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开国将军蒙难，侄女一家却寄来绝交书，事后发现误会一场

1951年，开国中将文年生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岳阳，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使他倍感亲切。此时，文年生正担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对家乡的建设十分关注。

岳阳地处长江和洞庭湖交汇处，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根据战备需要，中南军区决定在岳阳建设一个大型军需工厂，文年生将军此次回乡主要是为了了解这个工程建设的情况，他一再嘱咐相关负责人，一定要搞好工厂基础施工，尽早开工生产。

视察完军需工厂之后，文年生这才提出回老家文家屋场看看。县领导闻言，欲摆宴席请客，却遭将军拒绝：“我是岳阳人，不是贵客，不要浪费钱。”

县领导又提出陪将军回乡，将军再次拒绝：“我是回家探亲，不是回去光宗耀祖，不要搞前呼后拥那一套，你们做各自的事情去吧！”

就这样，文年生在没有任何领导的陪同下，仅与警卫员、秘书一同回到了家乡。但将军回乡探亲的消息还是在文家屋场蔓延开来，许多老百姓纷纷涌来看他。听着亲切的乡音，文年生合不拢嘴，关切地询问着乡亲们土改后的生活情况。

然而，文年生放眼一望，一众亲朋好友中唯独不见舅舅瞿海平一家。

一提起舅舅，文年生将军的心里五味杂陈，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当年舅舅刻薄的样子，还是给他当时幼年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阴影。

文年生出生时正值过年，因此取名“年生”。他是家中老大，地下还有两个弟弟“和平”与“庆祥”。按照族谱记载，他们是文天祥之子道生公第十二代后裔。

文家祖辈都是穷苦农民，文年生8岁时开始帮父亲种地，给地主家放牛。10岁父母把他送到了文氏祠堂读书，但只读了一本《百家姓》就再也没钱念书了。

文年生很想读书，却只能站在私塾窗户底下听老师教书。回家后他闹着要上学，母亲只好对他说：“家里没钱供你上学，但只要你学好一门手艺，就不怕以后没饭吃。”

就这样，文年生被母亲送到了几里地外舅父瞿海平家里学裁缝手艺。

瞿海平其实也是文年生的姑父，这个有着双亲关系的长辈本来应该对他格外关照，可偏偏舅父生性暴躁，一言不合就用戒尺打他。舅姑妈为人也十分刻薄，文年生每天做工回家还要替她照顾小孩，小孩哭了，舅姑妈就打骂他。

平日里身体上的虐待尚可忍受，但尊严的践踏让文年生实在忍无可忍。

1919年，文年生12岁。寒冬的一天晚上，文年生拿着一盏油灯上厕所，但刚踏上粪缸蹬板，就不小心将油灯掉进了粪缸里。舅姑妈得知后破口大骂，非要他将油灯捞出来，舅父说天太黑看不见，等明天再说。

文年生原以为舅父舅母不会再为难他，可第二天一早，舅母就逼他脱光上衣，光着膀子伸到粪坑里把油灯捞上来。文年生深受屈辱，一气之下跑回了家，本想得到母亲的安慰，但母亲却说：“我已经决定把你过继给他们了，你赶快回去！”

文年生实在不愿意再回去受罪，连夜收拾行李离家出走了，家人四处寻找毫无音讯，都以为他已经客死他乡了。直到文年生回乡，大家才知他当初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8军，后来又参加了红军。

对当日舅父的薄待，文年生永远无法忘记，但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他也愿意放下过往重新建立关系。

于是，文年生拜别了其他亲友之后，径直来到了舅父家中，还送给了他一件皮袍。舅父喜出望外，以后逢人就夸文年生不计前嫌、懂礼数讲情谊。

虽然从裁缝学徒变成了开国将军，但文年生从来不利用自己的权力给家中任何人开后门。当弟弟提出要跟他出去做事时，他说：“你的想法不太符合实际，你没有文化，年纪又大，出去能做什么事呢？还是在家里种地好。”

1961年，文年生回到了家乡龙湾公社。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他为了向社员更多地了解百姓生活上存在的困难，连家也顾不上回。弟弟听说哥哥回乡，带着自己的二儿子赶到了公社，想要哥哥带自己的儿子到外面读书。

文年生语重心长地对侄子说：“你想读书，这很好。你有一个当官的伯父，能让你到外面念书，但没有当官的伯父的人怎么办？所以你还是在乡里念书得好。”他鼓励侄子好好念书，等考上了广州的学校，再为他庆祝。

之后，文年生没有再与弟弟侄子说话，继续解决乡里的问题。

文年生将军生性正直、作风正派，疾恶如仇。可正是他这种性格，得罪了不少人。1955年，文年生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兼后勤部长，黄永胜为司令员。

在工作期间，由于两人脾气不同产生了许多矛盾，从而结下了恩怨。黄永胜为人狡诈，心存记恨，到1966年的时候，有林彪撑腰的他对文年生率先对文年生发难。文年生将军因此被免除了职务，司机、炊事员也都被赶走，夫人苏枫两次被送到学习班学习。

长期孤立无援的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摧残，健康严重恶化。

将军老家的村民回忆，在文年生危难时期，有个贴心的警卫员曾化装来到岳阳，找到文年生二弟的女儿文干保家，想请他们凑点粮票和钱，用来给将军买食品。

文干保曾被文年生带去广州读书，受之恩惠。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警卫员被大队造反头子拦住，并严厉警告，还拿出文干保按下手印的断绝书交给了他。警卫员失望至极，落寞地返回。

将军夫人苏枫得知此事后非常痛心，不久侄女亲自上门，她拒不相见。

直到许多年后，苏枫才得知当年之事其实是误会一场。原来，在警卫员提出请求后，文干保与家人就四处凑粮票和钱，谁料大队造反头子闻讯后，强迫她在以她名义写的断绝书上按了手印。

文家亲属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气愤，急忙派人去追赶警卫员，收回断绝书并送上粮票和钱，只可惜警卫员已经坐车离开了。这件事成为了文家人许多年来的遗憾。

苏枫了解实情后感慨万分，与侄女一家又开始保持联系。可是文年生将军再也看不到这温馨场面了，因为他已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

在文年生将军去世十年后，他终于得到了平反，广州军区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