致电中央政府,强烈要求政府抚恤被灾商民。
北京中国大学校友豫支会在电文中称“恳祈俯念民隐,迅饬所余未溃该军,克期撤出豫境,以靖地方,而安人心,是为盼祷”。河南潢、光、固、息、商旅汴同乡代表电称“迫恳俯念民生,伤令该军克口撤防,以维地方,而杜后祸,不胜吁待之至”。
河南自治促进会来电恳求“迅将吴军调离河南,以苏民命。无任迫切待命之至”。河南商会电称“究竟豫人何负政府又何负吴光新,务乞速饬吴军,将所余之部下一律遣散,以免人民再受糜烂云”。
河南学生会电呼吁到“此次吴军哗变,人民惨苦不忍目睹,前次靳军兵变一月之内二遭兵刧,政府闻之尚忍豫再受此刧耶,如不忍可速饬吴光新将该军调往他省,如不愿,豫民豫人为自卫计不得不出最后对待之一法云云”,对于裁撤吴军言辞极为激烈。客军迫害地方,屡次哗变,早已激起河南绅商各界的愤慨。
故借此兵变之机,河南民众同时希望将各路客军一律撤出,从根本上杜绝兵变的再次发生。时任将军府将军的裴其勋,原籍信阳光山县人,其宅邸在兵变中也险遭荼毒,故裴其勋对中央谏言裁撤信阳客军“拟请我大总统令陆军部将信阳所驻八营之众,移驻他处数营,信阳仍留一二营,命一团长镇慑,以免事权分歧,更免官民受困”。
信阳绅商各界在19日电文中哭诉道,“上游军第八旅以中交钞及国库券强兑现金,又强借军饷,商民前后损失十余万,请速调离该两军离豫并由中央发饷”。恳请将信阳驻军之北洋第八混成旅与吴军同时撤离,减轻地方负担,以求安稳。
呼吁裁军节饷
频繁的兵变和战乱导致的兵祸匪患给河南社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中,赵倜战败,逃离河南,其下辖之宏威军、毅军、巡缉营等失去控制,先后于开封、归德等处兵变,并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河南当局为剿除赵倜溃兵,便极力扩充军队,但是却造成“兵愈多,而乱愈炽,兵愈多,而匪愈炽”的局面,河南陷入了败军溃兵流为土匪—土匪被收编变为军队—军队再败重新为匪的恶性循环。
河南民众深知省内所驻扎的庞大军队才是兵祸匪乱的真正根源,河南驻军规模的不断扩大,既加重了河南人民的经济负担,也加大了各军队兵变祸乱的机率。于是河南各社会团体纷纷呼吁河南当局裁军节饷,减轻民众的负担,减少兵变的发生。
1922年8月30日,河南公民代表刘基英,张其煌,石麟阁,秦树声,马吉樟,齐真如,马殿英等人赴京请愿,要求北洋政府限制河南省兵额,裁撤河南客军。他们在书中呼吁道“赵倜督豫九年,河南民众深受其害,自赵倜败去,河南的局势却是“兵愈多而匪愈炽”,全省百余县之中均受兵变匪祸之乱。
豫东之鲁山、鹿邑、扶沟、睢县、商丘等县相继被匪攻破,抢掠烧杀;豫北及豫中之彰德、汤阴、汲县、长葛、禹县、朱仙镇各县或遭变兵劫掠,或被土匪围城勒索,河南各地深受兵变土匪的骚扰,惨不忍闻。因此各代表向建议河南当局“休养生息,减饷裁兵”。
在军饷方面,赵倜时代,每年军费仅约300万两之数,但不过两年,地方欠债竟已达1400万两。如今相较于赵倜时代军费又增加300万两,河南全省每年之收入仅1050万两,如今军费已滥支至1000万两,如若再不节制饷额,河南必将因债而亡省。
在兵额方面,代表们认为,赵倜旧军即使不全行遣散,也不能再进行扩充了,但常德胜之毅军仅拥有3000余支枪,竟被改编为一个师,林鑫余部仅1000余支,马燦林部仅700支都改编为一混成旅。其余赵氏旧部如李治云,马志敏,丁香玲,袁步黄等均被编成了混成旅或混成团,相较于原来均进行了扩充。
而客军如冯玉祥之第十一师也扩充了六个补充团,再加上靳云鹗、田维勤、曹世英等河南需要帮饷的客军,河南军费每月支出即可达82万两,穷尽河南全省之力也无法供养如此庞大规模之驻军,“吾人非养兵自卫,实养兵以自杀”。
