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新获墓志集萃》地名词语考释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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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墓志作为石刻文献的一种，保存了大量的真实地名，正史缺少记载的乡里村落地名往往在墓志中得以留存。文章结合实地的历史沿革和词汇学、辞典学知识，采用历时比较方法，对《西安新获墓志集萃》所见“稠贵里”“丛亭里”“隆政里”“三赵里”“升道里”“胜业里”六个“专名＋通名”式的地名词语进行考释，有助于深入理解词语释义，了解地名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

关键词：墓志；地名词语；《西安新获墓志集萃》

地名是人们为地域共同约定的名称，有着历史文化的缩影和痕迹。墓志属于石刻文献的一种，记录了大量的真实地名，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材料。对墓志的地名词语进行研究，有利于后人客观认知地名的含义和文化内涵。

《西安新获墓志集萃》辑录152件“来自西安市公安部门和文物稽查部门近年缴获的走私盗掘文物、基建工地出土文物和社会流散文物”。由于历史久远，其中很多地名现已不存，即便通过墓志管窥，后人仍存在不知词语释义、不解文化内涵的困难。据此，举证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用例，结合历史地理沿革与词汇学、辞典学知识，对其中的地名词语进行考释是有必要的。

今选取“稠贵里”“丛亭里”“隆政里”“三赵里”“升道里”“胜业里”六个地名词语进行考释，它们的通名用字都是“里”，但又有着区别。

《说文·土部》：“里，居也。从田从土。”有田有土，“里”本义为人所居住的地方。《诗经·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此后，作为居所单位的“里”逐渐融入地方行政系统。《周礼·地官·遂人》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秦汉时期，里制成为基层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出土秦简中，里名数量已十分可观。出土汉简中，“当利里”“德明里”“河阳里”等丰富的里名已大量存在。可见汉代“专名＋里”式的地名结构已较为普遍。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先后将居所单位称之为“里”或“坊”，后世习惯上以“里坊”来进行称谓。里坊制度在隋唐达到鼎盛时期，西安古有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它们都是封闭式里坊制城市的典范。北宋庆历年间，宋仁宗废除里坊制，后到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里甲制度，里甲制持续到了清初。以下考释的六个里名，就出自“里坊”和“里甲”制度之下。

一、稠贵里

（1）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李稚华墓志》：“春秋六十有七，保定四年六月廿七日，薨于稠贵里舍。”

按：“稠贵”一词令人费解。且传世文献中，暂未检得“稠贵里”用例；出土文献中，也仅在上文所引《李稚华墓志》见此一例。

虽未检索到更多“稠贵里”用例，但北朝、隋时期墓志有“畴贵里”。

（2）北魏孝昌元年（525年）《韦彧墓志》：“君讳彧，字遵庆，京兆杜人也，今分山北县洪固乡畴贵里。”

（3）隋仁寿元年（601年）《鲁阿鼻墓志》：“仁寿元年十一月二日，迁葬小□之原洪固乡畴贵里为记。”

《广韵·尤韵》：“稠，穊也，多也。”《广韵·尤韵》：“畴，谁也，等也，壅也，田畴也。”“稠”与“畴”在《广韵》同属“俦”小韵，读音完全相同。“畴贵里”北魏时期属山北县洪固乡，北周时属万年县洪固乡，隋时属大兴县洪固乡，唐代又为万年县境，这在北魏、周、隋、唐代墓志有具体表现。据志文，李稚华于北周保定四年（564年）葬于小陵原，小陵原在当时属万年县，志文所载与该地的历史变革相呼应。结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稠贵里”应是“畴贵里”的讹误。

“畴”有“齐等、使相等”义。《广韵·尤韵》：“畴，等也。”这一义项常用于让后人享受与前人相等爵位、官职的场景。《汉书·宣帝纪》：“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毋有所与。”颜师古注：“畴者，等也，言不复减也。”《后汉书·祭遵传》：“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畴”的“使相等”义还衍生出一些词语，如“畴官”“畴人”。《史记·龟策列传》：“父子畴官，世世相传。”裴骃集解：“家业世世相传为畴。”使父子做相同的官，家业就能世代相传。由此，可释“畴贵”为“世代承袭的尊贵（地位）”。传世文献中，也可见“畴贵”用例：

