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中国的灯笼 图源:视觉中国
如果要筛选出一个真正为全人类所共享的节日的话,必定是适用于各种历法规定的年节,即一年之始的元旦。就中国而言,延续数千年的元旦更名叫春节不过是民国鼓捣的事儿。
经过千年的时光淘洗,时至今日,春节称得上是中国最坚挺的节日,过年可以说是最隆重的有中国特色的狂欢节。它依托最深广的心理认同,承载最厚重的民族情感,保留最地道的中国风尚,昭示最美好的生活理想。
春节的谱系:
祭祀之名,狂欢之实
▲河南省朱仙镇木版年画制造现场 图源:视觉中国
过年要从岁尾腊月的年终之祭(蜡祭、祭灶、腊祭)序曲酝酿始,中间以岁除元旦的神圣更迭为巅峰,其后高潮连绵,直至元宵放灯的大写意的狂欢煞尾,正月十八,灯火阑珊后的“年味”仍有余波荡开,直至二月二龙抬头万物复苏春耕开始方才曲终谢幕。
中国风与众不同,在中国办奥运,吉祥物都可以组合着来,红红火火中国年——春节当然不能只是一天就可以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过年要从岁尾腊月的年终之祭(蜡祭、祭灶、腊祭)序曲酝酿始,中间以岁除元旦的神圣更迭为巅峰,其后高潮连绵,直至元宵放灯的大写意的狂欢煞尾,正月十八,灯火阑珊后的“年味”仍有余波荡开,直至二月二龙抬头万物复苏春耕开始方才曲终谢幕。
从谱系学和发生学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春节要从冬至说起,而冬至与元旦联袂成为最重要的年度压轴大节则不少于千年的光阴。为了过好年,旧时百姓家一过冬至,迈进腊月的门槛,就开始忙年,整个腊月中,从腊日、到小年、再到除夕之夜,排满了具有祭祀颂祷意义的民俗活动。
古代,冬至是一个重要的节气,这一天,太阳经过冬至点,北半球的中国,昼最短,夜最长。年终大祭,腊祭,祭祀的名称,祭祀的对象,一是众神,一是祖先。周代二者分祭,祭祖叫腊,祭神叫蜡。蜡,即蜡祭,就是腊月的祭祀活动。子曰:礼失求诸野,现代民俗学认为礼仪是古代的民风的定型化与程式化。蜡祭既是对天地诸神一年护佑的感恩,更是对来年佑护之劳的祈祝。是一种祖先崇拜与神鬼信仰色彩很浓的民俗活动。感谢天地过去一年中给人的馈赠,并为来年祈福。从中可见,古人对自然的敬拜与对神的敬拜是交融在一起的。论起源,可推至上古三代“夏曰清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曰蜡”(蔡邕《独断》)。为期一天的蜡祭,春秋时代已经成熟定型,撇去其神道设教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浮沫外,早已具备民族狂欢节的底蕴和气质。这在《论语》中早就现场直播过了,子贡作为金牌记者,前去观蜡,亲临其境,传回的实况报道很high:“一国之人皆若狂。”孔夫子本人的总结极精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重庆市烧火龙庆祝春节 图源:视觉中国
日月如梭,文明日盛,一天的蜡祭狂欢太短暂,远不够尽兴,人们开始要求多举行几次,各种名堂的祭祀开始多了起来,渐渐风气浸染,年终之祭的次数和规模越来越大,越办越“乐”,于是作为年终的十二月被百姓亲切地唤作腊月。东汉的郑玄做了番隔空喊话的深度解析:“王者于建亥之月报万物,息老休农,又各燕会饮酒与党学中。”(亥在十二地支中为末位,建亥之月即指十二月)其后,整个腊月作为狂欢节的时间段在传承中愈发延续并强化。斗转星移,到唐代,但凡腊月,无论城乡,都沉浸在一种喜庆欢乐的气氛中。孔颖达特意做了蜡祭场面的经典回顾:“人恣性酣饮,载号载呶,大小悉尔。”
腊月二十三小年祭灶,作为大年的斥候而为古人所器重。古凡在外的游子,无论仕宦、经商、游学,都要在祭灶日前赶回家团圆,吃自家做的祭灶糖果,以求灶神祈福、来年全家平安。唐宋平民在送灶时,均需献以豚酒蔬果,用酒糟或饴糖涂抹于灶门,让灶神吃醉酒昏昏然,或被饴糖粘住嘴巴,开不得口,叫做“醉司命”,就不能向天帝告诉人间的罪状了。可见,“娱神”的同时也在“愚神”,“涮神”寻开心。唐人罗隐有对平常百姓家家祭灶的简笔白描:“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宋人范成大则有工笔细描:“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米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明清以降,民间祭灶的风俗已经充分沉淀固化了。家家户户都吃“麻糖”,糊灶王爷嘴,免得上天瞎汇报。于晚上敬献祭灶,同时燃鞭放炮送灶王爷上天。
