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迫害，越看越怪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公元1799年，大清乾隆皇帝，死了。

当然乾隆死的时候，他是太上皇，他训政，他儿子嘉庆已经干了挺老长时间了。

太上皇一死，那么按照规定，朝廷就要编修有关太上皇的一部实录，也就是《清高宗实录》。

这所谓实录，就是要记录乾隆生前的言行举止，政令活动，一来可以表达对死去的老皇帝的尊重和思念，二来写完之后，给新皇帝啊，给后代子孙看一看，也可以起到一个参考先人治国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教材的作用。

当然了，这套书，名为“实录”，但是史官编修的时候，那不可能如实记录，因为有些事情，你比如统治阶级，皇帝家里这帮人的权力斗争，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政令，对百姓的压迫等等，你很难一五一十的写上去。

尤其是这个乾隆皇帝，当皇帝当了六十年，做太上皇又做了三年，这一生呐，真是太过丰富了，大体上来看，乾隆算是一个好皇帝，他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可是你要说他办的坏事，做错的一些事情也是有的，所以到了嘉庆这一朝的大臣给太上皇编修实录的时候，那很多事情他们也要回避，很多记载他们也要更改，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不少太上皇的事迹那恐怕不能如实记录，比如有大臣就请示嘉庆皇帝，说皇帝啊，太上皇活着的时候，搞过很多文字狱，您看这些内容应该怎么记录呢？

嘉庆皇帝，他对文字狱，还不是很了解，因为乾隆晚期，乾隆就已经不搞文字狱了，而且他爸爸活着的时候，他也没有实权，接触不到这一块，所以嘉庆就问大臣，说具体是怎么样的文字狱，有没有案例啊，你给拿来看看，我研究研究怎么个事儿。

大臣们一听，于是就从卷宗里随便抽出一份，送呈御前。

那有读者可能不太懂什么叫做文字狱，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古代的统治者啊，他如果想要整治一个人，尤其是想要整治文人的话，这文人平时没毛病，不违法不犯罪，你做皇帝的也很难说毫无理由的就把人家抓来惩治，或者是杀掉，你有这个权力，但是这么做影响不好，舆论上也对自己不利。

所以，统治者为了名正言顺，他就要找理由，你文人你不是爱舞文弄墨吗，你有词作，你有诗作，你还出书，那我就把你的作品拿过来，我找几个字，找几句话，我就硬说这些字句有问题，另有深意，再给你扣上讥讽朝廷，妄议时政的帽子，或者干脆就说你字里行间你是谋大逆，一旦污名坐实，那想要怎么整治你，那就怎么整治你。

大臣给嘉庆送呈的，就是一桩十分典型的文字狱案。

案犯的名字，叫做王锡侯。

王锡侯，原名叫做王侯，他是江西新昌县人，是个读书人，很有才学，一生致力于通过科举入仕，入朝为官，然后报效朝廷。

但是，王锡侯的仕途非常不顺利，这一生也非常的坎坷，而至于他为什么如此坎坷，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曾用名。

您想想，他叫做王侯，这名字就有点歧义，你去参加科举考试，本来你考一百分，该你蟾宫折桂，金榜题名，人家一看你这个名字，王侯，嚯，来头够大的，人家就想呐，你起这么个名字，你是想要当王爷啊，还是想要做侯爵啊，科举的主考官还没混到这个级别呢，结果你名字起的太大了，人家越看越来气，肯定就把你给刷下去了。

后来王锡侯也想明白这个事情了，他就找了个高人，高人给他改了名字，从王侯改为王锡侯。

咱不是宣扬封建迷信昂，可是您别说，改完这个名字之后，王锡侯的运气真就变好了，人生也明朗了，事业也顺利了，仕途也成功了，很快就考取了举人的功名。

考取举人的时候，王锡侯还不到四十岁，他认为自己未来大有可为，于是又埋头苦读，跑到京师去参加会试，可是不知道是运气用光还是本身他实力就不够，会试考了好几次，全都落榜了。

这举人呐，只能说是脱离了平民阶级，还远远达不到士大夫的阶段，你会试过不了，你就成不了进士，你不是进士，那就当不了官，你当不了官，你没有俸禄，你没有收入，你什么也没有，那你什么也没有，你就没有办法维生。

王锡侯要是一个人还好说，可他不是，他有老婆有孩子，一家老小等着吃饭呢，王锡侯不可能为那已经逐渐遥远的理想而不考虑现实生活的窘迫，所以闲暇时间，他也要自谋生计。

不过，文人普弱，王锡侯没有地，也不会种地，他也不屑于搭个私塾教书，至于走街串巷，或者做点生意，那也得有本钱才行，所以，王锡侯别无所长，他唯一的生活收入，就是写书赚钱，挣点稿费。