（4）《御史大夫赠右丞相程行谋神道碑》：“圣皇执象，增天报功。元老协斯，捧日畴贵。”

（5）《刑部尚书韦抗神道碑》：“国大司寇，家大彭氏。亡世畴贵，府君钟美。衣冠礼乐，尽在是矣。”

例（4），“增天报功”与“捧日畴贵”相对，四个词语都为动宾结构，“捧日”指忠心辅佐帝王，“畴贵”可指“使尊贵的地位世代传袭”。例（5），“钟美”即“集美”，这里说的是韦家世代都承袭尊贵（地位），碑文的主人公韦抗，更是集聚了家风美德，衣冠礼乐等各种礼仪规范都能遵守。且据碑文内容，可知程行谋、韦抗二人家中均世代为官，是有“畴贵”基础的。

“畴贵里”见于北朝及隋代墓志，后逐渐被“胄贵里”替代。隋代畴贵里又称胄贵里，唐代亦有胄贵里，而未见畴贵里。北宋宋敏求《长安志》：“洪固乡在县南一十五里，管邨四十八、胄贵里。”胄贵里在唐属万年县洪固乡，与畴贵里地理位置一致。且“胄”与“畴”同属《广韵》幽部，两者音近，“胄贵里”或为“畴贵里”音变。上述两者都属唐长安里坊建制，唐覆灭后，这些地名也消失于历史长河。

（6）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刘安墓志》：“大隋开皇十八年岁次戍午正月癸酉朔廿四日丙申，葬于京师□□洪固乡胄贵里。”

（7）唐大和五年（831年）《韩自明墓志》：“以其月廿二日庚寅，迁神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胄贵里之凤栖原。”

“胄贵”也为动宾结构，可释为“承续先辈的尊贵地位”。《说文·肉部》：“胄，胤也。”“胄”本义为后代，引申为后代对先辈的承续。《后汉书·文苑传》：“胄高阳之苗胤兮，承圣祖之洪泽。”此句“胄”与“承”相对，作动词，都有承续的意思。

二、丛亭里

（8）唐天宝三载（744年）《刘氏墓志》：“夫人彭城丛亭里人，刑部尚书、彭城公德威之曾孙，赠太子太傅、沛国公延景之孙，今太子詹事、丰县侯瑗之第四女，朝请大夫、河东令、京北韦咸之妻也。”

按：“丛亭里”，《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未收，但它在历史上曾很出名，因世族彭城刘氏居于此。传世文献中关于丛亭里的记载最早可以上溯到南朝。《宋书·刘延孙传》：“刘氏居彭城县者，又分三里，帝室居绥舆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及吕县，凡四刘。”当时的刘氏在彭城县分三里而居，其中的一脉就居住在丛亭里。作为宗族大姓身份的象征，“丛亭里”常见于出土文献：

（9）隋开皇三年（583年）《刘鉴墓志》：“刘鉴，字子明，徐州彭城郡彭城县丛亭里人。”

（10）唐咸通十一年（870年）《刘思友墓志》：“府君讳思友，字益夫，其先彭城丛亭里人。

文献关于“丛亭里”地名的记载始于南朝，至隋唐墓志仍然可见，宋之后则少有提及。因历史久远，笔者翻阅相关方志，均未见该地名为“丛亭”的缘由。

“丛”本义为聚集，《说文·丵部》：“丛，聚也。”由于草木往往聚集生长，“丛”又指“草木密集生长的地方”。如《徐霞客游记》：“二里抵山下，披丛入之。”这里说的“披丛入之”，就是拨开草丛走进去。相比起来，“亭”的含义则要复杂一些。《说文·高部》：“亭，人所安定也。亭有楼。”《释名·释宫室》：“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亭”本义是古代设在道旁供行人停留食宿的处所，引申为供人休憩观赏的建筑物，因亭的部分功能和驿站相似，又被人们并称为“亭驿”。此外，秦汉时期，“亭”还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存在过很长一段时间。

