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那些闻所未闻的“幕后”故事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隆重的元帅军衔授衔仪式。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的主持下，毛泽东主席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分别授予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人。同时，毛泽东主席还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对革命有功的人员。

此前，这一天的下午2时，周恩来总理就在国务院在紫光阁举行隆重仪式，对这次评衔中所授的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789名少将中的在京将官授予了军衔。所以，粟裕作为“第一大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获得军衔的人。

很多人说，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授衔。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条件非常简陋，物资极为匮乏，而且军队被分割在各个“山头”，很难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但是，我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探索步伐，至少三次尝试过军衔制改革。

第一次尝试是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按照国共双方的停战协定，我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被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简称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统一标准”、“统一管理”，中共方面接受了蒋介石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原则和评定标准，授予八路军总指挥朱德为中将（领上将衔），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叶挺、叶剑英、萧克、郭沫若、宣侠父等十人为中将，聂荣臻、徐向前、徐海东、黄克诚、陈赓、张宗逊、王震、彭绍辉、陈伯钧、陈再道、周士第、陈锡联、王宏坤、倪志亮、项英、左权、卢东升、陈光、周昆、王维舟等20人为少将。

但是，蒋介石内心打着“小九九”，既企图借此扩展自己在我军的影响力，又希望在我军内部制造矛盾，以利其逐渐夺取对我军的领导权，所以，只对我军高级干部授了衔，而对中基层干部置之不理。为此，我党针锋相对，决定“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的等级，自主在全军军官中普遍实行军衔制。只不过，由于国民党方面很快就掀起了反共高潮，既不给我军军饷，也不配给必要的武器，使我根据地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生存困难，更由于很多人认为，军衔制与我军“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相矛盾，同时，敌后抗日也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几个因素共同作用下，1942年4月24日，中央发出《军队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通知，叫停了此次军队定衔工作。我军的第一次军衔制尝试便这样无果而终。

抗战胜利后，为了方便与进入东北地区的苏联红军的协调、沟通，1945年9月16日，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对派往东北工作的6名领导干部授予了相应的军衔。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陈云、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等三人被授为中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伍修权被授为少将，中央军委第三局第一处处长段子俊、中央机要处办公室副主任莫春和等二人被授为上校，并为他们颁发了中、俄两种文字的任命书。

但这次授衔，只是因为工作需要而采取的一项临时措施，还算不得真正意义的军衔评授工作，既没有给受衔人配发领章、肩章等级别识别符号，也没有与收入待遇挂钩，而且所涉及的范围也仅限于相关的6人

按照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我军按照“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要求进行改编。194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宣布，“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各战略区接到这个指示后，迅速行动起来，相继进行了深入仔细的调研，相继制定了详尽的实施方案。比如，新四军的方案就规定：军长、政委为上将，副军长、副政委、参谋长为中将……

与此同时，为了便于派往各地参加与国民党谈判或军调处工作的同志开展工作，我军对他们先行授予了军衔。比如，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军事顾问滕代远、派往沈阳的代表饶漱石被授予中将军衔；而三人军事小组代表周恩来的随从将军童陆生、派驻本溪的代表许光达和派驻徐州的代表韦国清等人则被授予少将军衔；派驻淮阳的代表韩念龙、德州的代表符浩被授予上校军衔……全面内战爆发后其中，我军所进行的军衔制改革的第三次尝试也被迫再次停了下来，而已经授予的这6人的军衔自动取消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终于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以罗荣桓为部长，赖传珠和徐立清为副部长的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于1951年2月15日发出《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将我军当过三年以上班长的，或是有5年以上军龄的所有军人分为9等21级。这个等级方案虽然后来没有得到采纳，但为我军指战员的级别确定奠定了基本框架，为全面实行军衔制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就在有关部门积极筹备授衔工作时，朝鲜战争爆发，授衔工作不得不再次停顿下来。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由于朝鲜人民军有军衔，而志愿军却没有军衔，在联合作战指挥关系的确定上就有很多不便，同时，也不利于与美军进行“对等”谈判。板门店谈判中，当美方、朝方介绍谈判组成员时，由于他们都有相应军衔，往往介绍得就比较明确，比如某某上校，某某少将等。轮到我军介绍时，对于军级以上干部还好一点，可以笼统地介绍为“这是某某将军”，而遇到相当于校级军官的师级以下干部时，就根本没法介绍了……这让在朝鲜前线指挥战斗的彭德怀深感不便。1951年国庆节晚上，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彭德怀提到国内应着重考虑的七项战备工作时，其中就提到实行军衔制。1952年3月，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顺理成章地就成为我军军衔制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和实施者。

