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明朝和清朝，虽同为大一统王朝，但其疆域差异很大。清朝鼎盛时期的版图（约1380万平方公里）较明朝（约990万平方公里）多出近400万平方公里，新增区域包括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及东北边疆等地。
蒙古地区
外蒙古面积为180万平方公里
明朝对蒙古的统治主要依赖羁縻政策，永乐年间短暂设立奴儿干都司，但是随着宣德缩边和土木堡之变，明朝逐渐丧失了东北的领土。虽然朱元璋北伐收复中国北方，但元朝的残余势力依然领有漠北地区，瓦剌、鞑靼等部落与明朝长期对峙，清朝则通过军事征服与政治联姻彻底统一蒙古。
1634年皇太极击败林丹汗，将内蒙古纳入版图，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部（1690-1697年），击败噶尔丹，将漠北喀尔喀蒙古纳入版图，乾隆时期彻底消灭准噶尔汗国残余势力（1755年），终结蒙古高原的分裂局面。
清朝推行盟旗制度，将蒙古分为49旗，由中央直接任命札萨克（旗长），并通过《恰克图条约》（1727年）与俄国划定边界，确立主权。
清朝首次实现对蒙古高原的直接管辖，解决了困扰中原王朝数千年的“北疆威胁”，并为后续整合新疆、西藏奠定基础。
新疆：从“西域羁縻”到“伊犁将军府”
清朝时期新疆面积为210万平方公里
明朝对新疆（古称西域）的控制仅限于哈密卫等据点，而清朝通过三次关键战争将其纳入版图：
平定准噶尔（1755-1759年）：乾隆派兵消灭准噶尔汗国，结束其长期割据，控制天山北路。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1757-1759年）：击溃南疆宗教势力，确立对天山南路的统治。
清朝1762年设伊犁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并在乌鲁木齐、喀什等地驻军屯田，形成“军府制”管理体系。
西藏：从“多封众建”到驻藏大臣体系
明朝对西藏采取“多封众建”政策，仅通过册封宗教领袖维持名义宗主权，实际控制力薄弱。清朝则通过军事与行政双重手段强化统治：
驱逐准噶尔势力，1717年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派军驱逐并驻兵拉萨，确立军事存在。
行政改革，1727年设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治西藏，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确立“金瓶掣签”制度，将活佛转世权收归中央。
西藏从宗教自治地区转变为中央直辖领土，现代中国对藏主权多依据清朝法理。
东北边疆：从“龙兴之地”到《尼布楚条约》
明朝东北边界止于辽东，而清朝将东北视为“满族发源地”，并通过条约确立主权：
东北的整合，康熙年间击败沙俄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划定外兴安岭至黑龙江流域边界，将外东北（今俄罗斯远东）纳入版图。
清朝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推行“柳条边”封禁政策，限制汉人移民以维护满族特权。
晚清因国力衰退，外东北通过《瑷珲条约》（1858年）被沙俄割占，自甲午战争后允许东北移民，形成了闯关东的热潮，维护了中央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东北迁入大量人口促进了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
台湾 从化外之岛到福建台湾府
明朝仅在澎湖设巡检司，对台湾本岛无实质管辖。清朝通过军事行动将其纳入版图。
统一台湾，1683年施琅率军击败明郑政权，次年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三县一厅。
清朝推行屯田、科举制度，促进汉人移民与土著融合，奠定台湾社会结构。
清朝首次将台湾纳入中央直接管辖，为现代中国对台主权提供法理依据。
西南边疆改土归流与边境拓展
明朝在西南实行土司制度，但叛乱频发（万历三大征中的杨应龙之乱）。清朝通过改土归流深化控制：雍正时期大规模废除世袭土司，改设流官，直接管理云贵桂等地。与缅甸、越南勘定边界，虽部分领土流失，但确立现代云南、广西轮廓。
清朝疆域被民国政府继承，《清帝退位诏书》明确将“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移交，成为现在的领土的法理依据。
清朝的领土扩张不仅是武力的胜利，更是制度创新与民族融合的产物。其新增的蒙古、新疆、西藏、台湾等地，至今仍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晚清饱受屈辱，但鼎盛时期的疆域治理为现代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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