除去地名中的用例，“丛亭”一词单独在古籍文献中所见极少。《后汉书·郡国志》：“临沂，故属东海，有丛亭。”刘昭注引《博物记》曰：“县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了东汉时期上至州，下至县的行政区域，里面有众多的“亭”。这些“亭”不是用于赏景休憩的建筑物，而是秦汉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风俗通》亦载：“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事实上，亭的主要功能就是负责保卫居民和以官办客栈身份为旅客提供住宿。值得注意的是，南梁的刘昭在为《后汉书》作注的时候，引入“丛社”来释“丛亭”，这似乎让人觉得“丛亭”与“丛社”存在某些关联。

《汉语大词典》所收以“丛”为词首的词语中，“丛＋建筑类名物语素”式的词语仅有三个：丛台、丛祠、丛社。“丛台”是战国的建筑物，因“数台相连”得名，取“丛”的“聚集”义，而“丛社”和“丛祠”则不同。《汉语大词典》：“丛社，丛林中的神社。”与“丛社”相似，“丛祠”指的是丛林中的神祠。《史记·陈涉世家》：“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丛亭”的结构与前面三者相似，从字面上看，可释为“从立之亭”，也可释为“丛林中的亭驿”。

研究表明，具有治安职能的亭及亭长在东晋时期便已消失，但亭居于交通要道，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是往来商旅、使者停歇的场所。“丛亭里”最早记载见于南朝刘宋，这一时期正是亭制衰落之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寄情山水、雅好自然成为社会风尚，士人多以游于山水为乐，那些留存于山水间的亭自然成了可利用的对象。如东晋王羲之广邀文贤修禊的兰亭，其前身就是汉代的亭驿。一般而言，秦汉的“亭”都是独立的，应不存在聚集情况，而作为观赏建筑物的“亭”直到隋唐才发展成熟，“从立之亭”一说应是观赏之亭发展成熟后的一种说法。我们更倾向认为上文所说的“丛亭”指的就是“丛林中的亭驿”，是秦汉亭制存在过的痕迹。

亭制虽然已退出历史舞台，却在后世一些地名中保留了下来，和新增的通名构成“专名＋通名”的地名形式。这类地名结构中，原本作为通名用字的“亭”已逐渐专名化。今江苏苏州的望亭镇、河北定州的东亭镇，名称都源于汉代的亭制，在长久的历史演变下融入现今的行政区划。“丛亭里”很可能也是这样一个例子，虽与之后兴起的里坊制结合，但它的名字最终还是没能保存至今。

三、隆政里

（11）武周长寿三年（694年）《邹鸾昉墓志》：“以长寿二年九月廿五日，终于隆政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二。”

按：隆政里也作隆政坊，该名见于隋唐两代。隋大业时期就有“隆政里”，有隋代墓志可证，唐代隆政里沿用自隋代隆政里。

（12）隋大业五年（609年）《元世斌墓志》：“大隋上柱国、宋安公世孙、朝请郎元世斌，大业五年岁次己巳五月十九日薨于隆政里之第，春秋廿有四。”

隆政，《汉语大词典》对其有两个释义，一是“高的准则”；二是“犹大治”。值得注意的是，“高的准则”是假借义，而“犹大治”的解释并不确切。

《说文·生部》：“隆，丰大也。”“隆”本义为丰大，后引申出“兴盛”义。《广韵·东韵》：“隆，盛也。”诸葛亮《出师表》：“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兴盛”义的“隆”可活用为动词，释为“使兴盛”。曹操《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克定天下，以隆王室。”“以隆王室”指的是使王室兴隆。《晋书江统传》：“晏婴相齐，鹿裘不补，亦能匡君济俗，兴国隆家。”“兴”与“隆”相对，都为动词。

