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黑船事件”的清国小人物 是沉迷大国迷梦，还是觉醒奋进？

有些人说，历史是由普通人创造的，然而，现实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悄然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悄然的离去，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不下丝毫印迹。坂本龙马无疑是幸运的，而清国罗森同样十分幸运，坂本龙马生前声名不显，死后，盛名日昌。罗森虽然幸运经历了《日美友好条约》签订现场，但是最终还是淹没在历史的浩瀚海洋之中。

1854年，佩里来到了横滨，当时还是一个小渔村，然而，在1884年，这里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都市，人们可以在“横滨开港资料馆”中，详细了解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对于我国游客而言，往往会被其中一张画作深深吸引，那是一张描绘迎接黑船来客的作品，创作者为锹形赤子，在这幅作品中，赫然有一位拖着长辫子的清国人，身形矮胖，圆脸富态，在其一旁写有汉字：“清国人罗森”。

那么这位罗森具体是谁呢？若是翻遍国内史册，几乎没有这位清国人的身影。不过罗森在经历这次历史大事件过程中，幸运的写下了《日本日记》，这得以让我们知晓了这位罗森具体是谁。

罗森，字向乔，广东南海县文人，曾在香港居住并与英美传教士交往，英语能力较强，与美国翻译官卫廉士交好，因此，卫廉士成为佩里舰队翻译官时，邀请罗森前往日本，担任汉文翻译，罗森认为这是开阔眼界、施展抱负的机会，欣然接受邀请，成为了目击大历史的一位小人物。

罗森在日本期间，通过汉文与日方代表、官员笔谈并翻译双方文件（条约文件通常有汉文本）。他还积极参与中日文化交流，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包括官员、文人、学者和僧人。许多日本人士主动与他交往，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崇敬。罗森发现日本人酷爱中国文字诗词，常与他唱和汉诗、互赠书画。据其日记记载，他在横滨一个月内写了500余幅扇面，在下田一月间写了不下千余柄扇面。至今，北海道函馆市松前城资料馆仍藏有罗森题诗赠给松前藩家老勘解由的大扇面。罗森还向日本书法家请教，如下田的文人云松窝，擅长口笔书（用嘴衔笔写字），罗森请他写了十几张草书，颇有“龙飞凤舞之势”，这可能是近代最早的中日书法交流。

罗森还向日本人士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情况。他将自己写的《南京记事》借给日本官员平山谦二郎阅读，首次向日本人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详细介绍。该书后来被吉田松阴译成日文，题为《清国咸丰乱记》，在日本广泛流传。1859年3月，罗森在横滨宾馆与日本官员笔谈时，纠正了日本人关于太平天国的误传，并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同情。

许多日本官员、文人竞相与罗森唱和或互赠诗篇。他在日记中载录了不少诗作，如一位日本官员赠诗：“君产广东我沽津，相逢萍水亦天缘。火船直劈鲸涛至，看破五湖无限边。”在下田，一位日本人问罗森为何为西洋人当翻译，罗森以诗言志，写下七律诗回答，最后四句是“从古英雄犹佩剑，当今豪杰亦埋轮。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表达了他走向世界、适应新时代潮流的志向。在离开日本前夕，罗森与日本友人依依惜别，平山谦二郎以唐人诗句录扇纪念：“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罗森也吟诗相答，书于扇面，诗中写道“双轮拨浪如奔马，一舵分流若耿虹。漫道骑鲸冲巨浪，休夸跨鹤振长风。琉球乍别云方散，日本初临雪正融。暂寄一身天地外，知音聊与诉离衷。”

罗森在访日期间，写下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具有历史与文学价值的日本游记《日本日记》。1854年8月，他随培理舰队回到香港后，将游记交给香港英华书院主办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连载。游记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日本的山水、人情、风俗、物产，赞扬日本的社会治安和取士制度。罗森还记录了《神奈川条约》签订后，培理在美舰上举行的盛大招待宴会，以及美方送给日本政府的近代化器械展览，如火车、汽艇、电报机、照相机等，这些描述可能是中国人对这些近代化器械的最早记载之一。

罗森的《日本日记》不仅记录了他在日本的文化交流活动，还收集了与日本友人唱和的诗歌，是研究近代初期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在罗森之前，虽有人到过日本，但鲜有留下游记。罗森的游记无论从观察日本的广度、深度，还是史学、文学价值，都远超前人，堪称中国第一部有较高价值的日本游记。

当时日本对清国有着颇高的好感，这使得罗森在日本可谓是如鱼得水，然而， 罗森并不会日语，他和日本人交流时，更多采用“笔谈”的方式，因为日本官员都有着颇深的汉文造诣，于是在日美签约现场，就出现了一个趣味性的一幕，日本人使用汉字，将自己的意思写出来，罗森就按照中文的方式，将汉字读出来，卫廉士根据汉文读音，使用英语进行翻译，就这样完成了日本开国条约的签订。

纵观罗森在日本的交往，并不能看到罗森有着高明的见识，在《日本日记》这部著作中，到处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位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认为日本依然是尚未开化的蛮夷，因为他在日本发现，男女竟然在相同房间洗浴，这显然违背的儒家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进而将日本丑化成淫乱社会。

要知道，此时的清国已经打开国门十几年的时间里，作为开放第一线的广东文化人，依然有着如此心态，显然让人悲哀，不仅如此，即便是150年之后，依然有有不少人存在着这样的心态，这自然更让人悲哀了。罗森虽然亲历日本开国大历史，但是并不能认识到这个事件对全球格局的影响，甚至也不能认识到对清国命运的影响。相反，那位翻译家卫廉士则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后来在一封信中表示，“日本人更为理性，有着更为充沛的精力，虽然日本人生活条件没有清国人优越，也没有清国人善于变化，但是他们有着更强的好胜心与进取心。即便是未来两个国家都认识到融入全球的重要性后，相信日本人有着更高的可能性，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

当然，想要普通人罗森有着深刻的认知，并能预判到清国命运，显然有点强人所难，然而，当时清国总人数达到了4亿人，日本总人口不过数千万人，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亟需眼界开阔之人。当时日本中下级武士，即便是“小粉日”，也有着强烈的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甚至不怕触发幕府严厉的锁国令，选择偷渡前往外部世界，例如吉田松阴。当时他们期望通过学习西方，帮助自己国家在新时代迎接全新挑战。

然而，当时的清国，已经被英国叩开国门十几年，普通人就不说了，即便是上流精英，依然有着天朝上国的优越感，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清国没有市场，反而在日本成为畅销书，当时文渊阁大学士琦善任两广总督时，甚至以了解西方信息为耻，并对林总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以为然，并意淫清国道德优于西洋，西方技术仅仅是奇技淫巧而已。即便是后来搞起来的洋务运动，也是学了西方皮毛，在日清战争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已经追不上了曾经崇拜自己的小邦了。

后来，罗森寓居香港，史籍少有记载，但他与日本人士仍有来往。1865年，日本官员柴田刚中赴欧途经香港时，曾与罗森会晤，罗森还送他七本书。在19世纪50年代初，中日交往稀少之际，罗森来到日本，进行了许多友好交流活动，并写下了近代中国人的第一部日本游记，虽然让我们知晓了小人物进入到大历史的身影，但是最终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看不到丝毫的浪花，也看不到小人物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