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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群体一直都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各个时期，但是却遭受着不一样的待遇，尤其是男同性恋群体。
随着近年来，社会宽容度以及公众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的不断转变，对于同性恋的认可度也逐渐趋于缓和，但是同性恋婚姻在中国依然不合法。
而关于同性恋群体的具体数字，不同学者还是存在分歧。根据国外研究估计同性恋者占全体居民3%-4%，
因此根据此估计，我国性恋人群的规模应在3600万-4800 万之间。不管真实数字如何，同性恋都将是一个数量相当大的群体存在于当今社会，
社会学家刘达临就曾经预测大约会有90%以上的男同性恋者都会选择与异性结婚，而其中80%会进入婚姻或者已经在婚内。
而这种婚姻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遭受社会各界压力和痛苦的群体，即同妻。
根据张北川在文章《关于“同妻”人口数量等估测》中保守估计中国同妻的人数应该在1000万以上。
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绝大多数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男同性恋者走入了婚姻。学者李银河指出，同妻群体除了性权利被剥夺、情感生活得不到满足之外，
更大的痛苦是她们羞于倾诉，因为向人倾诉的后果往往是被嘲讽、歧视，导致大部分同妻不敢发出声音。
李银河就在《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同性恋者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就在西方只有不到20%的男同性恋者会选择与异性结婚。
而在中国，绝大多数同性恋者准备或者已经结婚，真正准备独身的只有很少一部分（由于中国同性婚姻并不合法，因此独身并不代表单身）。
“同妻”婚姻困境的直接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性生活困境，身份缺失，疾病威胁，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及对于婚姻的忍耐。
中国“同妻”婚姻困境问题的关系图
《中国“同妻”的婚姻困境研究》一文也通过对同妻的婚姻困境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同妻”婚姻困境是同性恋问题的延续。
首先，受到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特别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影响，使得大部分的同性恋进入到了异性婚姻。
其次，访谈中的大部分同妻都认为只要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同妻”的婚姻困境问题就会解决，然而即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后，
相关保障措施跟不上以及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整体态度没有变化，那么还是会用大量的同性恋会进入异性婚姻，仍然会存在同妻现象。
不管同性恋因为何种方式进入异性婚姻，均会产生大量的问题。这也是同妻产生的原因，是同妻婚姻困境产生的直接原因。
第二，造成中国“同妻”婚姻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
首先是现代婚姻观念与传统婚姻观念的差异导致了男女在择偶与婚内期望存在着差异，
男女择偶的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女性的一种否定，而婚内期望的差异则是体现了女性在婚姻中地位的不高。
其次，在性别文化中，性长期以来是作为禁忌存在的，性作为禁忌在女性身上比在男性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
这就导致了有很大一部分的女性在“性”上缺乏主动权，而一部分女性缺乏性教育知识也导致了女性“性”地位的不平等；
而性的双重标准，指的是对某一特定行为的判断针对男女性别有不同的标准。
同一行为，如果发生在男性身上，可能是适宜的，甚至值得赞许的，但是如果发生在女性身上，可能就会被认为是不得体的。
最后是一直以来社会都处在父权制的统治之下，社会性别制度能够持续的目的就是把女性作为一个屈从于男性的群体来建构，以维护父权制社会的统治。
但是随着男女平等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使得“同妻”，甚至是女性的境况也发生了很大改变，能够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学者们对于如何解决“同妻”婚姻困境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宣传工作，提升性多数群体对性少数群体的认知和理解；
第二，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化；
第三，同妻保护工作建章立制，特别是加强《婚姻法》对同妻的保护；
第四，设立专门社会团体，维护同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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