“隆政”可释为“使政治兴隆”。政治兴隆，国家才能清明，这与“大治”所谓的“政治修明，局势安定”有相通之处。宋晁补之《上吴相公书》：“夫太宗修文训武，以培其基；真宗隆政讲事，以润其色。”此处“隆政”与“修文”“训武”“讲事”并列，都为动宾结构。《晋书·纪瞻传》：“瞻闻有国有家者，皆欲迈化隆政，以康庶绩，垂歌亿载，永传于后。”“迈化”为“推行教化”，此处“隆政”也指“使政治兴隆”。“隆政”后改名“布政”，为避唐明皇李隆基讳。北宋宋敏求《长安志》：“次南布政坊，隋有明法、道觉二寺，大业、武德中并废，本名隆政，避明皇名改。”先天元年（712年）李隆基登基，出土文献能检索到的“隆政里”用例都在此之前，先天二年（713年），“布政里”开始出现，这与史料所载相吻合。

（13）唐先天二年（713年）《裴怀古墓志》：“以先天元年十一月三日，寝疾薨于长安布政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五。”

（14）唐咸通十二年（871年）《靳墉墓志》：“□咸通十二年六月廿六日，终于长安布政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三矣。”

“布政”为动宾结构，可解释为“发布政令”。在古代，君王发布政令是一项严肃的社会活动。《周礼夏官司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乃悬政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政象。”君王将政令悬挂在宫门外的高建筑上，让万民观拜，这是最早的布政活动。布政与民生紧密相连。《管子君臣上》：“布政有均，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左传成公十二年》：“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君王发布公正、仁慈的政令，保障百姓的生产生活，国家才能繁荣富裕。

“布政里”为唐长安外郭城里坊之一，天子脚下，它的名称既暗示了君王对国家政令的绝对权力，也体现了君王对国运民生的高度关注。里名的修改带来字面含义的变化，但无论是“布政”还是“隆政”，他们的名字都表达了统治者对政治清明、民生安定的向往。

四、三赵里

（15）明成化八年（1472年）《杨稶墓志》：“卜于是年七月二十五日，葬于咸宁三赵里官市园先兆之侧。”

按：出土文献中，“三赵里”用例不多。明代墓志还可见一例“三赵里”。

（16）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张氏圹志》：“择于成化丙申六月初一日，葬于咸宁县三赵里新开乡鸿固原，坐子向午。”

传世文献中，明何景明《雍大记》载：“宜川庄靖王墓，在咸宁县三赵里。”上文《张氏圹志》志主张氏即是宜川庄靖王朱志堢第二子朱公的妻子，她和公公朱志堢葬地都在咸宁县三赵里。这一葬地后来得到实地确认，《雁塔区志》载明宜川庄靖王墓在今“三兆村东”。可知，明代的“三赵里”即今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三兆村”。这便引出一个问题，明代还被称为“三赵”，为何此地今日变成了“三兆”？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先来对这一地名的沿革进行梳理。“三赵”其名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该地被称为“三赵村”，有今三兆村出土的唐代墓志可以为证。

（17）唐元和十年（815年）《刘定智墓志》：“以其月十六日窆于城之东南万年县宁安乡三赵村。”

（18）唐长庆三年（823年）《刘安平墓志》：“以其年七月十五日归葬于万年县宁安乡三赵村，祔于先茔，礼也。”

（19）唐乾符三年（876年）《赵虔章墓志》：“择用其月廿日，葬于万年县宁安乡三赵村祖之茔侧也。”

唐之后，“三赵村”仍见于传世文献。宋欧阳修《五代史记前蜀世家》：“宗寿得王氏十八丧，葬之长安南三赵村。”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邴吉墓在县南二十里三赵村。”可见五代和宋时期都有此村，以上两例“三赵村”位置都在长安县南，地理位置与后世相近。西安唐代分长安县和万年县，后改为咸宁县。于是元、明两代墓志中可见咸宁县“三赵村”。

（20）元皇庆二年（1313年）《同搢墓志》：“戭等卜以明月十四日葬咸宁县洪固乡三赵村先茔。”