乾隆四十年的时候，王锡侯因为生活所迫，他又推出了一本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字贯》。

这《字贯》呢，不是小说不是散文，而是一本字典，属于是工具书，而就是这本书，很快就给王锡侯染上了杀身之祸。

不过这倒是很奇怪，因为一般只有表达意义的文学作品才容易被指摘字句，强行赋意，王锡侯写的是一本字典啊，一本字典你怎么栽赃，怎么陷害，怎么歪曲扭解呢？

要么说无巧不成书呢，说这王锡侯吧，有个仇人，这仇人早年间还因为王锡侯被官府逮捕，判处了流刑，也就是流放。

这流放结束之后，仇人返回原籍，偶然间就看到了王锡侯新出的这本《字贯》。

这仇人呐，这么多年他一直想要报复王锡侯，时值文字狱盛行，仇人就拿起王锡侯的这本书开始研读，想要找点毛病出来，最好能把王锡侯给举报了。

您别说，找来找去，真让仇人给找到了，这仇人找到问题，立刻就拿着《字贯》到了江西新昌县衙去举报，他击鼓奏事，说王锡侯的这本书，是逆书，有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

原来，王锡侯的这本《字贯》啊，他不是一打开就是字典，在字典的内容前边，也就是书的最前边，他写了一个序，这个序就相当于是本书的简介，介绍一下内容，介绍一下作者，顺便再自吹自擂一下，夸一夸这书有多好。

其实这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我们随便拿起一本书来，大部分都有序，有让别人写的，也有让自己写的，王锡侯这本《字贯》的序，就是他自己写的。

而问题，就出在这个序上。

一般人写序，无非就是夸一夸自己写的多么认真，多么努力，多么严谨，多么好看，反正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呗，但是王锡侯不仅夸自己，为了彰显自己这本字典的优越性，他不仅自夸，他还贬低了原来图书市场上存在的一些字典，其中有一部康熙朝编撰的字典，名字就叫做《康熙字典》，王锡侯就说那《康熙字典》，不如我这本《字贯》写得好，他那个写得太啰嗦了，我这个写的简洁明快，所以你们买字典，还是得我这本，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王锡侯就把这话给写里头了。

《康熙字典》的作者，不是一个人，有很多人，因为这算是朝廷牵头编撰的图书，很多大臣都有参与，大臣们合力编撰完了，交由康熙皇帝亲自审阅，那既然皇帝也参与了，功劳自然要还给皇帝，因此这书名就叫做《康熙字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是康熙皇帝的作品。

仇人指着王锡侯的序就说了，说大人啊，您看，王锡侯说他的《字贯》比康熙皇帝的《康熙字典》还好，这太大胆了，皇帝写的书还不如你？

这不是故意贬损康熙皇帝，对皇家不恭不敬么？这简直是大逆不道。

平时像这种状告，县衙门可能还不会当回事儿，可是就在一年前，即乾隆三十九年，朝廷刚刚下来命令，全国范围内查抄意识形态有问题的禁书，要严打图书产业，这么一来，那王锡侯的这本《字贯》，就算是撞到枪口上了。

县衙门认为兹事体大，县令不敢耽搁，立刻就把这个事情上报给了省一级的巡抚衙门。

当时的江西巡抚，名字叫做海成，全名叫舒穆禄·海成，这是一位满族官员，他本身文化水平就不高，《字贯》呈上来，他也看不太懂，大致看个七七八八，所以海成认为，这仇人有点言过其实了，一本小小字典，谈不上大逆不道，所以海成只是给王锡侯定了个“骄纵不法”的罪名，说他写的这个序，只是狂妄之言，不成气候，所以这书你自己留着看吧，反正以后肯定是不能在江西地面上出版发行了。

等于说，王锡侯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处罚，只是把他的《字贯》给禁掉了而已。

这案子，海成办的还是相当满意的，因为当时乾隆皇帝正在全国范围内大搞禁书工作，他海成禁了一本《字贯》，这也算是支持皇帝的工作，所以案子告结之后，他就把整个事情写成了卷宗，连带着附上一本《字贯》，送到了乾隆皇帝的办公桌上，说是让皇帝再审阅一下，其实是邀功，等着皇帝夸他呢。

可是海成没想到，夸赞没等来，却等来了皇帝的一顿臭骂，几天之后乾隆皇帝拿着这本《字贯》劈头盖脸的就把海成骂了一顿，说这书简直是谋大逆，这是典型的禁书，而你作为巡抚，却只把案件定性为不法，还把当事人放了，你干什么吃的你？

原来啊，乾隆皇帝他是个很认真，很勤勉的帝王（青年中年时代），你说所有的折子他都看一遍，那不现实，但是巡抚这一级别上的折子，他肯定是都看，而且看的很仔细，所以海成把折子送上来，乾隆看完之后，他顺手就读了读王锡侯写的这本《字贯》。

