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了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简直就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到处都是招展的红旗，到处都是喧天的锣鼓，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绽开着幸福的笑容……下午3时，随着前一天刚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特有的高亢洪亮的湘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和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开国大典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接下来，阅兵司令员朱德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

1931年11月7日，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在瑞金城北6公里的叶坪村，也曾举行过一次隆重的“开国大典”。其间，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苏区政府在叶坪村中间一块长满小草的平坝上，布置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检阅台，检阅台正中横挂着上书“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检阅台”的巨幅红布，后幕中间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两边张贴着中国工农红军军旗。

6时30分，晨光熹微，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等健步进入会场。随着大会执行主席朱德“全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的川音在广场上空响起，会场上迸发出一片欢呼声。
7时整，阅兵式开始。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骑在战马上检阅了受阅部队：一队队英姿勃发的红军战士，或扛枪，或抬着钢炮；一列列赤卫队员，手持大刀、肩扛梭镖，分四路纵队，健步行进……在白色恐怖包围下举行的这次阅兵式非常简单，不仅武器简陋，而且程式简单，几乎就等同于一次武装大游行。但它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阅兵，其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

十八年后的这次开国大典大阅兵，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大阅兵。这次与上次不同，上次成立的只是一个区域性政权，现在，我们用“小米加步枪”基本取得全国战场的胜利，建立的是一个全国性政权，所举行的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受阅部队共1.64万余人，按海、陆、空三军的序列编组。海军只有一个方队，由东北海军学校和华东海军舰队选调人员编成;陆军规模比较大，各方阵由从步兵199师、独立207师619团和临时编组的炮兵第4师、战车第3师、骑兵第3师抽调的部队编成;空军由华北军区航空处所辖的P-51型歼击机中队、蚊式轰炸机小队和PT-19型、L-5型教练机小队编成一个混合编队，分别以双机、三机模式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武器装备以军兵种为单位，按种类集中，统一编组，由轻到重，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地面、海上到空中，使陆、海、空三军浑然一体，展示出正将“剩勇追穷寇”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

但是，我军毕竟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所需武器都是“敌人给我们造”的，战士们手中的武器不仅落后，而且参差不齐，品种多样，被战士们戏称为“万国牌”。当时，为了陆军步枪方阵持有相同的枪械，有关部门整整找遍了两个军，仍然没有凑够足够数量的“歪把子”，最后，只好采取一排持枪，一排徒手，相互错开的阵列方式才勉强保证了阅兵需要；从天安门前开过的战车实际只有101辆，主要有日本97式坦克和装甲车。其中很多还是修配厂的战士们用废弃零部件组装出来的。行进中，有一辆坦克居然在西华门一带抛了锚！好在后面的驾驶员机灵，毫不犹豫地顶着它继续前进。这一切，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得真真切切。怎么保证战车整齐的队列呢？没电台，只能靠人联络。本来开坦克要求人不能露出头，但为了能让战车方队达到受阅要求，就在最前排右面的坦克上站一名战士，用脚踩着驾驶员的肩膀。他跟驾驶员规定了暗号，比如开快点，脚就往前使劲儿，往左开就左脚蹬一下，踩几下就停止，踩几下是前进……其它坦克就一辆盯一辆地接续前进；空军受阅编队也是这样。由于我空军在长江以北的所有家底就只有17架飞机，但要满足阅兵要求，却至少需要26架！没办法，聂荣臻只好让其中九架p-51战斗机飞两次，给不明真相的地面群众造成有26架飞机从天上飞过的错觉。而且，这17架飞机中，除了轰炸机外，只有9架歼击机和教练机，其中，又只有4架还具备作战能力。为了防止国民党空军前来破坏，最后不得不让这四架飞机带弹受阅！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既无古人，又无来者！

本来，我国的建国日期并不是定在1949年10月1日的。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1月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并举行开国大典。因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基本全歼国民党反动派盘踞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基本实现全国的解放。所以，如果把建国日定在1950年1月1日，不仅更符合实际情况，也让开国大典有更为安全的环境条件，而且，与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相契合，体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连续性。直至今天，每当重大节日期间，天安门广场上都会悬挂孙中山巨幅画像，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全国政协把1950年1月1日确定为建国日后，以周恩来为主任，朱德为阅兵总司令，聂荣臻为阅兵总指挥，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为阅兵指挥所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立即按倒排工期的原则，紧锣密鼓的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

但是，斯大林却提出了不同意见。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向斯大林通报了我党对建国大业的有关筹备工作。斯大林对我党的各项工作都很赞赏，但却对建国的日期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提出，国际政治是讲名分的，要求名正言顺。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后，中共如果不迅速宣布成立新政权，中国就会被视作为“无政府”状态，为别有用心的国家进行干预提供借口。而且事实上，美国已经在中国新疆和当地民族势力进行接触；同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希望新中国能迅速登上世界舞台，发挥作用……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决定将新中国的成立日改为1949年10月1日。但这时距10月1日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了。

当时，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盘踞在西南、西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就是在已经解放的地区，尤其是北京市，也仍然潜伏着大量的敌特分子。我们要成功举办开国大典，就得防止防美、蒋反动派及其潜伏人员的破坏。