综合上述引例，推知自唐到明，此地一直被称为“三赵”。而该地被称为“三兆”则始于清代，清代此地为“三兆社”。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万年县宁安乡三赵村即今咸宁县南十五里三兆社，赵、兆音近而讹。”

“三赵”的具体意义无从得知，“三兆”却可以知晓。“三兆”指的是占卜的三种兆象。《周礼春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郑玄注引杜子春曰：“玉兆，帝颛顼之兆；瓦兆，帝尧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颛顼、尧都是帝王，周是当时的鼎盛王朝，可知“三兆”实是占卜所示的三种吉兆。

我们认为，“三赵”变为“三兆”，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讹误，也可能是一例地名的雅化。时代的发展和景观的变化，会使某些历史久远的地名“因时过境迁变得名不副实，或者随着人居成分的改变，会产生雅化的社会诉求”。“三赵”最初或许是因姓氏命名，然而这个地名历经好几个朝代，时易世变，后来的人们无从知晓“三赵”的命名之由，便用与之同音的“三兆”来进行雅化，取其吉兆寓意。

五、升道里

（21）唐会昌四年（844年）《严厚本墓志》：“公不幸暴疾，以会昌四年七月卅日终于升道里第，享年六十七。”

按：升道里为唐长安外郭城一百零八坊之一，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位于长安城东南，传世文献中可见其记述。唐贾岛有诗《升道精舍南台对月寄姚合》，此处升道精舍就是指诗人在升道里的屋舍。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载：“次南升道坊，西北隅龙华尼寺。”此外，《太平广记》里也有以升道里为背景进行创作的小说。而出土文献中，升道里所见不多。

（22）唐元和三年（808年）《李雍墓志》：“以开元十有九年夏五月，殁于长安升道里，享年三十五。”

遗憾的是，上述文献都没有升道里何年所立、命名缘何等情况的明确记录。

“升道”一词为动宾结构，字面上看似乎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升”即“向上、提高”。提到“道”，一部分人可能想到“道德、道义”，认为“升道”就是“提升道德、道义”的意思；另一部分人会想到道教，认为“升道”是一个带有道教色彩的词语。其实唐代佛道两种思想都盛行，此地名中的“升道”同佛教的关系更大。

“道”本义为道路，《说文辵部》：“道，所行道也。从辵，从。”在本义的基础上，“道”又引申出“道理、方法、技术、规律”等众多意义。古代学派的思想体系也被称为“道”，如“儒道”“孔孟之道”。明马中锡《中山狼传》：“然墨之道，兼爱为本。”这便是在说墨家的思想体系。

佛教的思想体系也可被称为“道”。《魏书释老志》：“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总谓之僧。”唐刘禹锡《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黄禅师碑》：“七岁尚儒，以俎豆为戏；十三慕道，遵怀削之仪。”上述两个例子，明确说“道”需要“剃落须发”“遵怀削之仪”，这都是在说佛教。唐王维《饭覆釜山僧》：“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王维一生信奉佛教，晚年更是“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结合诗名，便知此句中的“道”指佛教思想。这并不是个例，王维《终南别业》也有“中岁颇好道”这样的诗句。

升道里有唐玄宗所立的名寺龙华尼寺，推知此坊佛教气息应是较为浓厚的。此外，佛教文献中亦有“升道”。《无量寿经》：“升道无穷极，易往而无人。”这里说的是，提升佛教思想是没有尽头的，这样容易前往的道路却往往没有人。据此，可将“升道”释为“提高佛教思想”之义。其实，“升道”作为专名出现不止这一处，早在北魏的洛阳，就有佛寺取名为“升道”。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嵩高中有闲居寺、栖禅寺、嵩阳寺、道场寺，上有中顶寺，东有升道寺。”黄敏《汉魏六朝石刻乡里词语的整理与研究》认为：“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身边环境与相关事物，及思维、想法有相同或相似的认识，以此为出发点命名居住场所，使得同一名称能跨越地域、跨时代使用，从而构成同名异地。”隋唐两京城防建制深受北魏洛阳的影响，升道寺和升道里的专名一致应不是偶然。

