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涛｜金融机构集体决策“还旧借新”贷款，能否阻却刑事责任？

金融机构集体决策办理“还旧借新”贷款不一定能阻却刑事责任，律师应构建“形式合法+主观无过错+因果关系断裂”的立体辩护框架。

案情介绍

在镇检刑不诉〔2021〕78号案件中，张某乙先后以李某甲、遆某某、李某乙之名，在镇平县农村信用社贷款200万元、175万元、20万元，到期后没有归还。2013年4月，县联社成立了以主任乔某某为组长的“清收盘活”领导小组，同时又通过了对7500万不良贷款如何盘活的会议纪要，规定了对所有涉及不良贷款还旧借新而新发生的贷款，按照‘换约不换责，账走责任留’的原则处理，对现经办及审批人员一律免予追责等内容。

尔后，乔某某带队多次找张某乙协商还贷办法，最后商定，由张某乙以自己的**物流公司名义申请贷款240万元，用以归还上述贷款本息，由**信用社负责办理具体手续。**信用社客户经理张某甲、慕某某负责此笔贷款的贷前调查，审查主责人为李某丙，**信用社主任刘某某负责审核上报。2014年8月28日，款贷出后全部归还了上述贷款的本息。该笔贷款于2015年由**信用社排查为高风险贷款，于2017年11月被**信用社起诉至镇平县人民法院，还处于执行阶段。

检察院认为：被不起诉人张某甲、刘某某为镇平县**物流有限公司办理的贷款为非法律意义上的贷款，且经单位集体研究并予以免责，也没有证据认定损失的造成与张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被不起诉人张某甲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案情概述与争议焦点

在镇检刑不诉〔2021〕78号案件中，张某乙通过冒用他人名义多次贷款后形成不良债权，镇平县农村信用社通过“还旧借新”方式以张某乙的物流公司名义发放240万元新贷，用于归还旧贷本息。该笔贷款后续被认定为高风险贷款并进入执行程序。检察院认为，涉案贷款“非法律意义上的贷款”，且经单位集体研究免责、无直接因果关系，故对经办人员张某甲、刘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争议焦点在于：

1. “还旧借新”贷款的法律性质认定是否合理？

2. 单位集体研究免责能否排除个人刑事责任？

3. 因果关系与损失认定的逻辑是否成立？

法律分析

一、“还旧借新”贷款的法律性质辨析

“借新还旧”是金融机构常见的债务重组手段，但其合法性需满足特定条件。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16条及司法实践，借新还旧属于“债务更新”，需主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并符合以下条件：借款人生产经营正常、贷款手续完备、担保有效、属于周转性贷款。

本案中，新贷资金直接用于偿还旧贷，形式上符合“债务更新”特征，但存在以下问题：

1. 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新贷名义为物流公司经营，实际用途为偿还旧贷，涉嫌虚构贷款用途，可能违反《贷款通则》关于贷款用途真实性的规定。
2. 担保有效性存疑：若新贷未重新落实有效担保或抵押（如沿用旧贷担保），则可能因旧债消灭导致原担保失效，新贷担保效力存在瑕疵。
3. “非法律意义贷款”的定性矛盾：检察院认为新贷“非法律意义上的贷款”，但《民法典》并未否定此类操作的合同效力，仅对担保责任进行限制。若新贷手续合法（如合同签订、审批流程完备），则其仍属有效民事行为，否定其法律属性缺乏依据。

结论：单纯以“借新还旧”否定贷款法律性质的理由不充分，需结合贷款用途真实性、担保有效性等具体要件综合判断。

二、单位集体研究免责与个人刑事责任的冲突

检察院以“单位集体研究免责”作为不起诉理由之一，但此逻辑存在以下法理缺陷：

1. 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原则：根据《刑法》第186条，违法发放贷款罪可构成单位犯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即使单位内部通过会议纪要免责，亦不能对抗刑法规定。
2. 直接责任人员的独立性：经办人员张某甲、刘某某作为贷款调查、审核的直接责任人，其行为是否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如违反国家规定、主观故意或过失），需独立于单位决策进行评价。单位集体决策可能影响主观过错认定，但不能直接排除责任。
3. 司法实践中的矛盾：类似案件中，部分检察院以“单位免责规定”或“履职行为系执行指令”为由不起诉，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明确，即使受领导指派，若行为明显违法且造成损失，仍需承担刑事责任。

结论：单位内部免责决议无法阻却个人刑事责任，需重点考察行为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及主观过错。

三、因果关系与损失认定的局限性

检察院认为“无证据证明损失与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此观点存在以下问题：

1. 损失认定的时间节点：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包括“数额巨大”或“造成重大损失”。本案中，新贷发放时旧贷风险已暴露，新贷用途为掩盖旧贷不良状态，其本质是将即期风险转化为远期风险。2017年该贷款被列为高风险并进入执行程序，表明损失实际发生，仅因执行未终结而损失金额未最终确定。
2. 因果关系的间接性：违法发放贷款行为与损失之间常存在间接关联。若经办人员未严格履行贷前审查义务（如未核实贷款用途、担保真实性），则其失职行为与贷款最终损失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3. “换约不换责”的合规性：信用社通过“账走责任留”原则将责任转移至原经办人员，但此操作可能违反银保监会对不良贷款分类及责任追究的规定，进一步佐证贷款发放的违规性。