▲武汉长江新春烟花秀
图源:视觉中国
从腊月二十三小年起,过年就进入倒计时,张彩灯、贴对联、打扫庭院,亲人团聚,欢喜过年。童谣顺口溜下来: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儿晚上,闹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风俗古书记下来:岁旦在迩……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画门神桃符,挂钟馗,钉桃符,贴迎春牌儿,祭祖宗。这年节,怎一个“过”字了得!
腊月的最后一天,称为“岁除”、“除夕”,民间穷人则有年关难过的俗语,除夕之夜最重要的就是“守岁”,敬候新年的到来。这时,一般人家早已做好了喜迎新春的一切准备,祭神祀祖仪式已毕,门神、春联、福字之类也都贴挂停当,此夜便全家团聚在一起,享用丰盛的年夜饭,饮酒作乐,互叙亲情,在兴奋与激动中等待着,度过这新旧交替的神圣时刻,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边燃放爆竹烟花,边围着篝火跳舞,驱赶害人的山魈鬼精,无边的祝福蔓延开来。春节便在狂欢的喜庆中拉开了序幕,这种风俗从商周先秦到秦汉魏晋再到隋唐宋元明清,流传至今,我们身在其中,感受无需多说。
时间意识:
永恒不易的“年”
▲广州新春花市夜景 图源:视觉中国
“年”的最初的天文观测的时间意义被淡化乃至忽视,而祭祀作为对天地祖先护佑的感恩色彩也逐渐变性为万众狂欢的良机。
元旦是三元合一,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充满了希望,唐人王勃《守岁序》:“岁月易尽,光阴难驻。春秋冬夏,错四时之凉炎;甲乙丙丁,纪三朝之历数。十二月之阴气,玉律穷年。”时光流逝,人事代谢,刚柔相推,生命的短暂与时间的永恒这对矛盾对有着七情六欲的人类而言是一种残酷的现实,天若有情天亦老。对人而言,时间是琢磨不透又无迹可寻的,只好借用空间概念来强解。人的时间感如同参禅体验,只有打通五官,来个感觉大挪移才能形象道出。如过江晋人“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时间体验的沧桑感正是通过空间话语深度传达的。而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自觉正是以这种时空感的确立为指针的。
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移动导致了热带之外的地区的四季变化。没有明确的时间观念,人类何以文明日新。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伟大的23°26′的黄赤交角!假使该交角为0°或90°的话,那么,太阳将直射地球,全球将同此炎凉,诗人的浪漫梦想将成为人类的普遍悲剧。
▲新春传统民俗宾阳炮龙节 图源:视觉中国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人类学名著《忧郁的热带》中,深入观察体验并记录了热带丛林中土著居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热带之所以是“忧郁”的,除了草木疯长,遮天蔽日以外,还因为对于习惯了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人来说,身处热带,周围的环境是终年如一,万古不变,看不见斗转星移,看不见燕来雁去,听不得寒蝉跫鸣,物候变化几乎归档了,司季之神看来是睡着了,时间似乎停止了脚步,星空也静止定格了,仰观天象,天空不语;俯察万物,万物失言。近取诸身,两手空空,远取诸物,一无所获。真是难熬,怎能不忧郁。除了人的自然衰老以外,几乎感觉不到光阴的流转,更谈不上四季的轮回。所以热带孕育的文明发展程度普遍偏低,特别是时间意识不强,在炎热的南亚次大陆,印度虽然同为四大古文明之一,但其历史观念非常淡薄,且常常与神话传说相混淆。今人能略知其上古、中古史实之一二,多凭中国史籍保存之功。
