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教授：文科危机出于人文科学学院化和职业化之后的自我封闭

近日某主流媒体刊发了一篇关于全球大学文科衰退的文章，题为《全球文科倒闭潮，来了》，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文中大致的论据包括列举了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高校取消部分文科课程、录取学生数减少、缩减文科专业等等，并分析了文科边缘化的各种原因，包括大学的财政压力，迫于社会需求的结构性优化，最重要的是在快速发展的技术面前，文科专业难以自证意义，而当下的Z世代年轻人更加务实，希望通过专业学习寻求稳定的职业和回报——在经济状况不佳的大背景下，文科比理工科更加难以提供这样的职业承诺。

类似的声音近年来层出不穷，包括之前有大V宣称文科是“服务业”，引得众多学者群情激奋。还有最近有几位哲学专业的毕业生投身于脱口秀行业，当他们站在舞台中央开口第一句话“我是学哲学的”，就能引起哄堂大笑，接下来便是拿学哲学的找不到工作为笑梗来玩，仿佛像哲学这样的文科专业已经成了不食人间烟火、脱离时代的标签。

在这里讲的文科，主要指的是类似文史哲这样没有明确对应职业技能的人文学科，经管法学之类社会科学专业应当排除在外。笔者从事的专业是已成为脱口秀固定梗的哲学专业，自然是倒闭潮中首当其冲的阵地。作为相对资深的从业者，笔者自然不希望专业消亡，如何保卫哲学，如何保卫文科，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回顾历史，其实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就在现代大学中不断被边缘化，被迫不断自证意义。这一进程与哲学家的学院化和职业化的过程基本重合，在十八世纪之前几乎所有哲学史上的哲学家都不是大学教授，但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所有我们知道名字的哲学家都是哲学教授。以哲学为代表的文科，成了纯粹的学院活动。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重要指征，一方面是新的技术发明不断提升人类的生活水准、更新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就是学科不断细化，每一门科学都针对研究一类对象，在这个细化过程中，作为当代知识体系中的分支的人文科学在不断退缩其研究领域。这一点在哲学中尤为明显，恩格斯就说过，十九世纪的哲学所能研究的就只剩哲学史了。与此同时，随着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科学也在不断地学院化和职业化，复杂的哲学概念和哲学文本构成了与日常生活绝然无关的专业门槛。在这样的情势下，人文科学的边缘化不可避免，它既不能提供新技术和发明改善人类生活，也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某一类自然对象的新知识，同时却以佶屈聱牙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远离日常经验。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新康德主义、现象学、阐释学、批判理论无不是以批判现代技术、捍卫人文科学为己任。这些捍卫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在现代大学体制中人文科学的尊严和地位，但同时，人文学科理论话语的不断建构却加剧了其学院化的趋势，与日常生活进一步脱节。随着新技术的不断飞速发展以及人文科学相对的停滞不前，当代人文科学的危机重新浮现，在高校的文科教育中尤其明显，才有“倒闭潮”的耸人听闻。因此当下我们的问题是：面向未来，我们应当如何保卫人文科学？

从人文科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当今的危机首先出于人文科学学院化和职业化之后的自我封闭。以哲学为例，哲学在漫长的历史中是一切知识的根基，是批判性思维方式，是探索普遍真理的最高认知模式，是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的最高智慧，但是近代以来哲学却成了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指向实际生活的问题意识，却以复杂的理论话语和概念体系自我包装，这使得其几乎完全脱离了日常经验，成为当代生活的飞地。因此保卫人文科学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恢复其公共性，文科应当有能力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这个“产品”并非物质或技术层面的，而是观念、意义、话语和理论，今天的文科应当能够也敢于面对时代的问题，参与时代观念的建构，为大众提供有解释力的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通过诠释经典来引导和塑造民众的品位。今天，我们并非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更不需要文科，毋宁说，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直面时代问题、具有充分的公共性、能够为当下提供生命意义的文科。当然，我们强调文科的公共性、时代性、问题意识，并不是要彻底抛弃文本和理论的工作，而是说我们要在学院化的理论探索和学术的公共性、时代性之间寻求平衡，应当尝试将理论话语转化为时代需要的精神资源。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技术时代，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正在飞速颠覆我们惯有的认知模式、生活方式和知识系统，人类应当有一套相应的伦理和道德规则来应对这些变化，大众应当有可通达的话语路径理解新技术及其影响。随着技术发展引发的就业系统的变化、寿命的延长，人类应该建构新的意义系统来安顿人生，这些任务都是文科应当承担的。

