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文豪客死他乡，日寇罪大恶极，英荷难辞其咎

作者：马驽

本故事第一篇讲了郁达夫追求王映霞，二人成就夫妻；第二篇主要讲到他们之间发生许多冲突和误会，闹得天翻地覆。那么，来到南洋，在大时代背景下，他们又有什么际遇，各自结局如何呢？

十一、劳燕分飞

书接前回。笔者个人认为，郁、王冲突，除了三观不合以外，还有着时代的烙印。郁达夫颓废的一面，影响了他与家人和谐相处，他的大男子主义，也是一大因素。比如妻子劝他节制喝酒，他生气出走；比如王映霞在新加坡当了《星洲日报》妇女栏编辑，郁达夫很不高兴，讥讽她：“你若嫌太空则可以在家里‘数米’。”

上一个徐悲鸿和蒋碧微故事中，可能笔者的笔端比较偏向徐，而本故事中，则比较同情王。感情的事，外人没有必要作道德评判。个人觉得，蒋碧微、王映霞，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她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有独立意识的女性——虽然她们嫁的是有名的艺术家，这种独立性反成其害。

正如王映霞所说：“（郁达夫）以为他的一切的成功，也就是我的成功。”而她（和蒋碧微等独立女性）并不这么认为。

郁、王矛盾已不可调和。1940年3月，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结束了12年的婚姻——且慢，其实郁达夫与孙荃一直未离婚，他与王映霞的关系，还颇为烧脑。

1940年5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孤身回国。郁达夫作《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二首》，以示送行。实际上，这是他的“艺术”虚构，“饯别”根本没有发生。

王映霞回忆：一位中华书局的黄先生帮助她办理好护照，并送她上船；启航前，两位《星洲日报》的同事赶上船来，将总经理胡昌耀先生送的200叻币交到她手中，“胡先生知道我除了买船票以外，是已经没有什么余钱的了。”

到达香港后，王映霞通过新加坡、重庆、浙江三地报纸发布了与郁达夫离婚的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事后，郁达夫的好友郭沫若总结道：“自我暴露，在（郁）达夫仿佛是成了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

徐志摩评价说：郁达夫“犹如街头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以引过路人之同情。”

静闻评价说：“他平常对事物的评断或好恶，大都只凭一时的直觉、感情。他主要是个感应而不是思辨的人。”

唐弢评价说：“达夫先生为人冲动，映霞女士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

好友易君左（《国民日报》主笔）曾写诗赞郁达夫和王映霞，称他们是郎才女貌的“富春江上神仙侣”。没想到，这对“神仙侣”竟惨淡收场，不禁让人扼腕长叹！

（徐志摩与陆小曼。分析别人容易，做好自己难！）

十二、重庆婚礼

王映霞回到大后方重庆，休息了几个月后，通过同学介绍，在重庆歌乐山保育院当了一名保育员。

保育院属重庆妇女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设在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内，与国民政府隔街相望。一次王映霞到曾家岩办事，偶遇从国民政府里出来的杨素平。杨素平曾是杭州“风雨茅庐”的常客，王映霞一直不知道他的职务是什么。

之后经杨素平介绍，王映霞到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工作。干了几个月，王映霞觉得这个单位像特务机构，又找到杨素平，要求调到外交部工作。1941年10月，王映霞来外交部报到。

正是这一工作调动，改变了她后半生。在这里，她认识了前外交部长王正廷。在王正廷夫妇介绍下，她认识了王正廷的学生钟贤道。当时钟贤道是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

钟贤道是一个有钱、有门道、有人脉的“三有”“钻石王老五”，至今未婚。他自述，是因为“初时为了读书，不想早婚。后来因为没有适当的，因此也就拖延了下来。”

钟贤道向王映霞展开追求。王映霞坦率讲出自己所有遭遇。钟贤道郑重地说：“我懂得怎样能把你的已经逝去的年华找回来。我们会有一个圆满的未来的，请你相信我！”

1942年4月4日，二人在重庆百龄餐厅举办了盛大婚礼，花篮从礼堂直摆到大门口。当时正是抗战吃紧之时，这场婚礼在重庆引起轰动。前来参加的宾客数不清有多少，其中有一半是王映霞不认识的。她认识的人中，有一个是女明星王莹（感兴趣的读友可翻看前面王莹的故事：《轰动演艺圈的一桩公案：几大明星争演赛金花，导致剧社分裂》）。王莹送来一个电灯组成的“喜”字，王映霞把它挂在礼堂正中。

