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无路可走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崇祯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

对于明朝来说，这一年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年份。

二月份，清军攻克了松山，三月份张献忠攻克了舒城，四月份清军又攻克了塔山，五月份张献忠又攻陷了庐州，七月份开封告急，八月份安庆发生兵变，十月开封失陷，十二月李自成拿下了襄阳。

可以说，哪个皇帝摊上这样的世道，那都得着急上火。

尤其是崇祯，他更加的着急，因为就在张献忠于当年五月攻陷了庐州之后，张献忠就兴师动众的在巢湖上搞起了一场声势震天的水军拉练。

巢湖，距离明朝的第二都城南京还不到数百里，那距离凤阳皇陵自然也很近，张献忠今天敢公然演习，明天他就敢带兵把明孝陵给刨个大坑。

崇祯很愤怒，皇帝心说你们南直隶的这帮官员们都是干什么吃的？丢城失地还不算，现在祖坟也要守不住了，皇帝的愤怒简直无以言表，于是凤阳总督高斗光当即被免职。

高斗光下台之后，继任凤阳总督的，是大臣马士英。

马士英走马上任之后，压力也很大，崇祯年间的总督不会好干，那是纯玩命的工作，要么被起义军捉住杀掉，要么短时间内你干不出成绩，天威降下，也得被崇祯给砍了，总督的名头听着威风，可是凤阳毕竟只是小城，城防薄弱，城内都是老弱残兵，他马士英也是血肉之躯，农民军来了他也挡不住，所以马士英立刻就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抓紧募兵，增强凤阳的兵力，于是他很快派出了麾下一个叫做李章玉的将领，从凤阳出发，南下贵州，要求李章玉在贵州积极募兵，招揽人手，组成军队，然后再带兵回凤阳。

而至于为什么要去贵州，原因很简单，贵州是马士英的老家，他对当地比较熟悉，他知道相较于战乱不断的中原地区，贵州的人口基数还是有的，募起兵来也比较方便。

李章玉领了命令，很快出发，抵达贵州之后他广泛招募乡勇，号召百姓入伍，很快就拉起了一支至少七千人的队伍。

这个过程，李章玉花了半年时间，等到他募兵结束，要从贵州返回凤阳的时候，可就已经到了年底了。

那么就在即将返程之际，李章玉突然发现，来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想回，反而回不去了。

从贵州到安徽凤阳，原本最便捷，最快的路线，是从沅江出发。

沅江，是长江流域中洞庭湖的支流，从沅江走水路，就可以连通长江，一直到长江的荆州流域，经过池州再往北，很快就能抵达凤阳。

这条原本可以走得通的返回之路，有两个必经点，一个是荆州，一个是池州。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李章玉走的时候，荆州还在朝廷的控制下，李章玉要回来的时候，荆州已经被李自成给拿下了。

荆州成了敌占区，那么就说明很大一段的长江水路，李章玉就都不能走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李章玉只能绕路江西，绕过整个鄱阳湖，到江西的九江之后，再走水路渡江。

不过坏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九江这条路，很快也走不通了，因为九江对面的黄梅县，早就被张献忠给占领了，也是敌占区。

那没办法了，只能是接着绕，从九江走陆路，到乐平，走祁门，经徽州，到绩溪，最后从绩溪转芜湖，从芜湖渡过长江，然后再步行返回凤阳。

可以说，这是兜了一个大圈子。

如果说只是兜圈子那也就算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就走呗，可是问题是，绕路绕的越多，这麻烦就越多。

本朝军队行军，每到一地，都要提前通知，要给行军路线上的州府县乡提前送交书信，你得告诉人家你是谁，你什么时候来，你来了干嘛，什么时候走，要到哪里去，反正事无巨细，你都得老老实实的写明白了，你不提前告知，你不证明身份，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知道你是正规军还是闯军假扮的？