在热带以外的地区,无论哪种生产方式,农耕、游牧、渔猎、采集都会关注到季节轮回自然规律。不知节朔,何能文明。汉文明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年年岁岁节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而早慧的汉文明的根底大抵在于易经,文明初曙,华夏先民直觉体悟到了大易流行、生生不息的核心理念,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共识。又掌握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产生了四季、月、日、时辰的概念,并制定了时间参照系,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通过天文观测,制定了原初的历法。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历的源头,又叫夏历。(甲骨文献证明:至晚在商代,华夏已经使用阴阳合历了。)
▲云南大理一个普通家庭的年夜饭。 图源:视觉中国
夏历是阴阳合历,即以太阳的暑来寒往确定季节(节气)和周年(回归年),以月亮的圆缺晦朔确定月份(朔望月),阴阳两历产生的岁差通过设置闰月来解决,兼顾农时与生活,阴阳和合,相得益彰。《尚书·尧典》记载舜承尧禅,巡守泰山时:“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这一系列组合动作,明确地指向了天文观测和历法制作。据刘宗迪先生考辨:“东后”指太阳,“时”指四时,“日”指昼夜时辰,按顺序眺望东方的山峰,观测日出的方位。协调季节、月序、昼夜时辰。眺望远方山峰,以山峰为坐标观察日出的方位,通过对日出方位的观测,确定时节和月序,据以协调季节、月序、昼夜时辰,从而建立合理实用的历法。
顾炎武说:“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古人务农特重时令,春耕秋收,夏耘冬藏。周旋轮回的星空同四季的更替相呼应,与四时流转的农时休戚相关,观察特定星宿出现的方位与时辰,就可以准确地判断节气,安排农事。对劳作的先民而言,日、月、星宿就是高悬于苍穹之上的钟表和历书。所谓“观象授时”,最早也是肇源于民间而后提升为天官家法的。天文学的精进是对历法重视的结果,也是自然时间意识的加强。二十四节气是乡土中国(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区域,如惊蛰、雨水、谷雨、小满、芒种、白露、霜降等命名与该区域的农时、物候相对应。)的伟大洞见,秦汉以后,成为中国农业活动中的主要依据。
▲春节豫园灯会 图源:视觉中国
日月星辰引导着先民们对于时间和岁月的理解,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经验世界的诗意理解与时间秩序的直觉构建。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中国人关于过年的风俗和叙事,正如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指出的一样,是“层累地进化”而成的。且看妇孺皆知的“熬年”的传说:远古洪荒,有一种头长独角,口似血盆的恶兽叫做“年”。每逢除夕晚上,它便出来掠食人畜,为祸乡间。为了躲避年兽,人们只好备些肉食放在门外,天不黑就早早关紧大门,躲在家里不敢睡觉,坐等天亮,为消磨时光,也为壮胆,他们就喝酒。等年初一早晨,“年”饱餐后扬长而去,人们才开门相见,作揖道喜,互相祝贺。庆幸没被年兽吃掉。这样过了好多年平安无事,人们渐渐对年兽放松了警惕。突然有一年兽窜到一个村子里把人几乎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夫妻幸免。还有几个童子,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在玩耍,火光通红,竹子燃烧后“啪啪”地爆响,年兽看见火光吓得掉头逃窜。从此,人们知道年兽怕红、怕光、怕响声。当年兽再来之前,人们就在门上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笼。年来了,人们就边敲锣打鼓、边燃放爆竹发出响声,这样年被赶跑了。于是,后来每至年末岁首,家家户户都有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的习俗。
可以说,对于年的崇信和敬畏,关于年的神话和故事,早已潜移默化地变成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族类认同感,成为我们民族世代相承、绵绵不绝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
当天文专成为“学”时,普通人就不再仰望星空,用进废退的客观规律,加之人类健忘的本性,使得“年”的最初的天文观测的时间意义被淡化乃至忽视,而祭祀作为对天地祖先护佑的感恩色彩也逐渐变性为万众狂欢的良机。
心理法则:
随性流转的过法