筹备组梳理出敌人对开国大典进行破坏可能采取的的四种方式：一是派飞机前来进行轰炸，二是在场内预埋炸弹进行爆破。三是在场外用大炮、迫击炮等武器远程投掷爆炸物，四是在领导人的食品或饮水里做手脚。显然，有效防止敌人破坏的核心，就是对与开国大典有关的所有人员进行摸排和清理。

北京和平解放后，自然形势极为恶劣，被人戏称为“五多”城市：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尤其是特务。他们本身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直接针对新政权的。据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的内部通报，潜伏在北京的特务成分和来源非常复杂，数量十分庞大，涉及到国民党保密局、伪国防部二厅、国民党党通局、“华北剿总”二处，反动党团，如伪北平市党部、“三青团”，另外还有傅作义和阎锡山的“清共先锋队”和英、美帝帝国主义所派遣的间谍等八大系统的共110个单位！共有各类特务一万六千多人。须知，当时北平的居民人口才165万！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个专门搞破坏的特务，这是多大的比例！

好在，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新中国留下了完整的档案资料，再加上我党一贯坚持群众路线，通过群众得到了不少线索，所以很快就将绝大部分特务分子缉拿归案了。使得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能够腾出人手和精力，分明暗两条线对重点区域、重点人员进行布控和深挖细查。

在明的一条线上，在各街道居委会热心的“朝阳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北京市公安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对市内所有军民的拉网式逐人登记，对发现的所有嫌疑人都进行了控制和清查，对所有的疑点都进行了澄清。在暗的一条线上，我大量的侦查人员都换上了便衣，扮成三轮车夫、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甚至还办成无所事事的混混的，深入到社会的各阶层，散布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收集各种各种传言，以图从中发现线索，或对有关场所，有关嫌疑人进行监控。

这个办法很有效，点面结合的监控手段，真正做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九月中下旬的某一天，我军一名便衣警察在府右街一带巡逻时，在一个花坛里发现了一截刚丢下不久的烟头，拾起来一看，是一支“飞马牌”香烟的烟头。“飞马”香烟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普通人很少抽。问题是，发现烟头的位置是在一个行人罕至的角落，不太可能是行人顺手丢下的，倒更可能是有人在这里长时间驻留时所留下的。这个警察立即警觉起来，是谁会躲在这角落里很长时间呢？他想干什么？此后，一连几天，他都到这一段来巡逻。终于，有一天傍晚，他发现了一个戴着礼帽的人正猫在一簇花丛的后面，在一个纸板上画着什么。警察悄悄地从背后凑上去一看，那人画的居然是府右街和长安街一带的地形图！那人不知遇见了便衣警察，但见事情败露，便恼羞成怒，拨出匕首就向便衣警察刺来，妄图杀人灭口。他哪知道，这位便衣警察是练过的，没几下就把这人制服了。

带回去一审，，这家伙竟然是一个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他画图的目的就是为了确定埋藏炸药的位置，准备在开国大典之日，炸毁我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乘车辆。

北京市公安局根据这个特务的供述，连夜行动，迅速逮捕了相关的特务分子175人，并起获了一批枪支炸药。

但是，在如此严密的安保下，还是差一点被敌人钻了空子。9月24日一大早，一个农民打扮的汉子担着一担蔬菜来到亚洲饭店。亚洲饭店是提前来京参加政协会议，然后参加开国大典的全国政协委员的住宿地。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都有人送菜来，而且汉子对执勤战士的盘问也回答得天衣无缝，所以执勤人员便挥挥手准备放行。就在这档口，汉子在弯腰挑担之时，顺手挥起胳膊，用衣袖抹了一下头上的汗，露出一截又白又胖的手臂！眼尖的战士立即发现不对劲，一个经常在野外劳作的农民怎么可能如此白净呢？战士们当机立断，立即扣留了这个汉子，果然，从他身上搜出了毒药和定时炸弹！经过审问知道，此人是台湾保密局专门派来大陆破坏开国大典的，名叫吴瑞金……仅仅在开国大典前的一周内，我公安保卫人员就抓获了数十名企图进行破坏的特务。

对于开国大典的现场安保，阅兵筹备组更是设置了好几道防线。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我军歼击机部队“创世纪”地“挂弹”受阅外，在北京的四面八方，尤其是东南沿海至北京的各条航路沿线都埋设了大量的防空观察员，在每一个重要节点，都布置了高射炮阵地，随时准备拦截来犯敌机。为了解决高射炮射程不足的问题，有些地方，我军还让高射炮“上刺刀”，把高射炮阵地人拉肩扛地设在了山顶上……当时，我军高射炮兵得到的命令是，只要敌机前来，即可先斩后奏，主动开火。可以说，即使我方没有足够的航空兵，如果蒋介石利令智昏，胆敢前来破坏的话，也一定没有好果子吃。