因此代表们谏言,河南无论是驻军或是客军军费,河南每年祗担负两师编制之军费360万两,不愿再承担更多的军费。希望政府方面明令限定河南陆军兵额,减少河南饷糈供给,或是将客军调往他省”,以此来减少河南人民的负担,也减轻河南人民所遭受的兵乱匪患。
河南各代表的建议虽然上达到各级政府,但是在军阀混战,有枪即有权,有权即有一切的年代,让军阀们裁兵节饷无异于自毁根基。所以民众们呼吁军阀裁兵节饷或是撤离客军,祸水外引的方略是行不通的,也未收到实际性的结果。
组建民间武装对抗兵变
频繁的兵变和肆虐的兵匪导致河南民间社会秩序的动荡,又加以地方政府和军队剿除兵变与土匪不利,无力承担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能。这一期间“河南盗匪如毛,数年来迄无宁日。巡缉队以势力单薄,不敢与匪辈结缘,且枪械寙败,即努力剿匪,亦恒为匪所败”。
地方人民苦于兵变与土匪的侵扰,又鉴于政府与官军无能,便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地方自卫武装,防御兵变与匪徒,武装保卫乡里。这一时期的河南地区的民间武装往往都依托于枪会的形式来组建,是因为“间有办乡团自卫者,然需款甚多,且往往内部发生意见,不能持久”,人民群众在无可如何之中,便依托于传统的民间会社如硬肚教、大刀会、红枪会等。
枪会“依托于农民生活、生产的村庄,并不妨碍生产、生活的集合训练,遇匪即出的随时性以及封建迷信的诱惑性等特点”,受到了广大民众大力的支持和拥护。枪会会众遇匪“即理直气壮,勇往直前,毫不畏死”,土匪包括大股土匪土匪“均争避之,不敢与之较也”。在枪会盛行的地方,“土匪不敢入境,人民夜不闭户”,枪会组织与溃兵土匪形成了对峙,河南民众“相率而投红枪会。军匪之逼迫日急,入会日多”。
枪会成为了民间抵抗兵变和土匪的重要组织,也起到了保卫桑梓的作用。枪会这一传统民间社团在河南地区的再次兴盛,是由于民众迫于乱兵和土匪的威胁,失望于政府与军队对兵变和土匪肆虐的不作为而自发形成的。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赵倜战败,其下辖之豫军第一、第二两师被击败,又加以师长宝德全被冯玉祥枪毙,两师余部均内心惴惴不安,纷纷举兵哗变,携械潜逃,流为匪徒,继续祸乱河南社会,地方民众苦其不已。“如在开封等处,虽军士多弃兵归去,行动安靖,顾其他地方军士,其未肯缴械流而为匪者,犹有数千,到处成群结伙,横行乡镇。此间各地,亦莫不变此辈踪迹,一般人民,大感苦痛”。
于是地方人民纷纷武装起来,组建民团枪会,抵御匪徒,截击乱兵,保卫家乡,“前有兵士若干载运其所劫赃物,至马庙子(在归德东)以东地方为红缨枪会党所截击,军械财物尽失”,枪会起到了抵御乱兵的作用。随着枪会势力的日益增长,枪会也有单纯的抵抗溃兵与匪徒走向了反抗军阀的暴政。
1925年-1926年期间,胡景翼与岳维峻督豫,国民二军在省内横征暴敛,残酷压迫河南人民,激发了民众的矛盾,激起了枪会的反抗。
1926年,国民二军战败,3月,岳维峻率残部西撤,枪会便频频袭扰“忽聚忽散,陕军人少则与战而夺其枪,陕军人众则各返其宅,仍为良民”。陕军不堪枪会之扰,“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至岳部狼狈西窜,溃不成军,辎重武器,委弃载途”,最终全军覆没,红枪会等民间武装队伍抵抗乱兵,反对军阀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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