钟贤道婚后对老婆言听计从，呵护有加。仅以适合家庭生活来讲，钟贤道与郁达夫，真是天壤之别。浪漫不能当饭吃。婚姻这东西，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王映霞与钟贤道）

王映霞晚年回顾道：“和钟贤道婚后的四十年，实在是一长段很幸福的日子。一个家庭中，事情不论巨细，全由我一人做主。子女成家立业后，他才离我而先行。临行前，他对我拱手而笑，意思是他已经没有丢不下的事情了。他很了解我的性格，很了解我的为人。”

郁达夫曾经许诺的“自由的女王”，没有实现，王映霞仍然成了“家庭的奴隶”。在钟贤道这里，终于给了她一个“圆满的未来”。他们生下一子一女。儿子钟嘉陵，因出生于重庆嘉陵江畔而取名，改革开放后曾任深圳电视台副台长。女儿钟嘉利，也是生于重庆，后为副教授。

钟贤道于1980年病逝，王映霞于2000年去世，夫妻俩合葬于杭州玉皇山。

（王映霞晚年）

十三、“弃约精神”

回头再说郁达夫令人叹息且令人愤懑的结局。

1941年，徐悲鸿来到新加坡为抗日募捐。郁达夫曾写七绝《题悲鸿画梅》：“花中巢许耐寒枝，香满罗浮小雪时。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家国恨”，说的就是他与王映霞的婚变，和徐悲鸿“慈悲之恋”的失败。两大艺术家居然有一个共同“敌人”——许绍棣。

其实，笔者认为，撇开个人立场而言，在感情问题上，许绍棣并没有什么过错。

与王映霞离婚后，郁达夫有过一段新感情，对象是年轻貌美的英军电台播音员李小英。

郁达夫带李小英回家，儿子郁飞已经十三四岁，不接受这个“新妈妈”。郁达夫用德语悄悄对李小英说“我爱你”，郁飞虽然听不懂，但也猜得几分。他以沉默对父亲表示抗议，对李小英则毫不客气地发泄不满。

当然，最后郁、李分离，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形势变迁。

1942年初，日军南侵，东南亚各地烽烟四起。英国军队畏敌如虎，未战先怯。更气人的是，“英政府最精彩的战略，一路来并不是针对敌人的，而是针对他的友人，鼓动别人去厮杀，自己却早作撤退的准备。槟城陷落的前一天，英政府还是宣言抗战的，但悄悄把所有欧西人士撤退了，留下华侨供日寇屠杀。”

写下这段话的，是当时身处新加坡的中国作家王任叔（巴人）。华侨抗敌委员会主席陈嘉庚亲自去找英国总督汤麦斯，要求英军撤退时，给予抗敌委便利。汤总督一口回绝。

郁达夫是抗敌委执行委员，并且是英国情报部门的报纸《华侨周报》主编，无论哪个角度来说，都应该在撤退范围内。不知英国人肚子里打的什么算盘，郁达夫被扔下了，而播音员李小英撤去印度。

行笔至此，老马忍不住又要发一通议论：古今（时间）中外（空间），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样的，概括起来就四个字：“趋利避害”。别说谁比谁“高尚”，“契约精神”还是“弃约精神”，全看对他们是否有利！

后来郁达夫在逃亡生涯中，每周必有二三日，从隐居的村寨，步行去附近的镇上，从广播中聆听李小英的声音。他在诗作中写下“却喜长空播玉音”，以表对李小英的思念之情。

十四、逃亡之路

郁达夫的逃亡之路很艰难。首先遇上“友军”作祟。

难民船驶到一座小岛上，这是荷兰殖民者势力范围。这时大家是同盟伙伴关系，应该给予方便吧？答案令人失望。

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等人，被荷兰人留置在望加丽岛。荷兰官员说要向国内汇报，让他们白白浪费了5天逃命时间。他们听着隆隆炮声越来越近，心急如焚，欲进不得，欲退不能。

2月15日，英军投降。著名女作家王安忆《伤心太平洋》记述，英军当时拥有近十万大军，储存有可供三至五年的粮食弹药，而日军只有三万人。2月8日，日军开始大举进攻新加坡岛，双方展开炮战。当日军逼近市区时，英军“本来居高临下，使日本人面临灭顶之灾，而他们却打出了白旗，走出要塞。”