把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三点，也是经过周密考虑和精确计算的。虽然，我国大陆西北、西南、东南沿海的一部分地区还被国民党军盘踞着，但根据航程等技术参数分析，只有驻守在浙江舟山机场的国民党方面所装备的美制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才勉强具备飞临北京上空搞破坏的能力。1959年5月4日，为了破坏我们举行的“五四青年节三十周年”纪念大会，舟山机场就曾起飞了6架B-24轰炸机前往北京进行轰炸，导致我军民24人死亡，民房损毁196间。

但事实上，B-24从舟山机场飞到天安门广场进行轰炸，还是受到了很多条件限制。

B-24的最大航程是3380公里，载弹量4吨。虽然舟山群岛距北京的直线距离是1230公里，往返一次是2460公里，看似在最大航程范围内，但由于最大航程是无风，无干扰状态下匀速飞行的距离，实际最大航程远远低于这个距离，而且，不仅航路并不是直线的，沿途还要规避我军高炮的拦截，所以，要想成功对北京进行轰炸，B-24中途必须要加一次油才行。5月4日那次轰炸，就是在青岛机场加的油。现在，青岛已经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军机要获得加油的话，就只能到南朝鲜釜山机场。

再从航时上看，B-24的时速是488公里，从舟山到北京单边飞行一次，即使不受任何干扰，途中至少也需要3个小时。而事实上，不可能不受到拦截、干扰！大陆会让它如入无人之境吗？在这个时节里，舟山群岛在晚上5点40以后就开始天黑了，到6点半左右就几乎黑尽了。而B-24不具备夜航能力，所以，要想从舟山机场飞到北京搞破坏的话，最迟在下午2点半左右就必须返航。

聂荣臻提议将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点，就是出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敌机的弱点。

但如果敌机提前飞到北京上空，对已经集结的几十万群众进行疯狂杀戮又怎么办呢？阅兵指挥部同样做了周密的考虑。一是放弃了防空力量相对比较雄厚，又地处郊外，如果遭袭，损失也比较小的西苑机场。当时，国外情报组织，包括苏联，都认为我国的开国大典会在西苑机场举行。反其道而行之的安排，确实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二是将举行开国大典的具体时间、地点列为高度机密，一直秘而不宣，直到当天上午10点，距开国大典开始只有5个小时了，才由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作了宣告。这样，留给敌人的时间可就不多了。

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些安排确实达到了预期目的。本来，蒋介石和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曾制定了一个专门针对我国开国大典的轰炸计划。可没想到，友邦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美国和南朝鲜不愿卷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热战，拒绝让蒋介石飞机在釜山机场加油，这样，轰炸机队一旦是受到大陆方面的拦截，便很难顺利返回了。而蒋介石还想留点家底和李宗仁“斗”呢。十几天前，李宗仁前来见蒋介石时，开宗明义地就声称，“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与你谈话”，逼蒋介石交出兵权，气得蒋介石好一阵说不出话来。现在，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还真不愿在与共产党的争斗中，把自己的实力消耗殆尽。同时，蒋介石也有一些良心发现，知道对开国大典的轰炸必然破坏著名的故宫建筑群。那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一旦毁在自己的手中，自己将更加失去人性，成为千古罪人。所以，在最后关头，无论周至柔怎么催促，蒋介石就是不愿发出起飞的命令，以致最终取消了轰炸计划。

为了防止敌人在我领导人的饮水中下毒，警卫想尽了一切办法。几天前，就将运水专车进行了消毒，然后交给部队派专人轮班守护，不许任何无关人员靠近。直到开国大典开始前，才由最可靠的士兵驾驶汽车到中南海内的水井中取出水来，运至故宫午门外临时搭建的锅炉房。负责烧锅炉的都是平时在中南海里为首长烧锅炉的，绝对可靠。怎么保证送水、续水环节的安全呢？北京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一支40人的女子便衣大队，成员是从全市高中挑选出来的女学生，她们身材高挑而且健壮有力，不仅接受了擒拿格斗等训练，还接受了服务、礼仪等方面的培训。在开国大典中，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领导人的水杯送水、续水。送水时，姑娘们从主管烧水的负责人手中接过写有与自己相对应的编号的水壶后，拎到天安门城楼上为各位领导人的水杯续水，然后再将水壶送回锅炉房。整个过程，姑娘们都必须做到壶不离手，以此保证饮水绝对安全。

开国大典终于顺利结束了。作为一个失败者，蒋介石仍然十分关注我国开国大典盛况。他静静地躲在广州东山梅花村三号陈济棠的公馆里坚持收听了开国大典的直播。整个过程中，除了听到一连串曾经那么熟悉的名字，如今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蒋介石铁青着脸，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愤怒的怒吼：“娘希匹，老子待你们不薄！一群卖国求荣的王八蛋！”外，他一直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一言不发，默默地接受了改天换地的这一刻。第二天凌晨6点，蒋介石便乘坐飞机永远离开了大陆。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后，蒋介石脸色凝重，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也拒绝了与前来迎接的众多高官的寒暄，没说一个字，便上车直奔阳明山总统官邸。

而此时，蒋介石在北京的“老朋友”毛泽东，才刚刚结束了一通宵的办公，一边做着扩胸运动，一边来到室外草坪上。东边，一轮朝阳正在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