所以，就算是麻烦，李章玉所部也得照办。

这一天，他们绕路绕了挺老长时间，就要进入徽州府，所以李章玉按照规矩，就提前给徽州府送去书信，提供了完备的信息和资料，说自己这支军队要从徽州过，麻烦徽州府接待一下，住的地方，吃的东西，要更换的马匹，反正总要提前给我准备好了。

如果是在以前，那也就是走个流程的事儿，李章玉的军队来了，徽州府派几个工作人员接待一下，劳军犒军，消停的送走了就算完事儿。

可是，此时毕竟是天下大乱之际，这人心不古，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军队，他们时常cosplay成明军，也给地方衙门发送信件，通过这种方式来诓骗地方守军打开城门，实在是不得不提防啊。

所以，当李章玉的信件送到徽州府的时候，徽州府就严重怀疑，李章玉所部是不是也是农民军假扮的。

这倒不是徽州府太过敏感，也不是他们过于疑神疑鬼，而是李章玉信件中提供的这个行军路线，在徽州府的官员来看，那简直是太过吊诡了。

李章玉的军队既然已经到了九江，那么在正常人看来，他就应该往上走，经过池州到芜湖，再从池州方向返回凤阳，怎么可能放着池州不走，反而绕大老远的路往咱们这徽州山区里钻呢？

荆州被占领了，黄梅被占领了，可池州仍然在明军手里啊，还有大将左良玉驻防，但凡智力没有问题，肯定都会走池州。

所以，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如此行迹可疑的一支队伍，那肯定不是官军，而是农民军。

在认定了李章玉所部是反贼乱匪之后，徽州府可以说是如临大敌，整个徽州府全面戒严，专门张贴告示，让乡里，村镇都号召乡勇，拿起武器，时刻准备对来犯的贼人迎头痛击。

李章玉那边，他是毫不知情，很快带兵抵达了徽州府。

我们知道，这古代的军队啊，结构上往往分成前军，中军，后军，有在前头探路的先锋部队，有中间的精锐力量，还有负责殿后的，那么这一次率先进入徽州府的，就是李章玉的先锋部队，共计七百人。

这七百人到了哪里呢，到了徽州府的祁门县。

祁门县老早就得到了上头派发下来的警戒消息，所以这七百明军到了祁门县，祁门县对他们十分警惕，生怕是农民军乔装打扮的，所以压根就没让他们进城，而是把他们安置在了城外的一个祠堂里。

如果说这七百人在祠堂里休整完毕，离开祁门奔下一站，那也就没事了，但是偏偏，这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那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军风败坏，他们非但不肯老老实实的待在祠堂里，反而四处烧杀抢掠，骚扰百姓，抢了不少东西还不算，还动手格杀了数十个无辜平民。

百姓嘛，在军士们看来命如草芥，死了就死了，反正他们早晚都要死，不是战死就是饿死，可是这帮军士们忘记了，他们行凶作恶的地方不是别处，而是徽州府。

徽州，这个地方的宗族凝聚力很强，而且百姓普遍尚武，他们的生活习惯也是聚族而居，可以说自古这里就是民风彪悍之地，本朝开国到如今，小三百年的时间里，在徽州这片土地上，那发生过的奇闻轶事简直太多了，你到人家地界上惹是生非，杀人作恶，人家能惯着你么？

所以，祁门县的乡勇们立刻拿出徽州府发过来的布告，说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官军，而是乔装打扮的反贼，既然是反贼，那还等什么？灭了他们丫的。

祁门县的乡勇们一哄而上，将这七百多明军打杀了个精光，竟然一个活口也没留，随军的几百匹战马，也全被杀死。

消息传到李章玉的耳朵里，他当场就破防了，自己千辛万苦，千难万险，走来走去，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筹措了这么点兵力，结果还没等上战场呢，先被老百姓消灭了十分之一，这像话吗？这合理吗？