就文科在现代大学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功能和发展可能而言，窃以为有如下四个向度：

首先，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人文科学的研究和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凝聚共识的重要途径。阿伦特说，文化是“照管往昔的纪念碑”，文化首先是历史传统的延续和继承，而这些传统并非仅仅是当下生活可有可无的装饰，更是人类共同体建构自身意义系统的观念资源。当代人类认同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正是基于特定的文化传统构建起来的。人类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和谐相处，要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些价值观念不是技术科学提供给我们的，而是人文科学建构论述的。2024年的世界哲学日主题为Bridging social gaps（弥合社会裂痕），就强调了在深层全球化阶段，当信仰、价值、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冲撞时，以哲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应当起到弥合裂痕、凝聚共识的功能。

第二，在现代大学教育中，文科教育将更多承担通识教育的任务。面向未来的文科教育不应也无法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向受教育者做出从专业到职业的明确承诺，而是首先应当致力于为未来的科学家、技术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人文素质教育，也就是通识教育。面向未来的通识教育提供给受教育者的并非具体的职业技能，也不是标榜“无用之用”的故纸堆里的学问，而是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跨文化和跨人际的共情能力、具有自我建构意义的能力而不被优绩主义等任何褊狭观念系统裹挟的世界公民。

第三，文科教育还应当向社会大众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深化，社会对于人类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低，职业和人生的关系将发生颠覆性变化，人们将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可用于阅读、思考和学习。而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而言，随着全球的少子化倾向，高等教育作为对青年人的专业职业培训的功能势必大为削弱，未来的大学功能将偏重于成为民众终身学习的场所。一位五十岁退休的工程师或者投资人，不太会选择去攻读物理学、材料科学或金融学的博士，但很可能对获得文学、历史学或者哲学专业的博士更有兴趣，较为丰富的人生经验有助于他们在文科专业学习中获得体悟。未来的文科教育在公民终身教育领域内将大有可为。

第四，文科应当参与塑造科学技术的未来形态。相较于农业时代和传统工业时代的技术发展速度，今天的新技术正以几何级的高倍速度实现更新。技术的飞速变化超过了人类社会建构与之相符的意义系统和伦理规则的进程，因此人文科学中的相应分支领域比如哲学和伦理学，应当深度关注科学的进展，为新技术建构适当的价值系统和伦理规范。同时人文科学应当从常识角度出发对科学方法进行整体性反思，划定技术和日常生活经验、个体生存的边界。最后，人文学科还有责任将新技术的进展转化为可讨论的公共语言，以科普的方式使之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可以理解和讨论的话题。人文学科在科学领域内工作，将使新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生活，塑造向善的新技术形态。

今天说全球文科衰退，尽管有一定的事实基础，但也有标题党的夸大嫌疑。近年来西方高校中文科教育不断萎缩，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在资源上对文科的支持和重视则是持续而稳定的。近年来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要求下，中国高校的人文科学并未像西方世界那样经历倒闭潮，也不像脱口秀段子表达的那样边缘化。2024年岁末，就在《倒闭潮》一文在网上疯传之时，中山大学正热火朝天地召开首次文科发展大会，在几周之前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艺术研究院，2024年夏天南京大学哲学系升格为哲学学院，时间再倒推一年多，2022年7月浙江省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促进条例》，保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体制机制、经费投入，同年12月浙江大学正式成立文学院、历史学院和哲学学院。这些中国顶尖高校和相对发达地区在制度和资源上对人文学科的支持，尽管不能短时间翻转公众对文科的惯常印象，也难言文科就此能成为高校教育的中心，但至少给人文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面对西方的文科倒闭潮，中国的人文科学工作者要以世界性胸怀面对时代之题，更多地担负起保卫文科的责任。

作者介绍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现象学、当代欧陆哲学、跨文化哲学、非洲哲学等。