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坦言怕任弼时，因他曾是自己老师，师哲分析：恐怕原因不在此

贺老总曾讲过这样一句话：

“毛主席讲，有的人向外发展，有的人向内发展，康生就是个外向的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个内向的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就是说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

原来曾担任过任弼时秘书的师哲，认为贺老总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

有意思的是，据师哲自己回忆，当年在延安时，康生曾看他很不顺眼，但因为师哲是在任弼时那里工作，康生才保持了对他的客气。

师哲曾问康生：

“你为什么这样害怕任弼时？”

康生坦言：

“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

师哲晚年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还忍不住摇头：

“现在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

一

聊起任弼时，很多人都会想到五大书记。

五大书记是毛主席、周恩来、朱老总、刘少奇、任弼时。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任弼时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如果不是1950年因病早逝，任弼时还会是国家领导人之一。

有意思的是，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这样写，任弼时如果不早早去世，会授予什么军衔？

有人煞有介事的分析称，任弼时出任过红二方面军政委，抗战时期出任过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认为他怎么样也应该是个元帅。

其实这样的分析有失偏颇。

任弼时年纪虽然不大，但是在党内资历非常老，1904年出生的任弼时1920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还不满20岁。

1924年，任弼时回国后被安排到上海大学教俄语（当时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导创办并实际领导的第一所正规大学），期间康生也在上海大学学习。

这也是康生后来提及任弼时是他老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任弼时回国初期最初只负责宣传工作，直至后来大革命失败。

1927年4月27日，党的五大在在武汉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应对大革命失败，决定中国共产党未来前途命运的一次会议。

任弼时作为代表出席了五大，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当时面临“右”倾投降主义危险的时候，屡次致书陈独秀，要求改变策略。

1927年8月7日，任弼时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1928年六大，任弼时仍然当选中央委员。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当选政治局委员。

尽管年轻，但任弼时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始终能够对局势做出正确的分析，这也使他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居于党的领导岗位上。

不过中央后来由于受到左倾错误影响，博古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积极，所以免去了他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不久后兼任湘赣军区政委。

任弼时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打压，但他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还在。

1934年，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西征（当时任弼时随军行动），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师，当时虽然没有成立军团指挥部，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任弼时出任红二军团政委，红二、六军团的整体指挥就落在了贺龙、任弼时身上。

后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也是任弼时力主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回忆，当时任弼时曾找他谈话。

“北上有没有决议？”

傅钟答：有。

任弼时继续问道：

“有，为什么不执行？！”

傅钟记得很清楚，任弼时当时这简单的两句问话，把他问的冒了汗……

二

抗战爆发后，任弼时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但任职时间很短。

1938年3月，任弼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师哲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担任他的秘书。

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虽然取得了联系，但受限于条件，通讯很差。

任弼时1940年3月回国后，带回一部电台，在中央指示下，成立农村工作部，专门负责与苏联联系，有了任弼时作为中转后，共产国际总算才能有效理解中共中央的政策。

除了部分电报由师哲翻译外，一些机密的电文通常都是由任弼时直译，直接送毛主席，毛主席起草的电文，也是他们两人译成俄文后传递。

这项工作后来一直维持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

这期间一些重要的电文，都是由任弼时保管的。

总的来看，任弼时虽然长期在苏联，在毛主席身边的时间也很短，但他却能很好的理解毛主席的意思，特别是他对国内革命形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这也是他能够跻身党的领导人的重要原因。

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书记处替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行使职能。

任弼时从1940年3月回国后就参与书记处的工作，到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刘少奇、任弼时被选入书记处，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当中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从1937年党便开始筹备召开七大，还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当时任弼时还在前线，并不在其中，而负责七大筹备工作的负责人是时任七大筹委会秘书长的王明。

对王明的问题，过去其实我们聊得多了，特别是他抗战后回国后，一系列不着四六的言行，在党内并不得人心。

据师哲回忆，王明曾有段时间负责西北局的工作，但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很差，惹来很多非议，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就曾向毛主席抱怨：

“原来我们以为苏联的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原来是祸从天降。”

任弼时后来回国后，就分管了西北局的工作，并同时担负了中组部以及工、青年、妇女工作。

鉴于任弼时出色的能力，中央在他回国后不久，就点名他出任七大筹委会秘书长，负责筹备召开七大，但因为后来皖南事变，所以七大就被推迟了，但这份工作任弼时一直抓着，时不时要向中央请示。

久而久之，任弼时就参与到了中央的工作中，那时任弼时虽然没有正式职务任命，但他其实就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并协助毛主席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1941年“九月会议”上，任弼时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张闻天还在中央书记处任书记，但他那时的工作重心已经不在书记处，而是负责宣传、干部教育和理论研究等工作，到1942年张闻天申请到晋西北农村进行一年多的考察，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则完全由任弼时负责了。

张闻天那时工作重心虽然已经转移，但任弼时仍然对他保持了相当的敬重，两人的关系始终很好。

三

任弼时的工作特点就是谦厚而不失威严，哪怕是后来成为党的领导人以后，和身边的人相处也都很融洽。

当时中央办公机构尚未形成健全的办公制度，工作秩序很混乱。

据师哲回忆，他和任弼时刚搬到杨家岭办公的时候，一个军委姓李的秘书派警卫员送来一张条子，上面写着：

“弼时同志，听说英文打字机在你哪里，请速送来。”

当时任弼时已经是党的领导人，这张条子未免无礼，就连师哲看了以后都很生气，唯独任弼时笑呵呵的，但他也没去送打字机，而是等那人上门来取。

任弼时后来健全党的中央机构以及组织工作，就是从这一些小事开始的。

当时筹备七大召开，需要逐个审核七大代表的资格，这是一项细致的工作，不少被推选为代表的人身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错误。

但面对问题，任弼时从来不疾言厉色的批评他们，而是循循善诱，耐心教导，让他们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使得七大代表中有几名有“污点”的干部承认了自己的问题。

在领导干部工作中，任弼时曾有过这样一句话：

“无论对干部或群众都不能采用高压手段，不能威慑，不能使人害怕，因为那样会因惧怕而畏法，而疏远，而不讲真话，那样就无法弄清真实情况，从而也就使问题无法得到澄清和解决了。”

师哲后来深受任弼时工作风格的启发，后来他曾深有感触的说：

“正因为弼时善于同干部、群众商量问题，征询意见，采纳别人的建议，所以他的指示和意见较易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中央五大书记，是1945年4月七届一中全会以后形成的，但周恩来、朱老总是七届一中全会上才被选入的，任弼时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见他在这一时间段内发挥的重要作用。

还有个历史细节值得一提。

任弼时负责筹备七大期间，各项工作事无巨细。

当时，任弼时还负责筹建了召开七大的会议地点——杨家岭礼堂，这个礼堂至今仍在。

据说胡宗南后来攻入延安后，曾考虑拆掉过这个礼堂，后来问了当地人才知道，这个礼堂构造十分巧妙，哪怕拆一块砖下来，都有可能导致礼堂坍塌，所有人都担心拆的过程中造成坍塌被砸死，故而只能放弃这个打算。

有一点非常遗憾，就是任弼时去世太早，1950年去世年仅46岁。在五大书记中，任弼时年龄最小，和邓公是同岁的。

如果不是因为英年早逝，从年纪上论，任弼时完全可以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培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