结论：以“损失未最终确定”否定因果关系过于机械，应结合行为违规性与风险传导机制综合认定。

四、综合评析与理论延伸

本案折射出违法发放贷款罪司法认定中的三大困境：

1. 行政合规与刑事违法的界限：金融机构为化解不良贷款采取的“创新”手段（如借新还旧）可能游走于合规边缘，需明确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的区分标准。
2. 单位意志与个人责任的平衡：在集体决策背景下，如何界定直接责任人员的主观过错（明知或应知违法性）成为关键，需避免以单位责任替代个人责任。
3. 损失认定标准的僵化：现行司法解释以“直接经济损失”为追诉标准，但金融风险的滞后性与复杂性要求对“损失”作扩张解释，涵盖风险累积与传导效应。

建议：未来立法或司法解释应细化“借新还旧”的合法性条件，明确单位犯罪中个人责任的认定规则，并引入“风险本位”的损失认定模式，以应对金融犯罪的专业化与隐蔽化趋势。

五、对律师辩护的启示

该案例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的辩护提供了以下关键启示：

1. 精准辨析“还旧借新”的合法性与合规性

• 辩护中需重点论证“借新还旧”是否符合《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16条及《贷款通则》的要求，尤其是贷款用途的真实性、担保有效性等核心要件。例如，若新贷担保系沿用旧贷且未重新办理登记，可主张担保存在瑕疵，但需结合具体证据说明是否构成“虚构用途”或“违规操作”。

1. 切割单位决策与个人责任的关联

• 单位免责的局限性：根据《刑法》第186条，即使存在单位集体决策或内部免责规定，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仍需独立评价。辩护时可主张“单位决策仅是履职背景”，重点证明经办人员无主观故意或过失（如已尽形式审查义务、未发现明显风险）。
• 主观过错抗辩：若行为人系执行上级指令且无违法认知（如“换约不换责”是行业惯例），可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主张其缺乏“明知违法”的主观要件，从而排除刑事责任。

1. 挑战因果关系与损失认定的逻辑

• 风险传导的间接因果关系：若贷款发放存在明显违规（如未核实担保、放任用途不实），可承认行政违规，但否定其与损失的直接关联，强调金融风险的多因性（如市场变化、借款人经营恶化）。

1. 强化行政合规与刑事违法的边界

• 区分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若“借新还旧”仅违反行业规范或内部流程（如未重新落实担保），但未触犯《刑法》第186条的“违反国家规定”，可主张其属于行政监管范畴，不构成刑事犯罪。
• 援引同类判例与行业实践：通过检索类似案件中法院对“借新还旧”的定性（如是否构成“以贷还贷”或“掩盖不良”），结合行业普遍操作模式，削弱检方指控的“明显违法性”。

1. 程序与证据层面的突破口

• 质疑证据充分性：若检方未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贷款用途虚假或故意违规（如会议记录、签字文件），可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 利用责任转移条款：若信用社通过“账走责任留”将责任归咎于原经办人，可主张新贷发放系风险化解措施，经办人员无独立决策权，进一步切割责任。

1. 未来立法与司法趋势的预判

• 推动“风险本位”损失认定：在辩护中引入金融风险滞后性、复杂性的特点，主张损失认定应涵盖风险累积而非仅最终经济损失，以应对检方机械适用“直接损失”标准。

总之：从辩护角度，本案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法律解释与证据对抗，将“借新还旧”的操作定性为行政违规而非刑事犯罪，并切割单位决策与个人责任。律师需综合运用实体法规范、行业实践、判例援引及证据攻防策略，构建“形式合法+主观无过错+因果关系断裂”的立体辩护框架，以争取无罪或罪轻结果。

个人观点，AI辅助

作者简介

游涛，微信：youtaojudge，世理法源平台创始合伙人（www.shilifayuan.com)

业务领域：科技互联网、娱乐与新媒体版块刑事风控与合规解决方案，特别是网络犯罪、金融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刑事法律服务，以及数据、直播、娱乐社交等领域合规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公安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与法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大法学院《金融犯罪与刑事合规》校外授课教师。

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曾任某网络科技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从事法务、合规工作二十余年，曾借调最高法院工作。

除指导大量案件外，还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请，为全国各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授课；多次受北大、清华等高校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还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完成全面合规体系建设以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网络游戏、1v1、语音房等专项合规。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网络游戏外挂刑法规制》《使用网络爬虫获取数据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等论文十余篇，在《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P2P网络平台上淫秽视频传播行为的刑事责任》等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