抗美援朝战争看似打断了我军军衔化改革的进程，但由于暴露了我军不能通过外观标志进行身份识别，影响指挥效能的弊端，事实上加快了我军的军衔化改革。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在完成了干部确级的基础上，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启动了我军军衔评定工作。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明确规定，我军将采用世界通用的军衔体制，并规定，我军军衔共设置6等19级。其中，元帅两级：大元帅、元帅；将官四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四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四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军士三级：上士，中士，下士；兵两级：上等兵，列兵。

级别体系确定后，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的是评衔工作，它不仅政策性极强，而且情况千差万别，极其繁杂。这项工作最后能够顺利完成，与各级领导机关的精心组织和老一代革命家们的高风亮节分不开。

1955年1月14日和15日，彭德怀连续两天主持中央军委开会研究决定，拟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军衔、现任的中央军委（国防委员会）15位副主席元帅军衔。

但没想到，毛泽东却把这个方案给否了，他摇摇手说：“我不当那个大元帅!”“你们搞评衔，是件很大的工作，也是件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多不方便呀!”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担任着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纷纷表示不参加元帅评授，接下来，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也宣布放弃了大将军衔。就连担任着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也自认为“对新中国没做什么贡献”而放弃了参加元帅评定。

毛泽东虽然姿态高，可群众却想不通，居功至伟的毛泽东怎么就不能授予“大元帅”军衔呢？全国人大开会时，有人提议形成一个决议：“我们人大作了决定，他有什么办法？”主持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也知道毛泽东的性格，知道这么做根本行不通，只好笑笑说：“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代表们仍不放弃：“人大作了决定，国家主席就得签署命令。”争论来争论去，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可以见到毛主席吗？你们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我们这次先不作决定。”当然，最后谁也没有说服毛泽东。

由于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是众望所归，毫无疑义的问题。所以，有关部门便“自以为是”地在此前就委托天津的一家服装厂为毛泽东定制了一套大元帅服。大元帅服的肩章由金黄色底面构成，上面绣着国徽图案和元帅星徽，其中元帅星徽由一圈松枝环绕，看上去威武庄严。现在，毛泽东主席坚持不做大元帅，这套大元帅服就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被永久地珍藏起来，而大元帅一职，也一直空缺着，未授予任何人。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行动，事实上为这次评衔工作制定了一条新的规定：已到地方工作的部队干部原则上不再授予现役军衔。比如程子华。程子华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的司令员，但他在1955年授军衔时已经不在军队，到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担任社长去了，所以他无缘这次授衔，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9个兵团中唯一没有获得军衔的兵团司令员。另外，再以1945年授衔的那六个人为例，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已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都没有参加这次授衔。只有莫春和仍在军队工作，授予了大校，1964年才晋升为少将。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需要“灵活处理”。第一个就是陈毅。无论从军中资历，还是从作为新四军的代表，陈毅都有资格被授予元帅军衔，但是，陈毅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外交部部长，在军中已没有职务。所以，按照评衔原则，陈毅是不属于授衔范围的。但由于周恩来举出苏联布尔加宁的例子进行力荐，陈毅仍被授予了元帅军衔。现在看，周恩来的意见是有一些道理的。在十大元帅里，陈毅是唯一没有参加长征而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也是唯一一个出自新四军的元帅，他代表的是一个方面的人。另外，还有乌兰夫和阎红彦，虽然他们此时已经主政地方，在军队没有职务，但出于各种考虑仍被授予了上将。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受到了特殊的对待。那就是没有任职，或任职很低的“老红军”。在中央苏区的鼎盛时期，红军达到了三十多万人，但经过长期战争的洗礼，到新中国的成立时，仍然存活在世的红军只剩下了不到三千人！无疑，他们每个人都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是我军的“功臣”。但是，这三千人中，很大一部分人由于缺少文化，尽管参加革命多年，却没有担任职务，或担任着很低的职务。对他们的衔级怎么确定？总不能让这些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红军”仍然扛着尉官，甚至上士、下士的肩章满街走吧！对此，毛泽东批示了一条原则：“红军不下校”。也就是说，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军人，哪怕是普通一兵，其军衔也绝不能低于校级。让那些些英雄们得到了应有的礼遇。

这次评衔工作是和工资改革配套进行的，获得一定军衔后，就会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比如，元帅对应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对应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大将级别以上都可以算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上将是行政五级，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级与级之间在工资福利方面的待遇悬殊很大。例如，中将享受的部长级待遇，最低工资是310元，同时还配有警卫、厨师等，而少将，看似只低一级，最低工资却只有252元！

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大家都在一个锅里捞饭吃，收入待遇都差不多，现在一下子居然如此悬殊，当然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并进一步引发了大家对自己衔级的不同态度。