李章玉二话不说，立刻一纸奏疏，就告到了朝廷，原原本本的把事情陈述了一遍，要求朝廷为他做主。

这朝廷吧，也不是好糊弄的，朝廷说李章玉啊，这事儿的起因，在于你手底下的兵不老实啊，骚扰劫掠，还杀害百姓，所以这根本不能说是官军单方面被百姓杀掉，这属于是官军和百姓互殴，你有损失，人家老百姓也有损失，所以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人死了你也别追究了，我让徽州府祁门县赔偿你那几百匹战马就算完事儿了。

等于说，朝廷给了徽州府一个台阶下，因为不管怎么说，乡民暴起，杀害官兵，真要追究起来，你们徽州府也不好弄，所以让你赔点马息事宁人，这也是最好的结果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徽州府根本就不领朝廷的情，反而立刻驳斥，说哪儿有官军啊，没看见啊，我们杀掉的人都是反贼流寇，杀死的马也都是反贼流寇的马，我们干嘛要赔偿？不赔！

给你台阶你不下，朝廷也怒了，说你们这不是无理取闹么？于是这回也不和稀泥了，而是打算要重重处罚徽州府，要将当地官员连降三级，还要罚钱，还要赔偿人家李章玉的军资器械。

徽州府一听那更不干了，说就算这七百人真的是官军，可是他们也有问题啊，放着好道池州不走，非要往徽州跑，谁遇上谁都会认为是反贼。

徽州府抛出这个问题之后，朝廷也觉得很纳闷。

是啊，池州有友军驻防，虽然算不上一马平川，但肯定要比徽州的山地丘陵好走啊，李章玉舍近求远，舍安取危，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于是朝廷就问李章玉，说小李，你是怎么想的，放着好道你不走，你怎么偏偏走徽州呢？

李章玉也很纳闷，他说我不知道，反正走荆州有李自成，走黄梅有张献忠，我只能走徽州。

朝廷说不对不对，你怎么不从九江改道池州呢？

李章玉双手一摊，表示这就不是我说的算了，因为行军路线都是我的上司，凤阳总督马士英指定的，他就让我走徽州，不让我走池州，我也没有办法。

于是，问题又抛到了马士英的身上，朝廷又问马士英，说老马啊，你有什么战略决策，有什么战术思维，你不走池州一定是另有精妙安排啊对不对？

朝廷的思路是，总督级别的官员，制定出这样不合理的行军路线，其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合理性，说不定马士英让李章玉走徽州，是在憋个能拯救明朝的大活儿。

事实证明，朝廷想多了。

马士英脸一红，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缘故，这池州呐，是左良玉带兵驻防，我和左良玉一直政见不和，关系闹的很僵，我就不愿意让我的部队跟他有什么接触...

这个故事没有什么下文，徽州府受到处罚，但是处罚很轻，约等于无，李章玉也好，马士英也好，对这个处理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那个时候的大明，千疮百孔，事儿太多了，祁门县这一桩公案，已经没有人在乎了，何况一年之后，明朝就灭亡了。

想来，这些仓促招募的士兵其实既无家国信念，也无严格训练，他们劫掠成性，终于反噬了自己。

而徽州府乡勇们的反抗，难道不是基层社会在长期动荡中形成的暴力自卫本能吗？

当朝廷的正规军与民间武装互为猎手与猎物而极端寇雠时，王朝早已在自我消耗中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一个丧失制度弹性，信任基础与价值共识的政权，终究难逃在猜忌算计与内耗中自我瓦解的命运。

只是，马士英和左良玉的矛盾，却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就此结束，两个人将会成为南明时代“内斗就要灭亡，灭亡也要内斗”的典型写照，恩恩怨怨，伴随余生...

参考资料：

《只麈谭》

《豫变纪略》

《明史·左良玉传》

《明季北略·卷十九》

吴行健.明清之际徽州士人的政治参与.安徽大学,2023

袁垣.武将选择与明末政局——以明末名将左良玉为例.西部学刊,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