与郁达夫一同逃难的胡愈之气愤地回忆：英殖民当局一开始不让人民起来抵抗，临到日军进攻，才勉强给义勇军发武器。发的枪械又是十九世纪的破旧枪弹，他们宁愿把大批新式武器扔海里。丝里打军港号称“攻不陷的要塞”，有威力巨大的海防大炮，未发一弹被英军自己炸毁了。

郁达夫等人从广播中听到英军投降的消息，再去找荷兰官员。荷兰人正在收拾行李逃跑，说：“现在你们的行动不受限制了，随便去哪里都可以。”

一句话把人气不活。几天前有船可走，荷兰人不让走，现在想走，又如何离岛？如果不是荷兰人作怪，他们本可以顺利回国的。一同逃难的有个唐先生，没被留难，几天前离开这里，后经印度回到中国。

没办法，他们只好分散逃亡，打算途经爪哇，伺机回国参加抗日。郁达夫几经辗转，逃到一个叫帕亚孔布（Paya Kumbuh）的小地方，化名赵廉，隐居下来。

日本人占领该地后，偶然知道郁达夫（赵廉）会日语，他们急需翻译，就强迫郁达夫去宪兵队作通译。一向好酒的郁达夫，为了避免酒后失言暴露身份，平时不敢喝酒。后来郁达夫以有肺病、会传染为由，才辞去翻译一职。

为维持生计，郁达夫、胡愈之他们合伙开办了一个“赵豫记”酒厂。郁达夫恨恨地对朋友说：“我没有勇气和力量杀死敌人，但我可以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他吩咐卖给日本人的酒，提高酒精度数。

这时的郁达夫，对日本人既仇恨又失望。

仇恨是国恨家仇。他的母亲是日军封锁富阳时活活饿死的（一说是被日机炸死）；他的大哥郁华，被76号特务暗杀。（建国后郁达夫和郁华都被定为“抗日烈士”。）

失望呢？郁达夫因留学日本，有不少日本朋友（还有日本女友），对民间还抱一丝好感。但在日军清剿苏门答腊岛上的抗日武装时，郁达夫作为翻译，亲眼目睹日军的残暴和堕落。他对日本民族最后一丝好感也消失了。

这期间，为生活方便，也为隐藏身份，他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为妻。女人本名陈莲有，郁达夫为她改名“何丽有”——意思是“哪里谈得上美丽”？——落难之中，身处险境，还有心思戏谑别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十五、文豪陨落

隐居到1944年，郁达夫的身份还是暴露了。一个姓洪的华侨，向日本宪兵告密：赵廉就是著名作家郁达夫。

日本宪兵没有向郁达夫下手，但郁达夫知道自己被监视，他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你们先离开。”

1944年8月的一天，一名宪兵队长来到郁达夫家，直呼“郁先生”，而不是“赵先生”。

宪兵队长说：“郁先生，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到上海、东京都调查了。”郁达夫非常镇静，答道：“你为什么不问我？你们问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哈哈，现在请你干一杯吧。”宪兵队长说：“为了你的案子，我们花了不少钱……”郁达夫递给宪兵队长1000盾军票，队长满意而去。后来这个宪兵队长又来敲诈过几次。

好不容易熬到日本投降。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正在家中和朋友聊天，有人敲门。郁达夫走到门口，和来人讲了几句话，回头对大家说：有点事情，出去一趟就回来。

郁达夫出门时，穿着睡衣和拖鞋。大家以为他马上就会回家，等了很久没见他回来，各自散了。

（郁达夫第三任妻子何丽有和儿子郁大雅）

第二天，何丽有腹痛（何于9月30日生下遗腹女郁美兰），郁达夫仍没回家，朋友们四处寻找。一个印尼农民说，昨晚有辆小汽车停在附近，车上有两个日本人；后来又上去两人，车开走了。

郁达夫就此“失踪”。胡愈之从各方面得到消息，郁达夫于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多年以来，史学界一直沿用胡愈之这一说法。

（胡愈之晚年像）

50年之后，经日本学者考证，并找到了当年日本宪兵班长，证实郁达夫遇害的时间并非9月，而是在被诱走的当天晚上——8月29日晚——他就被日本宪兵扼杀！

日本都投降了，仍杀害我们这位大作家、大文豪，十分令人心痛和愤怒！

据分析，日本鬼子杀害郁达夫的原因，是怕将来郁达夫将他在东南亚看到的日本法西斯暴行描写下来，公之于众。

我们相信，如果郁达夫不牺牲，以他的文学才华，必能跳出个人感情圈子，创作出更为灿烂的篇章。

日本鬼子的兽行，真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本故事完）

（本文作者：马驽 ，“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