粟裕的军事才能和卓著的战功是公认的。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曾两让“司令”，这次，面对军衔，他再次表现出很高的姿态。在1953年制定的最初方案中，粟裕是拟授元帅军衔的，而且排名并不十分靠后，位列第七。1955年评衔时，又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党外人士认为应该给粟裕授元帅。但粟裕知道后，却阻拦道：“评我大将就是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本来，毛泽东也是主张给粟裕授帅的。1955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看到粟裕只被授予大将，有些不平地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啊？”当得知粟裕主动辞去了元帅衔后，毛泽东非常感慨，说：“难得粟裕！竟三次辞让，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辞了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最后，毛泽东拍板：“粟裕，第一大将。”

谁也没有想到，将粟裕评为大将后，居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时，有一位上将，认为自己衔级低了，找周恩来“要说法”，开始，周恩来对他说了很多道理，都没说不通，最后只好用最见效的“比”的方法，对这位上将说：“粟裕也是大将”。结果，这位上将听到这句话后，再也没说什么，就讪讪地走了。许多和这位上将一样想法的人，也纷纷放弃了“上访”的想法。此后，军中便流传着“粟裕镇大将”的故事。

何止粟裕一人，罗荣桓元帅、徐海东大将也都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低评衔级。当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得知自己被评为大将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毛泽东看完信，心情激动难已，深情地对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说: “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 “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徐立清当时是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正兵团级，以其级别和资历，都应该评为上将。但他感到自己从事这项工作，面对着评衔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矛盾，自己得姿态高一点，于是，先后给中央军委领导写了十几封信，要求降低自己的军衔。终于，他由上将变成了中将，成了唯一一个降衔的高级将领。

但是，嫌军衔授得太低而不“淡定”，甚至恼骚满腹的人也大有人在。有一位在红军时期当过师政委，后来又在四野12纵任过司令员的老干部，眼见几个平时和他级别差不多的人被评为中将，黄永胜还评了上将，而自己却只评了个少将，心中便忿忿不平，再加上本来就桀骜不逊，于是怒火中烧，放言“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林彪知道后，把这位将军叫去狠狠批评了一番。当然，批评归批评，使用归使用，这位将军最后还是在毛泽东的提名下，担任了北京军区参谋长，大军区副职，正兵团级，和中将一个样了。

1955年的这次授衔，比较全面地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人和情况，使每一个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都各得其所，得到了自己应得的荣誉和认可：

有多达12位因战争而致残的军人获得将帅衔。元帅刘伯承眼睛伤残，上将彭绍辉、贺炳炎，中将余秋里、晏福生，少将童炎生、左齐、彭清云、陈波、苏鲁均丧失了一只胳膊，被称为独臂将军，中将钟赤兵独腿，少将谢良独脚！ 大量少数民族干部获得将衔：粟裕大将（侗族）、乌兰夫上将（蒙古族）、韦国清上将（壮族）、阿沛·阿旺晋美中将（藏族）、廖汉生中将（土家族）、万毅中将（满族）、覃健中将（壮族）、朵噶·彭措饶杰中将（藏族）……共计35人，其中，大将1人，上将2人，中将8人，少将24人；对起义将领没有偏见，在同一个标准下，对其中10人授予了将级军衔：其中，上将3人：董其武（原员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陈明仁（原华中“剿总”副总司令）、陶峙岳（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中将3人：孔从洲（原陆军国民党西北军三十八军副军长）、曾泽生（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韩练成（原国军第46军军长）……另外还授予邓兆祥、张世珍、林遵、魏镇等4人少将军衔。这次授衔中，共有3098名起义将领被授予军衔；这次授衔也没有忘记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归国华侨和外籍人士。如菲律宾归侨叶飞被授予上将；新加坡、马来西亚归侨庄田、卢胜被授予中将、吴克之、陈青山被授予少将；还有澳大利亚归侨曾生和印尼归侨叶松盛被授予少将……另外，还有一位越南人洪水，长期在中国参加革命，1925年就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五次反围剿、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开始被定为正师级少将，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被定为正军级少将，成为我军唯一的外籍将军；这次大授衔还产生了我军的第一位女将军是李贞。李贞原是红二方面军的英勇女将，参加过抗日战争，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役，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

在1955年的元帅授衔仪式现场，只有7人接受了元帅军衔。林彪、刘伯承因病在青岛疗养，叶剑英因为组织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没能参加这次授衔仪式。但中央并没有忽视他们，派专人将军衔和服装送达他们驻地并拍照留念。

在对将军授衔时，也出现了一件趣事。黄火星是第63名中将。周恩来在念名单的时候，发生了口误，将黄火星念成了黄火青，另外一个地方干部的名字。而黄火星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见没念到自己的名字，就一直那么笔直地站着。周恩来弄清情况后，便响亮地再次宣布：“黄火星，中将！”黄火星这才昂首挺胸地走上主席台，一脸郑重地从周恩来手中接过授衔命令状，然后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走下主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