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我们离那一代知识分子有多远？

梁思成（1901-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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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无论对于年轻的历史学者费正清，还是年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对于费正清来说，在西总布胡同梁家那个热闹而温馨的客厅里，他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金岳霖（1895-1984）、钱端升（1900-1990）、张奚若（1889-1973）、周培源（1902-1993）、陶孟和（1887-1960）、陈岱孙（1900-1997）……他们组成了北平最有魅力的知识分子圈子，这些人对费正清的学术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影响，也让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伟大的中国。

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而对于梁思成来说，1932年是他真正意义上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年4月，他第一次远离大城市进行古建筑调查，目标正是四十年后费正清夫妇心心念念的蓟县独乐寺。

梁思成的学习建筑的“领路人”是林徽因。据他自己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说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1925年，林徽因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毕业

到了1925年，已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系学习的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1873-1929）寄来的一本书，就是新发现的李诫编纂《营造法式》，这本书在沉寂了将近一千年后重见天日，被梁启超兴奋地赞誉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尽管当时梁思成还几乎看不懂这部“天书”，但他却非常理解了父亲寄书的用意：通过对中国历史建筑的探幽发微而阐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由此，他做出一个几乎改变中国建筑史书写的重大决定：以毕生之力破解这部“天书”，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的决定使同学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建筑设计师工作舒适、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研究古建筑，那是没有人愿意做的苦差：野外调查不仅没有常规经费来源，而且极其辛苦危险，稍有不慎甚至有危及生命之虞。但是对梁启超、梁思成父子（以及同时代许多跟他们一样的知识分子而言），彰显民族文化历久不竭的光芒，是比生命重要得多的是。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就是历来中国知识人的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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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绝大部分是木建筑。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更迭，成王败寇，二千年来历代成功者莫不效法项羽的咸阳宫火。因此，在海外建筑学家的眼中，中国的古代木建筑是罕有的珍奇瑰宝。日本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等宣称中国境内保存最古之建筑是辽代的，即公元1038年建成的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他用异常肯定的口气说：“实际来说，中国和朝鲜境内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

常盘大定等在20世纪初拍摄的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

但是梁思成不信。

为了解读《营造法式》，写好“中国建筑史”，更为了破除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木建筑的断论，从1932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走遍中国北方大地，进行野外考察和测绘。他们的第一站就是蓟县独乐寺。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描述：

“独乐寺观音阁高踞于城墙之上，老远就能望见。人们从远处就能看到它栩栩如生的祥和形象。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座重要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

独乐寺观音阁及梁思成的测绘图

1937年6月底，梁思成一行到达五台山脚下的豆村。夕阳的余晖中，前方有一处殿宇，闪射着迷人的光亮。梁思成用“咨嗟惊喜”形容他们进入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时的心情。后来他在《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里写道：

“这不但是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贵的一件东西。佛殿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座唐构，乃更在殿内蕴藏着唐代原有的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一处，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

南禅寺大殿与梁思成手绘图纸

这一天是1937年7月5日，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人生最辉煌的一天。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两天以后，“七七事变”爆发，他们连同整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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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踏上南渡流亡旅途。那之前，他们拒绝了费正清夫妇提出的邀请他们去美国避难的建议，在给费正清的信中，梁思成写道：

“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是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是在祖国的土地上”。

在昆明，他们所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经费几遭断绝，有时连薪金也发不出，梁思成只得变卖衣物维持一家生活。那时，林徽因时常卧病在床，梁思成患了背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最痛的时候，他只能用一只花瓶抵住下颚才能伏案工作。

在李庄卧床的林徽因和孩子们

再后来，他们又迁居四川宜宾偏远江村李庄，即便文雅如梁思成，也不无憎恶地称之为“鸟不生蛋的该死小镇。”而林徽因则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这样描述：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这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的恐惧。它们飞向上游去炸什么地方，可能是宜宾现在又回来，仍然那么狂妄地、带着可怕的轰鸣和险恶的意图飞过我们的头顶。我刚要说这使我难受极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经病得够难受了，这只是一时让我更加难受，体温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

抗战最艰苦卓绝的时候，儿子梁从诫曾经问母亲，要是日本人打到四川了，我们怎么办？林徽因平静的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家门口不就是长江吗？

这样决绝而惊心动魄的话，被一个那样明媚娴静的女子说出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节操的一个小注脚。

李庄病中的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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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4日，当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的费正清在李庄再一次见到了他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后来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一书中写道：

（他们）傍晚五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音乐的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我深深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当时，因为不想跟陆军情报局的麦克 · 费希尔重“姓”，费正清把中文名字改成了“范朋克”，梁思成告诉他，费正清的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并且“正”“清”两个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和 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正直清廉的梁思成夫妇再一次婉谢了美国朋友资助林徽因到美国治病和工作的建议。费正清感慨地说：“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到异国的植物。”

同样目睹了这一切的费慰梅写道：“就在这种境遇之子，既是护士，又是厨师，还是研究所所长的梁思成，正在撰写着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1946年完成的这部书稿《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是梁思成生平唯一的英文著作。它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他们的同仁经过长达十年的田野考察，在全国两百多个市、县探访和测绘数以千计古建筑的心血结晶，通过精心绘制的手绘图和建筑实景照片，以及十分扼要的文字，给予西方读者一个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简洁明晰的概括性认识。

梁思成手绘图纸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书稿中的插图。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1916-1999）等人利用人工控制墨水量的鸭舌笔和墨线等简陋的制图工具，绘制出当时达到世界先进水准的建筑图纸，构图之精准、细节之精细、图片之精美，都令人惊讶不已。他们笔下的中国古建筑测绘图，一方面秉承了西方建筑学的制图手法及其蕴含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精神，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融入了中国传统工笔和白描的技巧，更好地呈现出中国古建筑独特的美感，这在世界建筑史经典著作的插图风格中也可谓独树一帜。

梁思成手绘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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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三月，这些珍贵的书稿和照片，与它们的主人一样命运多舛。

1937年离开北京之前，梁思成曾将此前五年用莱卡相机拍摄的全部古建筑底片存入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金库，以为万无一失。抗战结束后，他才发现，所有底片已经在1939年全部毁于大水。他随身带着的那些照片，成为海内孤本。

1947年春，刚刚从连年兵燹中稍得喘息的梁思成，应邀到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他将《图像中国建筑史》文稿、精美手绘图纸和照片带到美国，希望能得到出版的机会。几个月后，他突然收到电报，林徽因旧病复发，需要立即做大手术。梁思成忧心忡忡，无暇他顾，他把《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全部图纸和照片托付给费慰梅，而带走了文稿，以便在归国途中加以修订。

费慰梅没有想到，这一次就是她和费正清与梁思成的死别，而这本《图像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纸，则经历了戏剧化的悲喜命运。

1947年梁思成在纽约

回到国内的梁思成，很快沉浸在革命和中国人生活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直到林徽因去世三年后，梁思成想起了他寄存在费慰梅那里的图纸、照片和他十年前的宏伟出版计划。1957年3月，他托人捎信给费慰梅，要求将手绘图纸和照片退还给他。由于当时中美不曾建交，费慰梅只能按照梁思成提供的地址，将这些图纸和照片邮寄给一个在英国的华裔学生，再由其辗转交给他本人。

然而，阴差阳错，造化弄人，直至去世，梁思成却始终没有能够见到这批资料。

梁思成在病中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