▲山村闹春 图源:视觉中国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所以成为“最”脍炙人口的名句,是因为17岁的王维以慧耳捕捉到了唐土华族“最”隐秘的风声。
对汉民族而言,作为从远古时代留传至今的习俗,过年无疑是一件大事,年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具有一再的重复性。过年是一件值得隆重对待的庆典,过年是一种全民同乐的狂欢节。似水的年节,随着民族群体心理的流转而呈现出不变又变的过法。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链条中大多是平常的劳作日子,而各种各样的节日则是穿起链条的粒粒珍珠,春节则是其中最熠熠生辉的那颗东方之珠。节日之于人类,是出于顺应自然规律,又符合人性需要的安排。而节日风俗的形成则是多种复杂因素如气候条件、地形因素、劳作方式和生活策略、生产方式等融合生成的。
孟夫子有言“知人论世”,我们应该“识人性论年俗”。尽管有关年节习俗的微观涵义和具体内容会与时俱进地有发展,有扬弃,有变化,但其基本形式是不会变动的,往往根深蒂固地保留下去。每逢这一天,人们按照习俗所做的一切,都是自觉而合乎目的的行动,使得这一习俗稳固地绵延下去。可以下一判断:凡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移风易俗地归化掉的风俗基本上都是过时的,根基浅薄的,居于传统文化边缘的。而属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真正属于核心的风俗却是坚如磐石的,或者更为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坚硬如水的。倘若一个国家的人民热衷于过异文化的节日习俗,则是文化认同的第一步。这也说明是否认同一种文化的基础的核心的风尚习惯,是区分化内与化外之民的重要根据。历史上汉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两国之所以都以“小中华”自居,就是这种文化认同背后的巨大心理力量的体现。因为当一种节俗的内核被固定下来,随时推移,好事的人类根性会不断被激发,以传说的形式来增益附丽,对这一内核进行层层的包装以获得弥久而常新的鲜活力。可以说过年永远都是元气淋漓、生气动人、不会过时的。
▲成都春节夜游锦江灯笼 图源:视觉中国
尽管年的过法有因时和因地的差异,但不论哪种过法都不离人间烟火气。我们说过年的文化内涵是同一个文化圈内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人们共同创造约定而俗成。节俗一旦形成,就成为一只左右民族心理情绪的看不见的手,作为公认的行为方式上的规范,它是发自民族集体内心深沉的愿望,有着非同凡响的制约力。这一点,旧时文人常用的四个字最能说明问题,哪四个字呢?就是“不能免俗”。如果因意外而无法参与过年的喜庆活动,就会有一种孤零凄惶的被遗弃感,就连流放路上的罪民、牢狱之中的囚犯都要过年,怎能不产生一种格格不入的文化自外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所以成为“最”脍炙人口的名句,是因为17岁的王维以慧耳捕捉到了唐土华族“最”隐秘的风声。
过年,不论是《荆楚岁时记》或《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历史上的人神共享的传统过法,还是商业社会的物欲横流的饕餮过法,或“宅”或“驴”的另类时鲜过法。不管世界末日的号角何时吹响,中国人也会不理不睬,照旧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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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段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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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三峡》杂志 2012年第2期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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