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临终才醒悟，未免太迟了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出台，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完全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统治基础都离它而去。一个没有基础的巨大建筑，轰然垮塌只是时间问题了。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平地枪响，大清王朝轰然坍塌，出人意外。因为，就在半年前，革命党人孙中山、同盟会经过精心筹划准备的广州起义以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惨告失败，史称“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使同盟会丧失许多优秀干部，领导力量大为削弱，内部分裂更加严重，革命成功，遥不可期。然而仅仅时隔半年，仓促举事的武昌枪响却吹响了清王朝覆亡的号角。

武昌首义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以士绅、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的支持。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由于原先安排好的领导人或伤或逃，一时群龙无首，亟欲找声望素著的人物充当新政权的领袖。

清军协统黎元洪被革命党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而政务、交涉之事，则期望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负责。汤表示赞许革命，尽力帮忙，自己不知兵事，但可在政治和民事方面赞助，还提议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

武昌起义的初步胜利、新政权的渐渐巩固及汤化龙等人的通电，使不少省份咨议局迅速响应革命，反过来又大大鼓舞了更多省份民众和立宪派，推动了更多地方响应武昌起义。

从武昌首义至四川军政府成立，50天内，共有14个省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清政府的半璧江山已去，为最后倾覆清廷，民国肇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起义各省，立宪派、绅商都不同程度地协助了反清的“独立”运动。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省份是以立宪派为主的，甚至某些省份还是立宪派独自完成的。辛亥革命，立宪派功莫大焉。就社会阶层来说，立宪派的主体绅商最有力量，而孙中山以前武装起义未获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得到立宪派（绅商）的支持。此次武昌枪响最后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响应。

立宪派革命化，从根本上说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协、拒不放弃利益的结果。从清朝建立起，虽然朝廷亲贵对汉人、汉族大臣一直防范很严，但至少形式上一直泯灭满汉差别、矛盾。然而，至少从1906年秋改官制起，到1911年5月的皇族内阁的出台，它的政策总体上却是利益高度集中化、利益边界高度清晰化。使士绅、甚至一部分汉族官员也清晰意识到自己并不在这个“利益范围”之内，自己并非清廷的“自己人”，产生强大离心力，不仅士绅走向革命，许多汉族官员在关键时刻也背叛朝廷。

1911年10月30日，许多省接连独立，响应革命，清廷接连颁发《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实行宪政谕》和《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此时此刻，它才想起“妥协”，但为时已晚。

11月7日，并不激进的思想家严复在给《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Morrison, George Ernest）的信中说：“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这些确实“太迟了”，事实说明：改革之门越宽，革命之门越窄；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闭关之日，就是革命之门洞开之时。而革命之门一旦大开，就很难关闭。

临终醒悟，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