不读不要紧，一读，坏了，乾隆发现，字贯中的某一页，罗列了到他乾隆本人为止的历代大清帝王的名字，而且还是全名，就比如清太祖，王锡侯就写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太宗，王锡侯就写爱新觉罗·皇太极，再比如乾隆他爸爸雍正，王锡侯就写，爱新觉罗·胤禛。

乾隆一看，当时就火了，因为在古代，这普通百姓是要避讳的，不能直呼，或者直接把皇帝的名字给写出来，这是极大的冒犯和不尊敬，别说皇帝了，古代社会，这做儿子的都不能直呼父亲的名字，何况王锡侯还把乾隆的列祖列宗都给写了出来呢？

有人说，那这王锡侯不是作死么？他编字典就编字典，干嘛把人家皇帝们的名字写上去呢？

哎，其实王锡侯是好心，他把清朝皇帝的全名写上去的目的，他也在书里注明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写呢，就是要告诉阅读到这本字典的人，本朝皇帝的名讳就是这些，你们都记好了，平时说话，写东西，千万不要说，不要写，这是犯忌讳的。

可以说，王锡侯绝无冒犯的意思，他的主观动机反而还是在替朝廷强调避讳的重要性。

不过，乾隆皇帝不管那个，我管你主观不主观呢，反正你写了，你就是大逆不道，所以皇帝直接就安排刑部到江西去抓人，把王锡侯抓到京师里来，人控制住了，再给我慢慢审。

最后这个案子的结果是，王锡侯被定性为大逆不道，判了个凌迟处死的酷刑，王锡侯直系亲属算上旁系亲属二十一人也全被连坐，那是死走逃亡伤，都没落个好下场。

嘉庆皇帝把这个案子看完之后，他心情很不好，脸色很难看，他就问身边的一个叫做董诰的大臣（时任刑部尚书），说小董啊，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

董诰胆子也很大，说话也直接，说皇帝，依我来看，这案子应该是个冤案，那为什么说是冤案呢，有两点，第一点，百姓因为没有文化也好，因为各种原因也好，他冒犯了圣讳这种事情常有发生，还有因为喝多了辱骂皇帝而被逮捕的，也没有说凌迟处死的，所以对王锡侯的处罚，他有些过重了。

第二点，这给王锡侯定的罪过，是“大逆”，那具体大逆这个罪名是指什么呢？是指有谋毁宗庙，山陵，宫阙行为的人，就是说毁坏清朝皇室的太庙，盗掘清朝皇帝的陵寝，以及毁坏皇帝的宫殿这种行为，才叫做谋大逆。

王锡侯只是犯了圣讳，别的他没干呐，所以他根本就够不到大逆的这个罪名。

嘉庆皇帝很聪明，他立刻就意识到董诰是话里有话，皇帝就说，既然圣心如此而断，给王锡侯下了这么重的处罚，想必是另有用意喽？

董诰说那是肯定的，先帝不仅严办了王锡侯，甚至把经办这个案子的巡抚海成也给办了，一开始判的是斩立决，到行刑的时候先帝才手软改了流放新疆，别说海成，当时朝廷里有俩大臣，一个叫做周克开，是布政使，一个叫做冯廷丞，是按察使，就因为无意中阅读过王锡侯的《字贯》，也被先帝革职了。

话说到这里，董诰也不用再说了，因为嘉庆皇帝已然明了。

一个小小的王锡侯自然犯不上让乾隆大动干戈，而以乾隆的智力水平和理解能力，他心里也一定清楚，王锡侯罪不至死，但乾隆还是要他死，甚至扩大影响，收拾了好几个大员。

其中目的，只是因为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就下了禁书令，皇帝要把全国范围内的民间藏书收集整理，汇编成一套书，也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而在这个过程中，被皇帝认为不合理，内容有问题，威胁其统治，语带讥讽，桀骜不驯，反正各种原因吧，只要统治者裁定为禁书的，那就要销毁掉，以至于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说：

“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当时乾隆搞这个禁书的事情，大家都不太在乎，各级官员也是松散懈怠，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因此工作开展的很慢，所以，乾隆才要以《字贯》为突破口，造成数死一流放两革职的这个后果，因为皇帝的目的，就是要抓这个典型。

朝廷花数年之力培养出来的一个巡抚，到最后皇帝还是不舍得，所以没杀，而区区举子王锡侯，不过尘埃里的贱命一条，皇帝又怎么会，在乎呢？

参考资料：

《宜丰县志·卷四三》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四》

祝注先.历史上的一起辞书冤狱——王锡侯和《字贯》案.辞书研究,1983

何巧云.王锡侯事履索隐//艺海探真——论文论著选编.[出版者不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