六、胜业里

（23）武周天授二年（691年）《王九言墓志》：“以调露二年正月廿一日终于京胜业里。”

按：胜业里为唐长安外郭城坊里之一，常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此坊原名宜仁，后改为胜业。宋宋敏求《长安志》载：“次南胜业坊，本名宜仁，后改。”

（24）唐显庆六年（661年）《董氏墓志》：“显庆六年二月十八日，卒于雍州之万年胜业里，春秋八十有七。”

（25）唐开元十二年（724年）《史曜墓志》：“以天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构疾卒于胜业里之私第，春秋卌有四。”

胜业里西南有胜业寺，寺看似因坊取名，实则相反，乃胜业里因寺而改名。宋敏求《长安志》：“西南胜业寺，武德初，高祖为沙门景晖立，景晖言事多中，高祖龙潜，景晖夙启先觉，既立寺，其坊因此改名。”立寺之因，是景晖在高祖未即位时，就预言高祖能登高位。唐志磐《佛祖统纪》：“以沙门景晖尝记帝当承天命，为立胜业寺。”

“胜业”，《汉语大词典》未收，它可指胜妙的行业。“胜”有“美好、美妙”之义，如胜会、胜境。“业”有“事业、行业”之义。“胜业”为定中结构，可释为“美好的事业、行业”之类。这一释义被部分佛学辞典吸纳采用，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胜业：胜妙之行业也。”陈义孝《佛学常见词汇》：“胜业：殊胜的行业。”

佛教相关典籍中，“胜业”又常常用来指佛学本身。

（26）《诏答安德王雄》：“朕所以至心回向，结念归依。思与率土臣民，爰及幽显，同崇胜业，共为善因，故分布舍利，营建神塔。”

（27）《大唐三藏圣教序》：“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

（28）《法华传记》：“常居五台山，愿依文殊大师策修胜业，每日诵法华两遍，读华严一帙，以此永恒。”

例（26），“至心回向”“舍利”均为佛教术语，此处的“同崇胜业”指的就是共同崇尚佛学；例（27）是唐太宗为表彰玄奘翻译佛经而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结合语境，玄奘翻译佛经，让佛经传遍中原地区，是为宣扬佛学；例（28），五台山是佛教名山，诵读《法华经》《华严经》，自是修佛。

“胜业”，既暗示了寺庙的性质，又侧面体现了高祖时期佛学之兴盛。而后“胜业寺”匿迹，“胜业里”也随着唐朝的覆灭不存于世。然“胜业”此名由寺庙走入里坊，长存于古籍文献中，历史赋予它的人文内涵才得以留存。

结语

《西安新获墓志集萃》收录墓志年代上起北周，下至民国，其中较多地名现已不存，有的完全消失，有的发生大的变化并发展沿用下来。究其原因，有社会外因和语言内因两方面的影响。社会外因导致的地名变化较为复杂，如改朝换代、行政变更之类。需要注意，社会外因往往会影响通名用字的变化，社会基层组织单位的变化导致地名更改通名语素，如“三赵里”“三赵村”一类。除去墓志镌刻过程中偶有的讹误现象，语言内因导致地名产生的变化主要体现专名用字上。专名用字的变化往往有语音、字形或词义上的联系，如“三赵里”与“三兆里”、“畴贵里”与“胄贵里”，都与语音有联系，“隆政里”与“布政里”则是词义上存在相似之处。有的则是两方面影响皆有，如“小陵原”和“少陵原”，就是字音和词义皆有联系。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地名是社会现象而不是地理现象。”地名最初虽为指称某一地域而产生，但随着社会发展，它已然成为一种有着历史文化缩影和痕迹的社会符号。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已有研究成果，对《西安新获墓志集萃》六则地名词语进行考释，挖掘其文化内涵，同时试对墓志地名的研究提供思路参考。

作者：肖艾林

来源：《贺州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贺雨婷

校对：王玉凤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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